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与赋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古代之诗，虽不别标赋体，然凡作诗者，皆谓之赋诗，诵诗者亦谓之赋诗。”其说虽称春秋时行人交接邻国“赋诗言志”，非述赋体，然谓“六艺之一”“古诗之流”，又与赋之渊源有关联。故而从溯源意义上讲，汤炳正、赵逵夫两位先生曾分别撰写《“左徒”与“登徒”》《左徒·征尹·行人·辞赋》文章，以考述战国楚臣屈原作为行人好为赋的原由，这也印证了前人“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刘师培）、“纵横者，赋之本”（章太炎）的说法。缘此，我曾写《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于学理探讨赋的起源，对行人之赋的写作特征与鉴赏趣味，却罕言及。其实，历史上行人写赋为一普遍现象，这既与赋之源起相关，更能彰显赋体的风采与意义，而行人赋创作本身又曾为赋坛呈示一道亮丽的景观。

考查行人与赋，大体可分为春秋时邦国间行人“赋诗言志”与后世“行人写赋”两类，而行人写赋又因国家版图与意识的变化，又分为分裂期的外交用赋与统一期的外交用赋，前者最典型的是南北朝时期国别间行人作赋，后者如明朝时董越出使朝鲜而撰《朝鲜赋》、湛若水出使安南而撰《交南赋》。尽管溯赋史源头，或称述屈原曾为行人之职而尚辞令始作赋，然屈赋之作本身与“行人”之“行”没什么关系，所以以外交使臣之“行”而为赋，当始于南北朝。如历史上极重“赋才”的魏收出使途中所作《聘游赋》，堪称一篇行人赋。

据史载，魏收与温子升、邢劭并称“北地三才子”，他曾语人“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可见其对写赋的自诩程度。而在他的赋作中，除有《南狩赋》《皇居新殿台赋》及《怀离赋》等寄托美刺讽诵抒怀之意，享名甚著者就是他由此魏出使南朝梁国途中所写的《聘游赋》。《北史·魏收传》记述其事：“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风流文辩，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在途作《聘游赋》，辞甚美盛。”该赋以一“聘”字而与其他“游观”类赋区分，标明为行人交聘之作。遗憾的是这篇赋作亡佚，仅有史臣所言“辞甚美盛”四字可供意会。因此，在赋史堪称典型的行人赋作，当数明朝董越的《朝鲜赋》与湛若水的《交南赋》。

明朝交聘，使臣对赋的重视是互为的。如《明史·文苑传》记述当朝的“江南才子”桑悦“在京师，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以为耻，遂赋之”。如果说汉代文士的“两都”赋作写的是西安与洛阳，虽中有朝贡礼仪，然与行人无直接关联，那么桑悦此赋则描绘当朝“两都”（北京与南京），且写作动因在外国使臣“市赋”，显然与行人关系密切。如桑赋述“北都”，开篇谓“闻北之为都，宿属于箕，地名幽州，神尧之圣域，召公之贤丘”（《北都赋》），以张其地势，以明其圣统；述“南都”有谓“细论藩屏，则天设雄堑，表以钟山，裼以长江。……挟以石头，秦望之蔓丽；带以后湖，元武之汪洋”（《南都赋》），又以虎踞龙盘之势张扬金陵气象，眩于使臣，彰显国威。与之不同，董越于明孝宗弘治元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同刑给事中王敞使朝鲜，因述所见闻以作此赋”（《四库全书总目》），故其《朝鲜赋》乃出使期间所作，既属史臣之记录，又属文士之宣扬。对此创制，董越于赋《序》中自述：“予使朝鲜，经行其地者浃月有奇，凡山川、风俗、人情、物态，日有得于周览咨询者，遇夜辄以片楮记之，纳诸巾笥……意盖主于直言敷事，诚不自觉其辞之繁且芜也。”如此长篇巨制，搜材必丰，曹虹先生有专论考述该赋之正文及自注资料来源，分“有参考图书资料者”“有直书亲见目睹者”“有询问当地知情者”，并谓朝鲜李荇等增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在“国都”条下全录董赋（《董越〈朝鲜赋〉的创作成就——兼谈古代外交与辞赋的关系》，《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价值可见。

行人赋作，以纪实为功，所以观《朝鲜赋》中描写，彰显于“形势”与“物态”两端。如述形势，首在赋的开篇有关地理胜迹的描绘：睠彼东国，朝家外藩，西限鸭江，东接桑暾，天池殆其南户，靺鞨为其北门。八道星分，京畿独尊，翼以忠清、庆尚、黄海、江原，义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罗物最富繁。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则加倍；视古也，国封二三，今则独存。盖惟不蹈前人之覆辙，所以独蒙昭代之深恩也。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董赋所述形势仍不出古代天子的朝贡体系，要在物贡与德化。如谓“川浴同男，邮役皆孀，始则甚骇于传闻，今则乃知已更张。岂亦以圣化之所沾濡，犹如汉广之不可方也”，传闻与亲见，其间移风易俗，是典型的德化思想。然贡物必重物态，所以赋中有关描写尤多：禽多雉、鸠、雀、，兽多麋、鹿、麞、麅，错则昆布、海衣、蛎房、车螯，鱼则锦纹、饴项、重唇、八稍。鲤鲫随川，泽皆可以摷；鹳雀在庭，院多见有巢。似蛤决明，味独甘于海错；如拳紫蕨，美独胜于山肴。至若异产川陆，分馥兰皋，则有笔管酸浆，紫芹白蒿。水蓼之芽，当归之苗，松肤之饵，山参之糕，皆可为俎，皆可荐醪。果则……皮则……花则……草多……树多……其种类不同，而为用亦各有适也。至如山珍、海贝，遍寻罗列，以明异域之珍奇，物态之广博。当然，行人赋在珍重异国自然与社会的同时，时刻不忘宣示上国的天威。如湛若水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奉召出使安南，所谓“奉命往封安南国王”（《交南赋序》），故作赋时更多地展示主国对藩国施恩化德的心态。如赋中叙写交南旧事云：维彼交之蕞尔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际尉陀之七郡兮，汉九郡而同置；凭都卢于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际。南迤逦兮占不劳，西联属兮滇溟之尾派。诸葛之渡泸兮，州炎汉之经始；李唐承乎厥后兮，恢都护之府治。……马援立铜柱之磷磷兮，厌欃枪乎南天。追述交南历史，不忘彰显马援平南“立铜柱”与诸葛亮七渡泸水“擒孟获”的功绩，所以观其作赋主旨，仍是传统朝贡之武力统疆、礼德御宇的思想。

以明人董越与湛若水两赋为例，其写作手法基本传承汉晋时期的京都赋与述行赋。行人赋与述行赋同一“行”，所以赋家的笔下景随步移，皆以观象以叙事。所不同者，述行赋是域内游观，且多数为流迁之行，故睹物思归，颇抒离乡之愁绪；行人赋内涵出使任务，具有宣威海外的思想，其在域外游观，却更多猎奇的性质。然无论域内行，还是域外行，行必有“归”，或归乡，或归国，其中归心最为重要，如果说述行赋的归心更多地体现于乡愁，那么行人赋的归心则强化了政治的实用意义，董越作赋述行要在回国后“备于咨询”，诚为明证。于是行人赋在某种意义上又与京都赋相應契。因为京都赋述天子之所居，必含朝贡内容，而行人赋乃朝贡行为实施之记录，搜访外邦之物态、风情、民俗、制度，也是为了彰显“上国”气象而达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诠赋》语）之目的。

既然行人赋与京都赋有相类似的描写，不由地使人联想到班固《两都赋序》之“古诗之流”说，联想到李善注班赋引《公羊传》语“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如何以“众大之辞”张大“古诗之流”，或于方法亦有考量，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博物之名，诗赋相通，但若从兴、观、群、怨看行人赋类同京都赋，恐怕“众大之辞”，只重在一“观”字。

一曰“观物”，诚如魏裔介《删后诗序》所言：“学士大夫，登高作赋，遇物能名，其足供轩之采者正不乏耳。”而行人赋观物之传统，正缘自京都赋的朝贡描写。如班固《两都赋》写外邦贡物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史书即有诸多载录。如《汉书·西域传》：“武帝始遣使至安息……以大鸟卵及黎靬眩人献于汉”、“（大）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西京杂记》卷二：“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玟瑰石为鞍，镂以金银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除了武、宣盛世朝贡频繁，后世传承，也络绎不绝，如《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汉书》“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驼鸟），其卵如瓮。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之‘安息雀’”，即东汉外邦贡物实录，亦与班（固）、张（衡）京都大赋中的描写相吻合。清代四库馆臣谓董越《朝鲜赋》“所言与《明史·朝鲜传》合”，可见其观物记事，也是实录。这种传统始终存在于有关朝贡与物的赋写中，如唐人王起《朔方献千里马赋》、宋人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以及清人纳兰性德的《自鸣钟赋》与李光地的《眼镜赋》，或叙其事，或状其物，观物之盛，亦于中可见。

二曰“观德”，或可谓“观物”为赋体之描写征象，“观德”则为其创作旨归，这在京都赋与行人赋中尤为突出。张衡《二京赋》有关“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的描绘，是外邦观德之效。再看董越《朝鲜赋》书写的“农劝稼穑，技习工巧，官多效古，俸则给田”“国有八十之老，则男女皆锡燕以覃其恩；子有三年之丧，虽奴仆亦许行以成其孝”“乡饮严扬觯之文秩，笾豆以戒其喧闹”等，皆属明礼而观德，歌颂的仍是“以华变夷”的中土盛德。由此又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享宾”以“观德”的制度，如《左传·定公十年》录孔子语“夫享，所以昭德也”，又《左传·成公十二年》载“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而其时邦国间“享宾”以及“赋诗言志”，除了“问君之富”（观物），更重要的是观礼与观德，刘师培说的“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也应有这层含义。

十八世纪的清乾隆朝，法国传教士钱德明来华，读到乾隆帝省亲祭祖时所写的《盛京赋》，如获至宝，将其译介到法兰西，这也可算外国“行人”与“中国赋”的一则佳话。而钱译《盛京赋》作为“当代文学”在欧洲的传播，以及继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学者对中国古老辞赋的翻译与研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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