西哀耶斯

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耶斯(Emmanuel Josoph Sie-yes，174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鼓动者和1799年雾月政变的策划者之一。

西哀耶斯出生于普罗旺斯省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弗雷儒斯城的一名公证人。由于身体孱弱，从军的幻想破灭，他被虔诚的父母送去受宗教教育。1775年任特雷吉埃师团议事司铎。1787年任夏尔特尔副主教，因非贵族出身，升迁受到阻碍。他自幼喜好哲学，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研读过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还时常到巴黎参加一些俱乐部和“哲学沙龙”的活动，并开始构思他所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

1788—1789年间的整个冬天，西哀耶斯一直住在巴黎。这时，封建政权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路易十六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同意召开中断多年的三级会议。西哀耶斯连续写了三本反映第三等级要求的鼓动性小册子，其中以《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1月)影响最大。该书写道：“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然而是受束缚、受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它又是什么呢?仍然是一切，但是是自由而昌盛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什么也不行;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定会来得更好。”在这本书中，西哀耶斯强调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认为只有第三等级才能代表2500万法国人民;反对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中让特权等级占优势;号召“第三等级必须单独集会”，组成国民议会来行使主权;如果国民的权利遭到特权等级的反对，就应当“诉诸全国人民的裁判”。此书集中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要求废除等级特权和夺取政权的强烈愿望，因而轰动一时，两个月内即销行3万册。西哀耶斯为此名声大噪，俨然成了第三等级的代言人。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召开，西哀耶斯被选为巴黎第三等级的代表。起初，三级会议因特权等级的阻挠而无法进行。西哀耶斯在会上以简短而有份量的语言鼓动第三等级代表独立行动。在他的建议下，第三等级代表于6月17日宣布自己单独组成国民议会，唯有他们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共同意愿。20日，国民议会代表违抗国王关闭三级会议会场的命令，前往附近的网球场继续开会。在穆尼埃的倡议下，西哀耶斯起草了“网球场誓言”，庄严宣布国民议会“在王国宪法的制定和巩固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以前誓必集会于环境所要求的任何地点”，“誓不解散”。23日，路易十六亲自召开御前会议，宣布撤销国民议会的一切决议，命令保留三个等级，分等级议事。会议结束时，第三等级代表拒绝退席，在米拉波和西哀耶斯等人的鼓动下，国民议会继续进行讨论，坚决维持所有的决议，从而击退了国王和特权等级的进攻。

在党派林立、纠纷迭起的大革命时期，西哀耶斯没有明确地加入某一派别。但此后的活动表明他是一个温和派，企图把革命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自己为制宪议会，他被选入制宪委员会。他撰写了《人权宣言》草案，但因思想表达含糊而未被采用。在制定宪法时，他关于划分“积极”和“消极”公民的主张被采纳了。他企图废除一切教士职位，实行自然宗教，但反对无偿废除教会什一税，因而受到议会左翼的指责，认为他仍在维护旧等级的利益。他悲伤地叹息道：“他们只希望自由，却不懂得正义。”他曾参与建立雅各宾俱乐部，但在其左翼加强活动以后就同它断绝往来。他和拉法耶特等一起组织了保守的“1789年会”，又因米拉波同宫廷勾结而对它感到厌倦。在这段时间中，他曾提出种种改革方案，如税收的分配办法、国民自卫军的建制、国家的郡县划分、司法机构的改组等等，但除了改郡为省一项外其余都未被采纳。

西哀耶斯不善辞令、讷于言语，同议会中一大批雄辩滔滔的演说家比起来不免黯然失色。于是，他转而采取谜样的姿态，嘴角上挂着冷笑，对议会的辩论保持着傲慢的沉默。有一次，米拉波企图引他开腔，当众奉迎他道：“一个曾经向世界揭示代议政府真正原理的人的沉默是应受责备的”，“我恳求你们去征求他的忠告，……我认为他的沉默和无为是社会的不幸”。西哀耶斯竟然坐在席位上纹丝不动。他的沉默成了公众不解之谜，认为他定然在进行幕后活动。有人风趣地说：“如果大厅中有一张帷幕的话，我定然能在帷幕后面找到他。”

1791年9月，制宪议会宣告解散。在立法议会时期，他隐居于奥特伊的一所别墅中，以悲哀而带嘲讽的态度冷眼旁观，认为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没有采纳他的建国方案的结果。

1792年9月，西哀耶斯被三个省提名选入国民公会。这时党派斗争已趋激化，他却坐在中间派席位上一言不发。他曾再次被选入制宪委员会，但当他发现另一名理论家孔多塞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之后就退出了。在议会就判决国王问题唱名表决时，他简单地主张“死刑”。他草拟了一份关于公共教育的计划，但被罗伯斯比尔撕得粉碎。他内心对山岳派极为仇视， 责备“这些人不择手段地进行谋杀”，把第三等级的老捍卫者都当作嫌疑犯加以逮捕。他受到丹东的侮辱，马拉的威胁，罗伯斯比尔的攻击。他尽管同情吉伦特派，却避免出面支持他们。眼看着吉伦特派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73名右翼代表提出抗议，他却始终一声不吭。后来曾发现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些私人笔记，结尾全都有这几个字：“必须保持沉默”。其中一份这样写道：“在这样一场精神的洪水泛滥之中，贡献出我这一杯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因此，有人骂他是“最大的懦夫”。罗伯斯比尔抓不到他的把柄，但始终对这位坐在中间派席位上缄默不语的谜样人物感到不安，说：“西哀耶斯神甫不再在台前露面了，但他并没有停止幕后活动。他是革命的鼹鼠。”后来有人问他是怎样度过“恐怖时期”的，西哀耶斯答道：“我活过来了”。

热月政变之后，他又开始活跃起来。他发表了一份“公告”，自称因道德崇高而遭到极端派的仇视。他主张用严厉措施对付骚乱的煽动者，但也不喜欢新当权的前恐怖主义者、腐化分子巴拉斯之流。这位在当时被誉为“头号政治设计师”的中年教士，同返回国民公会的一些右翼代表一起埋头设计建国方案。他不同意将要付诸表决的1795年宪法，但他的方案也没有被采纳。他因此好几个星期没有露面，痛心地再次沉默下来，希望有朝一日会实现他的方案。

此时，他作为大思想家的声望似未减退。他被选为国民公会主席，他拒绝了。他担任了热月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外交事务;主张法国拥有“自然疆界”，希望改变欧洲的形势;曾前往荷兰，强迫它接受和约。他被19个省提名选举为五百人院议员，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他被选为督政官，又拒绝了，认为新政府不会维持太久。1798年5月，在拿破仑出征埃及的同时，西哀耶斯也因受到巴拉斯等人的猜忌而被派往柏林任驻普鲁士大使。人们把普鲁士保持有利于法国的中立归功于他。

1799年5月，督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第二次反法同盟兵临边境，国内人民不满，社会动荡，各党派激争不已。在这种形势下，督政府被迫进行重大改组，西哀耶斯当选为督政官，立即被从柏林召回巴黎。他认为制定最后一部宪法来结束革命、建立秩序的时机到来了。他感到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非借助一把“宝剑”不可。他对他所任命的警务部长富歇说：“需要两件东西：一个头脑和一把宝剑。”“头脑”就是他本人，“宝剑”还有待于寻找。他开始物色人选，希望找到一名听话的将军作为工具：最中意的儒具尔不幸新近阵亡了;马塞纳太缺乏政治头脑，贝尔纳多特和儒尔当又太左倾;莫罗倒还可以，此人是共和主义者，军事上很有才干，政治上却既少手腕又无野心。葡月的一天，西哀耶斯正在卢森堡宫中同莫罗密谈，一名信使气急呼呼地前来报告从埃及回来的拿破仑已经在弗雷儒斯登陆。莫罗闻讯后对西哀耶斯说：“那就是你所需要的人”，说后就走掉了。几分钟之后，西哀耶斯告诉吕西安·波拿巴说：“骰子已经掷下，我们都得聚集在你哥哥的周围。”拿破仑一到巴黎即同西哀耶斯挂上钩。他虽然并不器重西哀耶斯，却精明地投其所好，说：“我们没有政府，因为我们没有宪法——至少是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您的天才一定能给我们提供一部宪法。”

雾月政变之后，西哀耶斯任第二临时执政。他终于和盘托出了构思多年的宪法草案。根据分权和相互制约的原则，他设计了极其复杂而缜密的行政、立法、监察、选举等机构和活动程序。他把法国的行政和司法分为三级(公社、郡、国家)：第一级设市政府、治安法庭及初审法庭;第二级设郡政府和上诉法院;第三级设中央政府和最高法院。立法机关分为三院：参政院提出法律，保民院讨论法律，立法院通过法律。中央行政权力属于三名执政官：其中由元老院选出的大选长是最高行政官，他享有尊荣但无实权;由他提名的另外两名执政官(战时执政和平时执政)则分掌对外战争和治安，并由他们提名各部部长组成掌握实权的政府。选举是分级进行的，一切成年男子只有最初阶段的选举权，选出人数的1/10，称为“公社名流”;公社名流又选出本身数目的1/10，称为“各郡名流”;各郡名流再选出他们之中的1/10，称为“全国名流”;国家掌权者从全国名流中选择立法机构的成员和政府中的主要官员。西哀耶斯企图以此既对人民的权利加以一定的限制，又对野心家篡夺政权严加防范。他准备让拿破仑担任最高行政官，拥有一笔600万利弗尔的年俸，一支3000人的卫队，以凡尔赛宫为官邸，对外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对这一空头衔嗤之以鼻，嘲弄地说：“你们怎么能设想，一个有点才干和荣誉的人，会甘心当一个拿几百利弗尔的造粪的猪崽呢?”于是断然否决了这份草案。西哀耶斯本来打算争辩。富歇提醒他，同掌握着全国军队的拿破仑争辩是不会有好处的。怯懦的西哀耶斯就只得故伎重演，默默地听任拿破仑把那具有精巧的均衡安排的官僚制度变成权力无限的独裁制度，把垂拱无为的最高行政长官变成大权独揽的第一执政。结果，1799年12月24日正式公布的共和八年宪法已经同西哀耶斯宪法草案旨趣大异了。

西哀耶斯被排出了执政府，为了抚慰这位雾月的阴谋家和制宪工作的操劳者，拿破仑让他担任元老院主席，赠送他克龙庄园，并于1808年封他为帝国伯爵。诗人勒布伦当时写了首短诗讽刺他：

“西哀耶斯把王位献给波拿巴，

想把他埋在王位四周的堂皇垃圾中;

波拿巴把克龙赐予西哀耶斯，

既报答了此公，也贬低了此公。”

自此之后，西哀耶斯不问政事，在庄园中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惩处“弑君者”时，他逃亡布鲁塞尔。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回到巴黎，被路易-菲力浦封为贵族。他一直活到88岁的高龄，于1836年去世。

西哀耶斯是法国大革命中别具一格的人物。如果说有所谓“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的话，那末他就是一个典型。他无疑不属于具有独创性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之列，但他终究宣传了人民主权学说和代议制理论，设计了甚至比孟德斯鸠还要缜密细致的权力均衡和相互制约的政治结构蓝图。他高傲、自信、固执己见，抱着实现自己方案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也曾几度获得很高的威信和地位。悲剧在于他太缺乏行动的能力和勇气，太藐视历史现实的力量。在波涛汹涌的大革命洪流中，历史的航船所需要的首先是熟谙水性、善驾轻舟的舵手和海员，而非埋头图纸的设计师。在议会的讲坛上，笨嘴拙舌使他在一大群口若悬河的雄辩家面前相形见绌。在党派斗争中，卑怯懦弱又使他避开白刃相向、你死我活的冲突，退居幕后，冷眼旁观。沉默无为帮助他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恐怖时期”，成为革命前期突出人物中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而这位幸存者在1799年登上政权顶峰时所采取的最后一次行动，不过是把自己曾参与发动的革命交给了军事独裁者拿破仑，从而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温和派共和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