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1920)， 美国左翼新闻记者，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
1887年10月20日， 约翰·里德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港。父亲查尔斯·杰罗姆是纽约人，在波特兰代理一家纽约商行，负责监督该行在美国西北地区的农机销售业务。母亲玛格丽特是波特兰首富享利·格林家的掌上明珠。幼年和童年的里德居住在外祖母家中。他从外祖母那里学到了勇于追求新事物的品格，从母亲的教育中学会了到童话和小说中去寻求乐趣。外祖母家的中国厨师是里德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他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中国神仙鬼怪故事，激发了他对异国的向往之情。这些教育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不到9岁的里德已经开始编写剧本，他立志要做诗人和小说家。
9岁那年，里德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不久，由于父母迁到城里居住，里德便进入城里的私立波特兰中学。不久，他就成为闻名全校的小诗人、文学家、校刊编辑。他用自己编造的美妙故事把许多同伴吸引到了自己身边。
里德17岁从中学毕业，进入新泽西州莫里斯敦预备学校学习。其间，里德的父亲被任命为联邦法官，他不顾过去的朋友们的阻挠和报复，揭露了一些贪污和行贿的商人和企业主。父亲的刚直不阿深深地感染了里德，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1906年9月，里德考入哈佛大学。在学校里，他积极地从事业余写作，为哈佛学生的流行滑稽刊物《讽刺月刊》和《哈佛月报》撰稿，并先后成为这两个刊物的编委会委员。此外，他还是哈佛西部学生组织“西部人俱乐部”的主席。1910年6月，里德从哈佛毕业。
离校后，里德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用作工和写游记挣路费去环游世界的计划。1910年7月的一个早晨，他受雇作为牛倌，乘上一艘牲口船去利物浦。雇主给他的报酬就是免费乘船。到达利物浦后，里德从那里步行到伦敦，以后又乘船去巴黎，再从那里乘火车到西班牙。在英国乡村的农家小仓中，在巴黎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内，在马德里沸腾的市集广场上，里德都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1911年初，里德从欧洲回到美国。他在故乡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就出发到纽约去闯荡。在那里，他由父亲的一个朋友，职业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介绍，先在《纽约环球报》，后在《纽约杂志》谋得一份工作。斯蒂芬斯在美国新闻界以“丑闻揭露者”而闻名，在政治上和新闻业务上给了里德大量的帮助和指教。斯蒂芬斯带里德参加各种会议：有社会主义者的，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有劳工领袖的，也有税收改革论者的;还鼓励里德亲自去探索纽约这个大都市，从实践中学习。里德经常在工作之余漫步在纽约的街市、公园、戏院、旅馆中常见到他的身影，贫民窟、赌场、秘密舞厅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曾在威廉斯堡桥的桥墩上度过了一个夏夜，也曾在富尔顿市场一个装鱿鱼的筐子里安睡了一个夜晚。从这些考察中，他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困、罪恶、以及贫富之间的极端不平等。
在这段时间中，他的各类作品相继问世。小说《堕水》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社论《移民》发表在《科里尔》杂志上，随笔《大企业家的虚伪道德观》被《趋向》杂志采用。他开始被人看作职业作家，并应邀参加了纽约文化艺术名人组成的团体“自费聚餐俱乐部”。
1912年秋，里德被左翼的《群众》杂志聘为撰稿人，并参与制定了该刊的新宗旨：刊载那些被某些牟利性刊物认为过份揭露和直言的文字;反对僵化，反对教条，不奉承任何人。他从《群众》杂志那里没有获得任何稿酬，却获得了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该杂志所提供的“写作自由”。
1913年，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的25，000名丝绸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纽约报界对此采取了缄口不言的态度。里德作为《群众》杂志的记者，独自赶去采访。在那里，他由于“蔑视侮辱警察”而被投入监狱。这倒给了他一个极好的采访机会。监狱中关押着大批的罢工工人，里德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他们向里德讲述罢工的详情和各自被捕的经过。罢工工人在牢房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那暸亮的《国际歌》和《马赛曲》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里德。他感到这些伟大的气质使他的思想也崇高起来。
4天后，里德获释。描述帕特森罢工斗争的文章和报导很快就在《群众》杂志上刊登出来。这使得纽约各报争先恐后地派人去帕特森采访。为了宣传罢工斗争，里德把自己写的有关文章投寄给纽约一家大杂志《大都会》发表，并为罢工工人在麦迪生广场的露天演出写了一个被报界称之为“惊人之作”的出色的剧本。
1913年春天，墨西哥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年3月，反动军官韦尔塔在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宪法派马德罗政府，从而激起了墨西哥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墨西哥南方以比利亚和萨帕塔为首的两支农民军和北方的卡兰萨为首的“宪法军”共同对韦尔塔的联邦军作战。激烈的战争引起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注意。里德由于在报导帕特森罢工中显露的才华，于1913年秋，被《大都会》杂志和《纽约世界报》委任为特派记者，前去采访。在墨西哥，里德纵横数百里，历时4个月，采访了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潘乔·比利亚、反政府军官乌尔维纳将军、“宪法军”首领卡兰萨等人，采访了大批参加反抗斗争的农民和勇敢的农民军战士。他和他们一起睡营房、吃生肉，甚至参加他们的战斗。他把这些农民和战士的艰苦的战斗生活，英勇的斗争精神，以及他们建立民主的新墨西哥的美好理想都反映在他的新闻报导中。这些文章使美国人民了解了墨西哥革命的真相，也使里德获得了极大的荣誉。《纽约时报》把他的肖像作为英雄人物登在宣传他的文章的广告上。《纽约世界报》的邮递车车身两旁写上了他的名字。沃尔顿·李普曼在评价里德的这些报导文章时，甚至认为“报告文学始于里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里德在《群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人的战争》的文章。他批驳威尔逊总统和美国各报关于协约国在为“世界的民主获得安全”而战的说法， 尖锐地指出：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它纯粹是商人们的冲突”。不久， 他再次作为《大都会》的特派记者到欧洲采访战事。在5个月的采访中，他写下了《对战争的探索》、《在协约国的一边》、《约翰·里德的报导：德国战壕里的一夜》等多篇报导和战地见闻。1915年3月，《大都会》再派里德去采访东欧战场。后来，他把在东欧战场7个月的采访中所写的文章收集到191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东欧的战争》的书中。在书的导言中，里德指出：通过对于“长期吃紧的战争”中的东方各民族生活的观察，他更加确信，欧战是悲惨而且无益的事情。
1916年初，里德在学生时代患过的肾脏病复发。医生建议他动手术，切除有病的肾脏。为了筹得足够的医疗费用，里德不得不在为《大都会》拼命工作的同时，不断地为其他的报刊杂志写稿。即便在这种景况下，他也绝不为赚钱而放弃原则和信仰。这一年，美国政府为了镇压墨西哥革命，派出了一支由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大都会》与另外几家美国报刊都提出要里德重返墨西哥，对这一事件进行报导。里德认为，这些报刊的编辑肯定会迫使他去颂扬这支用武力干涉别国革命的远征军。因此，他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11月，里德在巴尔的摩的琼斯·霍普金斯医院作了手术，休养了1个月后便出院了。
1917年1月，《大都会》准备让里德作为特派记者到中国采访。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这是美国参战的信号。《大都会》与其他各大报刊一样，准备提高鼓吹战争的声调，而冲淡反战的色彩。里德直言不讳的反战态度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麻烦人物。于是，到中国采访的计划取消了，里德与《大都会》合作的时代也随之结束。
里德并没有沉默。他继续阐明所相信的真理，抨击所反对的战争。威尔逊总统发表宣战声明的当天晚上，里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和平主义者集会的讲坛上公开表示反对。几天以后，在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里德义正辞严地宣布：“……我决不为这个战争效力，枪毙我也罢，强迫我作战也罢，随你们的便。可是我知道，这不止我一个，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里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的深刻认识使得他逐渐地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1916年，他在自传《三十将至》中写道：在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我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有饭吃，是因为别人挨着饿;别人在冬天几乎光着身子穿过冰封雪盖的城市，而我穿着衣服……”他衷心地盼望着“产生一个更富裕繁荣、更勇敢有为、更自由、更美好的新世界”，虽然当时他还不知道通往这个“新世界”的途径是什么。
1917年，当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里德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未予以重视。然而，到了夏天，当革命在实践上显示出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时，里德作为最先看到这一点的美国人之一，在《群众》杂志上写道：这场革命的“实质是长期受蹂躏的俄国群众起来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看得愈来愈清楚。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他决心要到俄国去采访革命实况。
那些当年积极聘请他为特派记者的报刊，都由于他反战的态度和享有的激进主义盛名而不再敢雇用他。最后，《群众》、《约纽号角》等左翼报刊决定委派他为特约记者。1917年8月，他终于离开美国，踏上了通往俄国的路程。
9月中旬，里德到达彼得格勒。在那里，他走遍全城，与工人、士兵、商人、实业家、妇女、政治领袖等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他会见过号称“俄国的洛克菲勒”的资本家里亚诺佐夫，也会见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要负责人托洛茨基。他经常到工厂的车间里，临时政府政务会的记者席上，甚至前线的战壕中去采访各种会议和各类人物，并把他听到和看到的各种情况用符号或密码记录下来。为了补充所获得的材料，他努力收集各种传单和报纸，甚至从公共建筑的墙上剥下各类组织的政治宣言书和文告。从采访中，里德清楚地看到，俄国存在着一个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平行的，由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组成的“政府”。这些原来在最底层的人们，现在到了最上层。他衷心地希望“无产阶级兴起，并取得政权”。
地处彼得格勒市郊的斯莫尔尼宫此时已成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里德获得了一张允许自由出入的特别通行证，因此，他很快就成了斯莫尔尼宫内的一个尽人皆知的人物。他在那里采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的领袖，出席在大礼堂举行的各种会议。
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里德正在这场革命的心脏中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参加了攻打冬宫的行列。冬宫被占领后，里德和工人赤卫队员们一样，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他写道：“士官生们扔下的一大堆步枪踩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当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里德在斯莫尔尼宫的礼堂中见到了列宁。他认为列宁是“一位异乎寻常的深孚众望的领袖”，是“一个恐怕有史以来也很少如此受人爱戴和敬仰的领袖”。
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府曾建议里德担任苏俄驻美领事。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一任命，这个建议被迫取消。
1918年2月初，里德离俄返美。由于在俄国的采访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和赞成革命的政治倾向，他受到了美国政府多方的刁难和迫害。美国国务院拒绝发给他签证，使他不得不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滞留了两个月，直到4月份才回到纽约。里德一登上纽约码头，就受到联邦特工人员的仔细搜查。他的手稿及全部文件、笔记均被没收。第二天，法庭又认定他曾阻挠新兵入伍，判处他交纳2，000美元的保释金。许多杂志和报纸受到官方的警告，如刊登里德的文章，即会被查封。
面对反动政府的迫害，里德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于回国后不久正式加入了美国当时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党。该党1901年建立之后，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坚强的统一领导，于1909年和1912年发生了两次大的分裂。许多左派分子脱离了社会党。留在党内的左派分子此时也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支持俄国十月革命，而与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发生了激烈斗争。里德加入社会党后，由于他的反战和支持十月革命的主张，很快就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左翼分子，在纽约形成了里德派左翼集团。他不断地为左派报纸写文章，还运用讲坛来向美国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的战略策略。他走遍了纽约、波士顿、布鲁克林、伍斯特、克利夫兰、芝加哥、费城、布朗克斯等地，向各种进步团体和广大群众进行演讲。在费城和布朗克斯时，他被控“鼓动暴动和进行煽动性演说”而两次被捕，花去了1万美元的保释金。
1918年秋末，美国政府经过仔细审查，断定里德带回的文件和笔记没有危害，把它们交还给了里德。里德收回这些东西后，立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每天工作16—18小时，集中写作了3个月。1919年3月，记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终于出版了。该书一问世，立即受到各方面正直与进步人士的欢迎， 1个月之内就印刷了4次，3个月就销售了9，000册。列宁亲自为该书的俄文版写了序言，称赞该书“就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做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①
1919年2月，社会党纽约20个地方组织宣布成立社会党左翼党。4月，这个左派组织出版了《纽约共产主义报》，里德担任了该报的主编。 5月，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左派获得很大胜利，里德当选为社会党赴莫斯科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 6月21日，里德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社会党左派全国大会。这次大会批判了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其最终目的是在美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于社会党内把持领导集团的右翼分子对左翼集团在组织上坚持实行排斥和清除政策，包括社会党内最有势力的里德派和鲁登堡派在内的所有左派集团均被开除出党，里德想通过在社会党内部进行斗争，革新和改造该党，使之成为共产主义政党的愿望再无实现的可能。于是，1919年8月31日，以里德为首的左翼分子约1万人宣告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①里德成为该党主要领导人。
为了继续探讨和介绍苏维埃俄国，里德盼望着再到俄国去进行实地考察。恰逢当年9月，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决定派里德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由于无法取得合法的出国护照，里德设法弄到了一个假护照，化名在北欧一艘船上充当水手，横渡大西洋，于12月份到达莫斯科。
当他尚在途中，共产国际在10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把他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到达苏维埃俄国后，发现自己在这里不仅有许多以前结识的老朋友，而且有《震撼世界的十天》为他赢得的更多的新朋友。他走访俄国各地的农村、城镇、工厂、学校、军营，也经常到克里姆林宫中去会见列宁，与列宁促膝长谈。在列宁的建议下，他为共产国际的出版物撰写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状况的文章。
1920年初，里德获悉美国政府已对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进行起诉，他的名字也在被起诉的名单上。他决定回国去对付审讯。3月，他藏在一艘驶往瑞典的芬兰船上离开了俄国。当船到达亚波时，被发现。芬兰当局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逮捕了他。
里德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苏俄政府立即与芬兰政府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苏俄方面释放两名被俘的芬兰反革命教授，以换取芬兰政府释放里德。6月初，里德获释。但美国驻芬兰外交机构却拒绝发给他护照。他只得重返莫斯科。
3个月的监狱生活使里德本来就已过度劳累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他仍就不断地写报导，作演讲，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他染上了斑疹伤寒。苏维埃政府把他送进马林斯基医院，派出第一流的专家去治疗。医生们虽然尽全力医治，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实行联合封锁，无法获得抗伤寒药物。里德的病情迅速恶化。
1920年10月17日，约翰·里德与世长辞，年仅33岁。苏维埃俄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