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路易斯·夏基(Lawrence Louise Sharkey，1898—1967)，澳大利亚共产党前总书记，主席。澳大利亚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98年8月19日，夏基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奥兰治城附近的一个小农场。父亲为小农场主。夏基年少时父母亲相继去世。因家境贫寒，夏基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校从事劳动，先后在铁路车间当徒工和在乡间打杂工，靠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夏基祖籍爱尔兰，家庭教育使他少年时就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帝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工党休斯政府全力支持英帝国，为征兵赴海外服役曾两次举行公民投票。当时，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以击败政府的征兵提案为目标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劳工运动和民主力量的反对下，政府的征兵提案被公民投票所否决。年轻的夏基热情地投入了这场运动，他散发反征兵传单，参加各种反征兵集会，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大战期间，夏基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澳大利亚的组织有所接触。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一度在澳大利亚工人中有较大的影响。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征兵，揭露工党政府，谴责改良主义，支持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1916年12月被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为非法。它在政府打击下不久便在澳大利亚销声匿迹。
战争给澳大利亚人民带来苦难，物价飞涨，工资冻结，失业增长，人民生活困难。为寻找工作，战争结束时，夏基迁居悉尼市。在悉尼，同样难于找到职业，夏基经常处于失业之中。他做过电梯司机，很早便加入了工会，并成为工会的骨干，曾担任杂工工会副主席，曾代表该工会参加新南威尔士州职工理事会。这个时期的夏基已是多次罢工的组织者。生活教育了夏基，他开始探究社会产生贫困、压迫和剥削的原因。他利用经常失业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澳大利亚工人带来了希望。夏基认真学习了当时陆续传入澳大利亚的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剥削、压迫和贫困的唯一出路。
在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共产国际的旗帜下，1920年10月30日，澳大利亚共产党宣布成立。1922年初，夏基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夏基入党时，澳共约有750名党员，党的组织松散，领导软弱。1924—1929年，澳大利亚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济上、政治上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在这里激起的革命热潮逐渐消退，改良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工党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獗。澳共党内围绕党的作用和如何对待工党等问题发生了两场尖锐的斗争。1925年，以贝腊克等人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在澳大利亚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尚未成熟”，主张取消共产党，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工党，从内部把工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1925年党的代表大会否决了他们的提案。这些取消主义者便退出了澳共，他们之中有中央书记和全部中央执委。这一年，澳共党员人数降到280人，夏基这时虽然尚未担任澳共的领导职务，但他很关心这场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取消主义者。
1928年，世界经济危机临近，澳共党内以卡瓦纳为首的领导人和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接受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危机期间工党将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工人阶级敌人的估计，不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澳共必须全力反对工党并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的指示。卡瓦纳等人认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刚刚开始认识资本主义，刚刚开始认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他们的敌人”，澳共当前的任务应是“向工人宣传阶级斗争的思想而不是领导工人阶级直接向资本主义挑战”。卡瓦纳主张澳共同工党左翼合作，在大选中支持工党上台执政，而澳共则不参加竞选。夏基这一年已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和莫克森、迈尔斯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派，处于少数地位。反对派批评卡瓦纳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党变成一个宣传团体，充当工党左翼的附属品。他们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澳共同工党进行“最尖锐的斗争”，甩掉工党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主张澳共提出候选人参加大选，不支持工党的候选人。夏基等人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中被否决。1929年，卡瓦纳及其支持者控制了中央委员会。莫克森和夏基被停职。于是他们决定上书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共产国际1929年10月13日给澳共全体党员发出公开信，批评卡瓦纳等放弃党的独立自主和领导作用，“接近于取消主义”，“严重右倾应受最严厉的谴责”。1930年1月10日，澳共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卡瓦纳等犯了澳大利亚“例外论”的错误，开除了一批卡瓦纳的追随者，①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夏基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党的主席。
1930—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总书记迈尔斯和主席夏基为首的澳共中央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他们领导全党全力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领导过矿工和其他工人的罢工。澳共还组织“失业工人运动”，建立“工人卫队”，以对抗法西斯的恐怖组织“新卫队”，争取民主自由权利。澳共在工会中的力量迅速扩大，党员人数比低潮时增加了10倍。党在工厂和工会中第一次建立起支部，在各州建立州委会，改变了建党初期组织涣散的状况。这一时期，党在工作中也犯有“左”的错误，对工党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把工党领导人和普通党员统统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夏基说过“工党已经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此外，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时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1930年夏基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包含了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大会批评澳共在工会工作和某些罢工斗争中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这些错误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报告以后才得到克服。
1935年7月，夏基作为澳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进共产国际执委会。他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
1935—1939年，澳共在总书记迈尔斯和主席夏基的领导下，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提出了“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口号，积极为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而努力。在国内方面，它积极组织和参加工人的斗争，赢得了钢铁、五金、码头、铁路等许多重要工会和一些地区职工理事会的领导职位。1936年澳共党员当选为钢铁工人联合会书记，新南威尔士州金属板工人工会书记;1937年共产党员当选为码头工人联合会书记等，澳共此时已成为工会运动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上，澳共提出同工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统一战线的前提是共同“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反对加大劳动强度，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满足失业者提出的要求”。澳共并且提出愿同工党联合起来反对执政的联合澳大利亚党的莱昂政府，因为该政府实行“饥饿与战争”的政策。澳共的建议没有得到工党的响应。
在国际方面，它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威胁，组织国际纵队澳大利亚分队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展“不许干涉中国”运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5年4月，他在《中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国，中国革命对实现世界革命将起重要作用，中国是澳大利亚的近邻，中国的事态发展严重影响着澳大利亚的未来历史，全力支援中国人民是澳共的革命义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澳共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政策，同时在国内积极领导矿工、五金等工人的斗争。1940年6月15日，自由党孟席斯政府引用“国家安全条例”，宣布澳共为非法。澳共被迫转入地下，由于领导有方，保持了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澳共此时的影响和力量反比合法时有所增长。夏基是当时澳共地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澳共宣称战争性质改变了，转而支持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时要求恢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它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继续争取同工党建立统一战线。1942年底，澳共恢复合法地位。1944年，澳共党员第一次被选入议会。战争结束时，澳共的人数增加到2万3千人。澳共党员领导下的工会有275，000会员(全澳大利亚工会会员人数为120万)，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澳工会运动历史悠久，力量强大，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工党所控制，深受改良主义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工会的作用，制定正确的工会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克服改良主义的影响，一直是澳共面临的重要问题。夏基于1942年9月发表了《论工会》一文，结合澳共多年工会工作的经验，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述了关于工会运动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斗争策略，指出改良主义是工人贵族的观点。1959年，他对该书作了修订，增补了新的资料。该书先后被译成数国文字。
二次大战期间澳共组织的迅速发展，给澳共提出了教育新党员和训练干部的迫切任务。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澳共举办了中央党校和各级党员训练班。作为教材，夏基除撰写《论工会》等著作外，还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澳共简史的报告。报告概述了澳共自1920年成立至1935年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经验教训，于1944年出版成书。
1948年5月，澳共举行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总书记迈尔斯退休，夏基当选为总书记。他连任这个职务至1965年。
二次大战后，澳大利亚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帝国主义发动冷战，澳共遭到反共反苏浪潮的猛烈冲击。工党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竭力破坏澳共在工会中的力量和在群众中的影响。澳共一些领导人相继遭到政治迫害。1949年，悉尼《每日电讯报》记者要求夏基就法共总书记摩里斯·多列士关于法国工人将竭尽全力使得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不仅困难而且不可能”的谈话发表评论。夏基表示支持多列士的谈话，并谈道：“如果苏军追逐侵略者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工人将欢迎他们，如同欧洲工人欢迎把他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苏联红军一样。”“如果澳大利亚的法西斯分子使用暴力阻止工人取得政权，共产党人将教育工人用暴力对付暴力。”为此，工党齐佛莱政府公然引用刑法，于10月17日以煽动叛乱罪判处夏基三年徒刑。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舆论的不满，夏基提出申诉，政府被迫缩短一半刑期。夏基于1950年11月24日获释出狱。
1949年底工党齐佛莱政府下台，自由党孟席斯组阁。孟席斯政府加紧迫害澳共，进攻民主与进步力量，于1950年4月27日提出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法案。法案经议会通过，但被最高法院否决。孟府斯政府决定于1951年9月举行公民投票。在此紧急关头，夏基出狱，他立即领导澳共全力开展保卫澳共合法存在与安全的民主权利的运动。澳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民主权利委员会》在这场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单是悉尼地区就成立了183个“否决委员会”。工党也反对政府的这一法案。经过各界民主人士与进步力量的联合行动，法案以237万零9票对231万7927票被否决。孟席斯政府取缔澳共的企图终于失败。
二次大战后期，澳共也曾受到白劳德主义的影响。1945年2月，夏基在《马克思主义与武装力量》一文中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设想。当时他的论据是：“德黑兰协定可以保护免受外来反动势力的干涉”，澳大利亚“具有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或议会民主”，“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民要求变革”。1951年，夏基主持制定了澳共第一个和平过渡的纲领“澳大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纲领认为战后的形势使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成为可能，主张通过人民运动建立人民政府，利用人民议会和平进入社会主义。1956年苏共二十大加强了夏基的和平过渡思想。1956年6月，夏基在澳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苏共二十大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纲领所采取的关于利用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的正确性。”1964年2月，他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基础》一文中谈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其中提到不能忽视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同时继续强调澳共纲领“规定了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将决不背离这条道路”。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和随后的匈牙利事件给澳共造成很大困难，使澳共面临分裂的危险。夏基领导澳共击退了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逆流，清除了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了澳共的团结。夏基赞赏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称赞中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文是“马列主义思想的重大发展”。同时，他赞扬苏共二十大是“划时代的事件”，说大会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说大会提出的关于走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和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实行合作等“新的理论原理”是“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等。
夏基曾多次出国访问，多次出席兄弟党的代表大会。1957年和1960年，夏基率领澳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十分关注，曾希望莫斯科会议能促进各国党之间的团结。1964年2月，夏基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基础》一文中，强调澳共拥护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指责。
夏基为人谦逊、简朴，善于联系群众。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作为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特别关心并注意研究爱尔兰问题。他喜爱引用马克思论述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话。
1965年6月，夏基因患心脏病辞去澳共总书记的职务，仍留在中央书记处，担任澳共中央副主席。1967年5月13日，夏基在悉尼街头瘫倒，猝然去世，终年68岁。
夏基自1930年起先后担任澳共党报《工人周报》、《论坛报》和党刊《共产主义评论》的主编。他写过许多文章和一些小册子。澳共长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实现工人阶级团结，这也是夏基一些论著的中心内容。1952年，他发表了《危机中的工党》一文，总结了澳共在工人阶级团结上的经验教训，为澳共促进工人阶级团结提出了重要的方针。1957年他发表了《社会主义在澳大利亚——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看法》，分析了工党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夏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典型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以中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抽象概念为根据”来认识社会主义，因而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仅拒绝进行阶级斗争，而且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夏基表示，澳共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当前纲领，但要批判其中产阶级的思想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