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0年2月22日，倍倍尔生于普鲁士科伦城。童年时代是在极度贫苦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是普鲁士军队的一名下士。国民小学毕业后，年仅14岁的倍倍尔跟一个镟工当学徒。四年学艺期满，又当两年活动的手工业工人。他利用当学徒工挣来的钱买书自学，读过希腊、罗马和普鲁士的历史。1860年在莱比锡定居，在一家作坊当镟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全国各地象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工人教育协会，但多半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控制之下。倍倍尔参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织的工人启蒙团体——工人教育协会。出席工人集会。他既擅长演说，又有突出的组织才能。1865年，他参加了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联合会的组织工作，逐渐成为协会领导人。但此时他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倍倍尔勤备好学，在劳动和出席集会之余，阅读各种社会主义书刊。1865年8月，倍倍尔结识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此后，他们结下了终身友谊。在比他年长14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帮助下，倍倍尔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等文献。倍倍尔后来说：“我与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地加速了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1866年底，他加入了第一国际，随后又同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通信。
倍倍尔在工人群众中声望日增，1867年被选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是资产阶级议会中最早的工人代表之一。以后数十年间，他几乎一直是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以雄辩的演说才干出色地利用议会讲坛。
为了引导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拉萨尔派的影响，创建独立的工人政党，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进行不懈的宣传鼓动。在1868年9月纽伦堡举行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他们终于能够提议把第一国际章程的要点作为协会的纲领，并使大会作出加入第一国际的决议。第二年8月，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城主持召开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参加起草的包含革命原则的党纲，宣布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此后始终是党的著名领袖。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倍倍尔在7月19日议会表决军事拨款案会上弃权，拒绝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统一的政策。当法军战败，普鲁士为掠夺而继续战争时，倍倍尔对普鲁士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11月24日议会讨论新的军事拨款时，他同李卜克内西不顾议会内外沙文主义的狂潮，毅然投了反对票。巴黎公社诞生后，倍倍尔号召德国工人声援它。在5月25日帝国国会发言中，他批驳了对公社的诽谤，庄严宣告：“要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给茅屋和平，向宫廷宣战，让贫困和寄生灭亡!’必将成为联合起来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不久，他和李卜克内西受到迫害。在1872年3月莱比锡审判案中，他们被控“图谋叛国”，判两年要塞监禁。他们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勇敢辩护，在党报《人民国家报》上坚定地声明：“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壮大并取得胜利”。倍倍尔在同年7月又因“侮辱皇帝”罪名加刑9个月，议员资格也被褫夺。然而，格劳豪—梅朗内选区的职工在第二年1月又把他选入了帝国国会。
日夜为工人阶级奔忙的倍倍尔，在监禁期间获得了充裕的学习时间。他钻研马克思主义，阅读经济学、历史等各类书籍。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部名著的初稿也是在狱中写就的。该书至1910年仅在德国就印行51版，还被译成许多文种。
1875年4月他出狱时，爱森纳赫派正要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倍倍尔认为，为了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没有坚决纠正李卜克内西在党纲问题上的过分妥协。
1878年，帝国首相俾斯麦策划实施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令，亦称“非常法”，对工人运动严酷摧残。在国会辩论中，倍倍尔尖锐地揭露和批驳这个反动法案。“非常法”实施后，许多党员和领导人被驱逐或失业，报刊被查禁。党的领导机关惊慌失措，宣布自动解散党及其领导机构。倍倍尔一度茫然失措，主张解散党，但倍倍尔等人很快就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领导全党建立地下组织，恢复党的活动，印发秘密传单。1879年，倍倍尔领导创办了新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依靠忠诚的党员和工人(“红色战地邮政”)巧妙地运入国内，秘密发送、流传。对受迫害的党员、工人及其家属也组织了救助。
1880年8月在瑞士维登秘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为党在非常法期间的活动确定了方针和策略。这次大会是由倍倍尔负责筹备的，他作了关于国内局势和财务情况等报告。大会对党纲作了重要修改，把党只用合法手段，改为“采取一切手段”，并根据他的报告，决定把无政府主义代表开除出党。会后，他还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呼吁书，号召全党执行正确策略，采取“最可靠的达到成功的适当方法和途径”组织起来，加强党的力量，并告诫说：“只有勇敢配合着智慧才能保证我们成功”。
同年12月，倍倍尔第一次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得到两位导师的亲切指导。倍倍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2年，报纸误传倍倍尔去世的消息，曾使他们非常悲痛。马克思称他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①。恩格斯赞许他是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别处难以找到的有智慧的人②。
1881年6月，莱比锡实行小戒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到戒严地区边境，禁止到市区工人中活动。1882、1886、1889年，倍倍尔三次被短期拘禁。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他既坚持秘密斗争，又利用一切合法存在的组织形式(如补助和救济基金会、体育与娱乐协会等)在广大工人中继续作宣传鼓动。国会议员竞选也是党向工人宣传的机会。倍倍尔积极参加竞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884、1887、1889年，他都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他在国会讲坛上勇敢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
非常法没有摧垮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相反，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非常法在1890年被废除。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党史上的“英雄年代”，倍倍尔保卫和巩固了党，成为公认的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倍倍尔还积极参加了第二国际筹建活动。在1887年10月党的圣加伦代表大会后，他受派同英国工联进行谈判，又参加了1889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 7月，他出席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并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团结斗争才能达到目标。
党的活动重新合法后，党内出现了否定议会斗争的“青年派”，而福尔马尔则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前后，倍倍尔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作了批评。他提出的议案得到大会赞同，其中指出：“夺取政权是第一个重要的目标，任何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运动，都必须为此而努力”。所有党员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纲的要求行动，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大会通过新的党纲以代替1875年哥达纲领。1894年10月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批驳了福尔马尔保护富农经济的观点，主张将农民组成合作社，没收大地产。在第二年党的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强调把土地私有转为社会公有，把农业工人与小农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来。但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大会接受。
倍倍尔同恩格斯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关注国际工人运动。1893年，他陪同恩格斯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要求。恩格斯对倍倍尔十分信任，他在1894年11月指定倍倍尔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之一。
1898年以后，党内就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都带头驳斥伯恩施坦等人对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策略的攻击。他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长达5小时的报告，猛烈地批驳伯恩施坦，并提出决议案，强调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主义的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案，指名批评伯恩施坦。
1903年，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伯恩施坦等人企图仿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丑行，要求党争得国会副议长的职位，不惜承担进宫朝见皇帝的义务。倍倍尔坚决反对在德国重演米勒兰事件。在当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他再次作长篇发言，坚决反驳修正主义者的上述要求。他同辛格尔、考茨基一起提出的决议案被大会通过，严厉谴责修正主义者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把真正的革命政党变为改良党的企图。列宁赞扬倍倍尔的这篇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①。
倍倍尔在1899年7月指出米勒兰入阁是最严重的错误。他出席了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同法国机会主义派首领饶勒斯激烈辩论，坚决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径。他说：“我们一分钟也没忘掉横在我们和政府、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无底深渊”，资产阶级允许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不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而是“防备社会主义”。他指出饶勒斯对米勒兰的支持，是给“国际社会主义设下的最危险的陷阱”。这次大会采纳了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议，谴责了米勒兰入阁。
倍倍尔对反修正主义斗争起过很大促进作用，但他的批判不够彻底，没有指出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尽管修正主义者顽固坚持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倍倍尔也没有坚决要求把他们清除出党。他后来还犯了调和主义性质的错误。
倍倍尔晚年在议会讲坛上揭露了德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谴责他们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和非洲赫勒罗人民起义。他为俄国1905年革命和德国工人的罢工浪潮所鼓舞，在当年耶拿代表大会上明确支持政治性群众罢工。可是，到第二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他退却了。他离开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断言就重要性来说，工会并不亚于党。这次大会竟决定，只有工会领导者同意，党才可以发动罢工，实际上使党听命于盘据于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领。
但是，倍倍尔始终忠诚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1910年11月，倍倍尔忠实的亲密伴侣尤莉亚不幸去世，这对倍倍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患了心脏病。然而，他不顾疾病缠身，参加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出版，坚持写作三卷本回忆录《我的一生》，把党的经验留给后世。他以70岁高龄出席1910年党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严肃地提醒大会，德国的革命形势逐渐来临，“阶级矛盾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加剧。我们正在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
倍倍尔在晚年还积极反对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一项决议案明确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战争才会消灭，并号召各国工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阻止战争。列宁肯定了倍倍尔的基本立场和卢森堡提出的修正案，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战争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倍倍尔热忱赞同这项充满革命精神的修正案。1912年秋，他还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1913年5月，他向在伯尔尼集会的德、法两国社会主义议员致词，号召两国人民为制止战争而斗争。他说：我们希望越来越广泛的人们成为我们思想的拥护者，让我们怀着希望行动起来，一往无前!
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身50多年的忠诚战士倍倍尔，在1913年8月13日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许多国家的无产者纷纷赶到他最后生活的地方(瑞士苏黎世)向他告别，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葬礼，表达对伟大的工人领袖的敬仰和爱戴。
倍倍尔的一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为社会民主党的创立和发展，为把工人群众广泛组织起来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长期奋斗不息，贡献了全部力量。他不愧是工人阶级功绩卓著的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