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前国务卿。
杜勒斯于1888年2月25日出生在华盛顿。父亲艾伦·梅西·杜勒斯是神学博士，纽约州沃特敦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牧师。杜勒斯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教养，年轻时就能背诵《约翰福音》。他在沃特敦念完初中和高中，随后入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哲学，准备将来当牧师。
杜勒斯精通法语和西班牙语，能阅读德文和意大利文。在外交事务方面，他从小受到外祖父和姨父的影响。他的外祖父福斯特曾是美国第二十三任总统哈里森的国务卿，1895年曾作为我国清朝政府顾问同日本谈判，参与缔结出卖我国领土台湾的“马关条约”。1896年，李鸿章去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途经美国时，还专程拜访福斯特一家，以表达他的敬意。杜勒斯的姨父罗伯特·兰辛曾任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的国务卿，1917年11月曾与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签订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
1907年，杜勒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三年级时，曾跟随外祖父，充当清朝政府代表团秘书，出席海牙和平会议，担任法语翻译和处理礼仪事宜。此事得到美国大学当局特许，让他秋天回国后再补考。这对他日后选择外交生涯起了一定的作用。
杜勒斯回到学校，学完四年级课程，写了题为《判断论》的毕业论文，于1908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格林校长哲学奖学金600元，供他此后在巴黎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在那里，他一边攻读哲学，一边选修国际法。1909年，杜勒斯在巴黎学习快结束时，当律师的愿望超过了作牧师的兴趣。回国后，他进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把三年的法律课程缩短到两年学完。结业时，学校未授予他学位。因该校有规定，必须在大学读满三年才能获得学位。只是在25年以后，当他成为律师界头面人物时，才获得该大学的法学士学位。
杜勒斯从法学院毕业后，凭外祖父的关系，1911年进入纽约苏立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起初当办事员，不久成为职业律师。该事务所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维护英国、法国和德国投资人的利益，承担他们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大量法律业务。由于杜勒斯精通西班牙语，他被派往这一地区从事法律业务，在以后几十年里，他从默默无闻的律师成为该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需要律师来处理战时管制经济的法律工作。杜勒斯被任命为陆军上尉(后来升为少校)，为战时贸易局起草了大量对外贸易的行政命令和通告。一次大战结束后，杜勒斯作为威尔逊总统的五个经济顾问之一，出席了巴黎和会，任赔偿委员会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在会上，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由他拟定的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报告。主要原则是：德国应赔偿直接由于明显地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而造成的损失;德国应履行它停战以前签署的协议，赔偿盟国居民及其财产损失。杜勒斯认为，美国提出的“条件最温和”，旨在“同德国媾和”。会后，按照威尔逊的要求，杜勒斯以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身份留在巴黎，直至1919年秋。
杜勒斯从欧洲回国后，重操律师业务，为美国工业、银行、保险及代表许多外国公司利益的57家公司受理事务，同洛克菲勒、摩根等财团关系密切。他还充当国际卡特尔的经纪人，为欧洲一些国家代理法律事务。杜勒斯担任了许多公司的董事，以及许多团体的成员，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和普通教育委员会主席。从1927年至1949年，他一直担任苏立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任。
三十年代末，杜勒斯对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大。1938年，他到亚洲旅行，专程从香港坐飞机拜访了蒋介石。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题为《战争、和平和变革》。该书总结自巴黎和会以来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他在书中主张变革世界秩序。他说，历来战争的根源在于：“得到满足的、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力图人为地保持现状，阻止变革，镇压变革的力量。”他还认为，国联已形存实亡。国联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的权力要靠它的成员国的支持，正是这些国家单独行事，固执己见和自私自利的行动带来了骚乱”。他说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法律和秩序体系。这是杜勒斯鼓吹建立一个受美国控制的联合国的思想基础。杜勒斯受传统的“命定论”的扩张主义思想影响，反对美国退居堡垒的“孤立主义”思想，说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会容忍我们这种孤立主义，是不正确的”。
1940年，杜勒斯积极帮助托马斯·杜威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944年，杜威获得共和党提名，杜勒斯成了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在杜威的提携下，杜勒斯被委派为旧金山联合国筹备会议的美国高级顾问。后被任命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任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法律顾问。他还参加了1945年到1949年间的一系列国际会议。1949年7月，杜勒斯辞去苏立文—克伦威尔事务所的职务，当了四个月纽约州参议员，后再度竞选失败。
1950年，杜勒斯任美国国务院顾问。他参与策划侵略朝鲜的战争和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同年艾奇逊任命他为大使衔代表，处理对日和约。他极力主张美国应在经济上扶持日本，用美国的钱为日本经济输血，并要其他东南亚国家放弃日本赔款的要求，说这样做“到头来只能把日本推进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去”。他力主在日本领土上派驻美国军队，以保证其“安全”。杜勒斯甚至想让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的签订。对日和约签订后，杜勒斯辞去国务院顾问职务。
杜勒斯于1950年出版他的另一本书《战争还是和平》。该书系统阐述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及其反共理论，提出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构思。他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宗教”，马列主义是“教义”，共产主义者是这一“宗教的狂热信徒”。他以反共哲学为理论基础，把当时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把建立“全球霸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他主张强化西方联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反共体系。他目睹西欧老殖民主义的衰落，提出以“外来力量”填补欧洲的“军事真空，经济真空和精神上的真空”。
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杜勒斯加入他的竞选班子，担任外交政策发言人，协助起草共和党政纲的对外政策部分。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
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后，继承美国战后执行的“冷战”政策。1953年1月，他在国会作证时提出“解放政策”，鼓吹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手段来“解放”东欧国家，要“美国必须设法把(东欧)卫星国从俄国那里分裂出来”。通过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杜勒斯在1953年成立新闻署，直接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攻势。1953年民主德国6月骚乱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都有美国插手。
杜勒斯推行实力地位政策，调整了杜鲁门时期的军事战略。1954年1月，他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说，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鼓吹“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与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
杜勒斯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基础上，提出“战争边缘”政策。他恫吓说，美国要不惜冒进行战争的风险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朝鲜战争中，越南抗法战争中，在台湾问题上，杜勒斯无视世界舆论，以战争相胁，推行“战争边缘”政策。杜勒斯曾试图干涉印度支那人民的解放战争，以解救法国军队在奠边府之围。日内瓦会议以后，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杜勒斯趁法国势力撤出越南之际，把在美国的吴庭艳送回南越。从此，美国的势力打进了这一地区。
杜勒斯还大力建立军事联盟网，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军事上的“遏制”政策。1954年9月，美国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美国和蒋介石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是杜勒斯开展全球外交特别活跃的一年。他在3月举行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会议上，要与会国发表一个旨在反对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宣言。在美国的压力下，大会通过决议，声称要“采取措施”揭露和打击那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代理人和代表”，要求各国政府及时交换这方面的情报。会上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代表投了反对票。之后，杜勒斯同他的弟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共同策划，推翻了阿本斯政府。
杜勒斯在制定美国对西欧政策时，首要目标是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期强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法国对建立联邦德国军事力量一直抱有戒心。杜勒斯对其不断施加压力。他说：“不保卫西德，就无法顺利保卫西欧;没有德国人的帮助，就无法保卫西欧”。1954年10月21日至23日，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就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达成“巴黎协定”①。
1955年5月，杜勒斯去维也纳，与苏、英、法三国外长就对奥地利条约达成协议。7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战后第一次东西方最高级会议，讨论欧洲问题和裁军。杜勒斯坚持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自由选举，会议对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同年10月的上述四国外长会议上，根据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指示，讨论了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裁军和东西方之间接触问题。杜勒斯在会议上持“僵硬立场”。会议陷于破裂。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英、法两国勾结以色列，出兵埃及。杜勒斯出于美国要控制中东地区和排除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这两点考虑，没有支持英、法两国。11月1日，杜勒斯向联合国提出立即停火的议案，要求有关战争的各方立即停火，并停止运送军队和武器进入该地区;1949年阿以停战协定的各方，将武装部队撤至停战协定规定的界线内，并停止袭击活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不再把军事物资输入战区;在停火后，采取措施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英、法两国尽管反对这个议案，但由于遭到埃及人民的坚决抵抗，本身经济发生困难，石油严重匮乏，加上美国向英国施加财政压力，只好作罢。
1956年艾森豪威尔重新当选总统，再次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杜勒斯意识到随着英、法势力的退出，中东地区已出现“真空”。他害怕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展开，更担心苏联势力进入中东，因而策划了一个中东政策宣言，这就是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特别咨文，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主要内容：由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地区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并可借口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在中东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四亿美元向中近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是美国对中东地区政策的重大转变，第一次宣布美国将不惜动用军事力量来控制该地区，以保护西方在该地区的石油利益。
1958年5月间，黎巴嫩爆发了反对美国干涉和反对亲西方的夏蒙政府的斗争。杜勒斯声称美国“有权”派军队进入黎巴嫩。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反帝民族起义。美国为了镇压中东地区人民的革命，控制该地区， 7月15日派遣海军陆战队，打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旗帜，登陆黎巴嫩。
杜勒斯极端敌视社会主义中国，屡次声称“不与红色中国打交道”。他在经济上坚持对我国“封锁禁运”，外交上绝不承认我国，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8年9月，杜勒斯发表演说，说什么要给中国“以全面的外交承认是另一回事，要是这样作了，就会大大地增加它的影响和威信，从而相应地增加它为害我们的能力”。杜勒斯在台湾问题上大作反华文章，蛮横地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1958年底，苏联政府就对德和约和西柏林地位问题照会美国政府，建议结束柏林的被占领状态，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为此，杜勒斯访问了欧洲，以向西欧盟国表明，华盛顿准备采取核战争的手段来守住西柏林。1959年2月，杜勒斯从欧洲回到华盛顿。他发表声明说：“我们决心保持我们在西柏林的地位和到西柏林去的通道。”
杜勒斯晚年身患癌症之后，还念念不忘他所执行的对外政策和反共主张。他躺在病床上，把一本《共产党须知》推荐给艾森豪威尔。1959年4月15日，杜勒斯因病辞去国务卿职务，向艾森豪威尔推荐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接任。五天后，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杜勒斯为他的具有内阁阁员级别的外交事务特别顾问。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死于华盛顿的华尔特·里德陆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