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Gladstone，1809—1898)，英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之一，英国自由党领袖。
格莱斯顿出生在利物浦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约翰·格莱斯顿在西印度群岛经营奴隶贸易，成为利物浦的大富商。约翰·格莱斯顿本是自由主义者，后来加入保守的托利党，1846年受封为男爵。
格莱斯顿幼时随从牧师学习，13岁入伊顿公学，17岁进牛津大学，1831年10月21岁时结束学业。在牛津大学，他利用学习之余，参加牛津协会的各种讨论会，连续任该会主席和秘书等职，有第一雄辩家之称。在他参加的许多辩论会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是反对辉格党议会改革案的演讲。他对这个法案的原则作了三刻钟“可怕的”抨击，使听众大为震动。由于他对议会改革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得到了托利党主要当权人之一——纽卡斯尔五世公爵的赏识。1832年12月，他在纽卡斯尔公爵的支持下当选为纽瓦克的议员， 1833年1月参加选举改革以后的第一届议会。从此以后，格莱斯顿开始了他的长达61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在父亲的熏陶下，格莱斯顿早年曾经一度是一名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人。他反对议会改革，反对辉格党提出的给予犹太人以议会选举的选举权和大学向“非国教徒”开放等自由主义改革，赞同托利党关于逐步解放奴隶的决议，支持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谷物法。他在1838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中，竭力维护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统治地位。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强盛起来，要求政府实行有利于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在执政的托利党中出现了一批以比尔为首的温和托利党人，他们主张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统治的条件下，重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若干自由主义改革。1841年，格莱斯顿在比尔内阁任商业副大臣时已是比尔派的一员。这时候，他主要插手修改关税的准备工作。通过修改关税，就1，200种纳税商品来说，出口税取消了，原料和粮食的进口税降低了。1846年，他和比尔不顾本党大多数的反对，联合辉格党以357票对104票取消了谷物法。他这一行动赢得了自由贸易派的赞扬，却触怒了纽卡斯尔公爵，剥夺了他在纽瓦克的议员资格。比尔因宣布爱尔兰为戒严区遭到托利党的反对而辞职，格莱斯顿也随之退出政府。
1847年，格莱斯顿当选为牛津大学的议员，但是没有参加罗素的辉格党内阁(1846—1852)。他虽然表面上仍是一个托利党党员，在思想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50年冬到1851年春，他旅游意大利，探访两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监狱。在那里，他看到炮弹国王斐迪南二世残酷迫害1848—1849年民族解放斗争志士的野蛮行为， 认为这一罪行违背了正义与公道，是对欧洲文明的污辱。回国后，发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揭露和斥责那不勒斯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暴行，因而在国内博得了好评，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威廉”。
1852年，德贝·迪斯累里托利党政府提出一个有利于大地主的财政预算方案，引起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导致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格莱斯顿站在政府的反对派一边，把迪斯累里的财政预算方案批驳得体无完肤。迪斯累里政府因之倒台。这一行动清楚地向资产阶级激进派表示，他与托利党的距离越来越远了。1859年，他决定加入由辉格党演变而来的自由党，任帕麦斯顿自由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正式与托利党决裂。
在1852—1874年期间，除了几段很短的时间以外，格莱斯顿一直任政府的财政大臣。这一时期，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工厂”，资产阶级感觉自身势力稳固而选择了自由主义治国方法，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上标榜自由主义统治。格莱斯顿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竭力维护工业资本利益。在托利党反对派的重重阻力中，他力排万难，为资产阶级制定自由贸易预算方案，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同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实力雄厚的工业成功地击败了整个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夺取了世界工业霸权。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深深地感到，格莱斯顿是自己利益最强有力的表达者。1867年，自由党领袖罗素伯爵声明退出政治舞台，他在一片欢呼声中被公认为该党的领袖。
1868—1874年，格莱斯顿第一次领导自由党组织政府，进行了各项改革。针对英国的一切学校控制在教会手中和大部分学龄儿童得不到任何识字教育的情况，他在1870年实行国民教育改革，举办政府资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学校，为支持工业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建立一个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节约开支的廉价政府，以利于把更多的资金用来发展经济。1871—1872年，他又通过陆军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创设监督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内政部等措施来加强军事官僚机器，使英国在建立欧洲大陆型的集权官僚制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格莱斯顿在首任内阁中，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后完成了自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造，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一时期，正是他统治的黄金时代，为此，英国政府被欧洲各国统治者奉为典范。为了拉拢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他在1871年颁布职工会合法化的法令，1872年实行不记名投票选举。但是，1871年颁布禁止工人在罢工时设置纠察队的法令后，很多罢工的领导者被捕，甚至有7个妇女，因为看到罢工破坏者的时候，用手指指了他们一下，喊了一声“啊!”就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判处徒刑。这些事件大大损害了格莱斯顿政府在工人中的声誉。
1874年大选中，自由党政府在国内的威望下降到最低点，“人民的威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一钱不值了。原来支持他的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在欧洲严重的经济危机袭击下，要求加强殖民掠夺。迪斯累里根据资产阶级这一需要，提出“帝国主义”口号，把托利党改造成为能够满足贵族地主、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扩张野心的保守党。因此，格莱斯顿在这次选举中被迪斯累里的保守党击败了。
1876年4月，在巴尔干发生了保加利亚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民族起义。土耳其政府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遭到全欧洲民主人士的谴责。但是，迪斯累里保守党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掩盖其罪行。格莱斯顿认为这是他反对政府的好机会，便把自己打扮成弱小民族的热心保护人，利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国会演说等一切机会，指责土耳其统治者的暴行和迪斯累里的反动政策，因而获得了“巴尔干斯拉夫之友”的声誉。
1876年以后，迪斯累里政府因为发动殖民战争而出现财政赤字，不得不提高所得税，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这又给格莱斯顿以可乘之机。1880年大选中，他作为中罗狄安候选人，旅游全国各地，到处演说，反对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被看作是英国民主主义的首领。大选将要来临的前夕，他向选民提出“你赞助还是谴责迪斯累里的国外政策”这样一个蛊惑性的问题，使自由党在竞选中赢得了不少选票。由于格莱斯顿把自己装扮成反对迪斯累里政府侵略政策的“英雄”，大选结果，自由党以压倒多数战胜了保守党，他再度组织政府。
格莱斯顿就职后，全部继承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他宣布阿富汗为英国保护国;在南非进行英布战争。英国军队在马朱巴山被布尔人击溃之后，他才不得不承认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他占领埃及，继而南进侵占苏丹，并派遣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戈登，组织远征军去镇压苏丹的解放起义。结果，远征军在喀土穆遭到惨败，戈登被击毙。格莱斯顿对外侵略的失败，被具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看作是英格兰的奇耻大辱，讥讽他是“一个坐在马朱巴山和喀土穆侮辱下的怯懦的‘小英格兰人’”，格莱斯顿二任内阁已不象首次政府那样赫赫有功，他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伟大”形象日益消失了。
格莱斯顿在1868年组阁时曾说：“我的任务是绥靖爱尔兰”。此后，他把解决爱尔兰问题越来越看成是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被资产阶级史学家说成是一个为爱尔兰而牺牲自己一切的“爱尔兰之友”。事实恰恰相反，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正好暴露出他是一个巧于辞令的资产阶级政客，惯于玩弄两面手法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伪善者。
在1868年大选期间，为了争取选票，格莱斯顿曾为爱尔兰的芬尼亚社社员①起义进行辩护，批评保守党镇压爱尔兰人的政策，并向选民保证要解决爱尔兰问题。他上台以后，186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的革命者。格莱斯顿蛮横地拒绝了爱尔兰人对大赦的要求，充分暴露了他“假善人”的面貌。在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他和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是一丘之貉。
七十年代末，爱尔兰又掀起了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浪潮，旧日因参加芬尼亚社而被捕的达维特，从流放地回到爱尔兰，组织“土地同盟”，发动农民进行抵制斗争。与此同时，以帕涅尔为首的爱尔兰自治党也展开温和的自治运动。面对爱尔兰的解放运动，格莱斯顿实行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颁布高压法，逮捕帕涅尔和达维特等1，000多名“土地同盟”盟员;另一方面颁布“土地条例”，缓和农民的对抗情绪。后来又与狱中的帕涅尔谈判，以制止农民的“恐怖行为”为条件，释放了帕涅尔和“土地同盟”的领袖。当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恐怖分子刺杀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温狄士及其助手波尔克时，他就利用这次恐怖行为，颁布为期三年的“防止罪行法”，大批逮捕爱尔兰人，以达到他镇压“土地同盟”运动的目的。格莱斯顿在二任内阁中对爱尔兰采取的这种时而镇压时而安抚的政策，不仅没有平息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而导致了自己的垮台。1885年6月，在英国议会里讨论预算问题时，帕涅尔和爱尔兰议员们联合保守党一起投票，推翻了格莱斯顿第二届政府。
帕涅尔的行动使格莱斯顿看到，爱尔兰自治党在议会中是一支能够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只有允许爱尔兰享有有限的自治权，才能保持大不列颠帝国对它的统治，并以自治法案作为与保守党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致力于争取实现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斗争。1886年，格莱斯顿第三次组阁，于4月8日提出第一个自治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爱尔兰可以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但是，外交、军事、关税仍掌握在不列颠内阁手中。法案提出后，他在下院发表了极为动听的演说，呼吁各方同意这一法案。不料遭到自由党内部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具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自由党合并派的反对。1886年6月，他们和保守党一致投票反对自治法案，格莱斯顿政权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倒台了。
1892年，83岁的格莱斯顿第四次组织政府，于1893年2月13日提出第二个自治法案。从当时下院的力量对比来看，自治法案是很难被通过的。由于他力排众议，经过长时期辩论后，法案于9月1日以301票对267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当这个难产儿被送交上院时，上院的议员经过四天的辩论，以419票对41票的悬殊票数予以否决。
这时，格莱斯顿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政坛上已经日暮途穷，再也没有能力控制议会了。他的体力日衰，视听日差，健康状况也不允许他东山再起。1894年3月1日，他在下院作了最后一次演说，就向女王呈递辞职书，退出了政治舞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在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和国内垄断组织不断出现的情况下，越来越把殖民地看成是不列颠帝国存在的生命线。他们害怕爱尔兰自治将会在别的殖民地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英帝国的瓦解。资产阶级坚决反对自治方案。因此，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遭到失败是必然的。但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曾不止一次地说：“我以我所经过的半个世纪为满意”。“我并不羡慕我的继任者”。最后，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终究不能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抱着终身的遗憾，于1898年5月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