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与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是什么？1902年梁启超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精神与方法说：“所谓的科学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问，不肯妄循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即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未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凡此诸端，皆近世科学所以成立之由。”他的概括较为全面，即客观的求真态度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专门的、系统的、重证的、比较的研究是科学的方法。1914年9月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等创办的《科学》月报由上海出版。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论及科学是什么，他说：“科学者，知识而有系统之大名。就广义而言，凡知识之分割部居，以类相从，并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而言之，则知识之间于某一现象，其推论重实验，其察物重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今世普所谓之科学，狭义之科学也。”关于具体的科学方法，任鸿隽概括为一个合理的程序——分类、归纳、假设，形成定律的学说。这是从自然科学研究重客观、重实证而形成的有序的细密的研究过程。1926年金岳霖在《晨报副刊》第57期论述科学方法时说：“科学的方法，是由小而大，由精而博，先得事物之详，然后求它们的普遍关系。他们所用的度量，有极妥当的权断，他们所用的名词有同行公认的定义……科学家研究一个问题，可以把范围缩小，也可以把范围扩大……约而言之科学家的思想，有试验与实验的可能……科学家的试验，不限于一次，本自己的力量，可以造出同等的情形，有了同等的情形，就是试验千百次都可以，而千百次试验的结果都差不多。”他理解的科学方法是研究中必须有同类的规范的大前提，采用同类的方法，裁定研究的具体范围，研究的结果具有重试的可能。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以实证为基本特征的。近代的天文、地质、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因采用实证方法而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们的研究方法构成一个严密的程序，由此产生科学方法体系。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者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是法国著名哲学家，他主张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学”——此名词是他提出的，实指社会科学。他于1844年著的《论实证精神》里说：“实证一词指的是真实，与虚幻相反……主要在于以精确对照模糊……精确的含义使人想起真正哲学精神的恒久倾向，即处处都要赢得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确度。”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只承认感官认识为实在的可以把握的具体对象，以逻辑分析的陈述作出真或假的判断。孔德认为实证方法是完全可以应用于“社会学”的，他说：“我们在今天适度普遍推广于实证科学方面所应追求的，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是社会的效果;这种重要效果，必然取决于严格遵循序列规律。为了对个人迅速传授或是为了对集体长时间传授，实证精神都必须从最初的数学状态逐步过程到最终的社会学状态，先后通过中间四个阶梯：数学的、天文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将来仍然必须如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亦是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在应用时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相异所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人类的领域，因而预言的可能性受限于人类行动的决断范围;但是自然过程的齐一性又使准确的预测成为可能，此即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原因。实验主义科学方法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的是穆勒的《名学》、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尔的《方法论》。这三位西方近代学者皆属于实证主义哲学家，他们对科学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

严复是中国近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将西方近代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著作译述入中国，尤其是进化论的译述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巨大，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他亦是第一个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系统地译述入中国的学者。严译《穆勒名学》于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刻印。约翰·穆勒（1806—1873）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严复按照中国的习惯将其逻辑学著作译为“名学”。其书分为名与辞、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诡辩、伦理科学的逻辑六部分，是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专著。关于归纳与演绎的关系，穆勒认为事物的因果和现象是极纷繁的，如果要从中寻找到某一規则，不能仅用归纳方法，还须用演绎方法，但也不能纯用演绎方法。演绎方法有三个程序：开始时以归纳的实验为前提，继以连续的推理，再从实验得到印证。严复为中国学术界引进了西方逻辑的内籀实测之学，指出了中国学术的缺憾，这使学术界耳目一新，然而他并未将内籀实测之学与科学方法明显地结合。1909年严译《名学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著者为英国的耶芳斯（1835—1882），它被作为许多高校的教材。关于逻辑学引进的意义，冯友兰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法……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注意的是逻辑。”逻辑分析是哲学的方法论，它对科学研究亦具方法论的意义。

关于西方科学思想方法论的创立者培根和笛卡尔学说的引进始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文中简明地介绍了两大家的哲学思想，着重介绍了他们的科学思想方法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哲学家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创始者。其《工具论》沈因明译本于1934年由辛垦书店出版，次年关琪桐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培根吸收了近代实验科学的经验，重新阐释了归纳法的意义。他认为困惑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有四类假象：一、 由于人类种族、家族、宗派的认识者是为族类假象;二、 出于各人本性局限的认识者是为洞穴假象;三、 出于交际联系所形成的认识者是为市场假象;四、 出于哲学及各种教条的认识者是为剧场假象。人们为了不受这些假象的蒙蔽，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引导到特殊东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这一方面呢，则必须强制自己暂时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悉起来。”当科学家进行研究，不仅要注意特殊东西的本身，而且要将若干杂的特殊事例或现象进行排拒和排除的工作，这时便可采用归纳法进入研究过程：确立享优先权的事例，形成归纳的一些支柱，对归纳的精订，研究工作随题目的性质而变化，发现一些具有优先权的性质，确定研究的界限，就人的联系来议论事物，考虑提出原理的等级。自然科学的实验即是以归纳为方法论的，因而它是科学的方法。勒内·笛卡尔（1596—1650）为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其《方法论》为彭基相译，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关琪桐译，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笛卡尔试图告诉人们遵循科学的方法以便正确地指引理性而去追求真理。在此著第二部分中，他列举了导致一切科学中的真理的方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一、 只承认完全明晰清楚、不容怀疑的事物为真实;二、 将一切困难的问题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三、 以较容易的推论至较困难的部分;四、 进行列举、比较，寻求中项，同时考察困难的各个因素，不有任何的遗漏。关于科学研究的过程，笛卡尔将它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用演绎法，后一阶段用归纳法。这是认识由直观演绎而进入归纳，归纳则是直观所不能达到的。他将这两种方法统一于研究过程中，特别强调列举事实的重要意义。

中国学者引入的西方近代逻辑分析方法和培根与笛卡尔的科学方法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们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倡导者们在吸收西方文化时，也受到科学方法的严格训练，但他们采用西方实证方法时却有各自的选择。他们采用美国实验主义方法和德国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国学研究起到了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兴起的国学运动，以1905年上海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的创刊为标志，迄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这一运动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回顾国学运动的发展过程可以明显地见到，它自始至终是存在两个不同的倾向，即以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主的国粹派和以新文化学者为主的新倾向派。《国粹学报》于1911年停刊，表明国粹思潮的衰微;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于1923年创刊，则表明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形成。虽然新倾向迅即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并得到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的支持与推动而取得巨大的成就和深广的影响，然而国粹主义的绪余仍盘根错节地存在。国学运动新倾向之所以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是由众多新文化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观点、新的态度，并采用了新的方法，适应了学术发展新的趋势，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于1919年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代表了新文化学者对国学研究的态度。他认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目的是再造文化，这一切均落实于对国故的整理。他发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号召，这得到学术界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于1919年5月1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五号发表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他认为，“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第一件事就用科学的精神去采取材料。凡考古的学问和他种的学问相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精神的材料。论断的价值和材料有密切的关系，材料不精确，依据这个材料而立的论断，也就没有价值了”。时任《新潮》编辑的傅斯年在同一期发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大力支持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号召。他说：“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绝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1926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回答了某些学者对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质疑。他说：“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倘使科学是不腐败的，国学也绝不会腐败。倘使科学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国学也不会葬送青年的生命。”这将国学运动新倾向与国粹派的根本区别归结为研究方法的相异，因此以科学方法研究国学是国学运动新倾向学者们的基本学术特征。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接受了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归国后大力传播，使它广泛地在社会科学和国学研究中产生影响。二十世纪初年在美国兴起的实用主义是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的一个流派。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1842—1910）于1906—1907年在波士顿罗威尔研究所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系列讲演，于1907年出版专著《实用主义》，中译本由孟宪承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詹姆士认为实用主义将理论视为仅是我们可以依赖的工具，人们借助理论工具向前推进，它帮助人们改造自然。这样理论变活了，使每一种理论可以发生作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而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因此这种哲学最关注实际效应。在科学研究中对实用效应的要求是求事实之真。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最注重实验方法，以“实验主义”作为最有应用价值的工具。杜威说：“科学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一套科学体系。与此同时，它是科学探索者所要达到的一种目的，因而在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手段和工具。”他认为科学的程序是通过考察后作出这一批判所依据的其他判断的可能性来确定有效性，同时通过考察作出此一判断所允许的其他判断的必要性来确定意义。科学的判断就是经过这样反复的验证与比较而成为定论的。为求得判断在逻辑上的合理意义，则每一个概念或叙述都须从别的概念和叙述而来，又须引到别的概念和叙述上去;各种概念和命题互相包含，互相支持;这即是“引出后面，证实前面”。胡适介绍杜威的方法分为两种：

一、 历史的方法。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历史状态，不是孤立的，而存在着一定联系。因此研究的对象仅是一个中段，它有发生的原因，有自己发生的效果。这如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儿子是中段，因而胡适比喻为“祖孙的方法”。

二、 实验的方法。首先以具体的事实与环境为对象进行研究，将一切学说、理论、知识都视为等待证实的假设而非定论，将一切学说、理论、知识都进行试验或实验，只有经过实验的证实才可以成为定论。

胡适说：“自从中国文化与西洋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他只给了我们一个科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杜威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胡适概括为：一、 疑难的境地;二、 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 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 把每一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种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 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是谬误。胡适将这种方法予以简化，他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验的方法是最重视证据的，胡适论及对证据的态度时，以为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要辨析。他提出辨伪的原则是：这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尋出的，此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他有作伪的可能吗？因而胡适主张“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只可以说三分话”。他采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取得最大的成就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系列考证，为中国学术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胡适的引导下顾颉刚从对古籍辨伪进而考辨古史，他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于1926年由朴社出版，至1941年共出七册。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讨论是整理国故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对古籍的辨伪与古史的考辨皆发展了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他自述：“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整理国故的呼声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计划。我生当其倾，亲炙他们的言论，又从学校的科学教育中略略认识到科学的面目，又性喜博览，而对于古今学术有些知晓，所以能够自觉地接受……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敢說我有新方法了。”古史辨派以疑古的态度，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辨伪工作，对传统的学术予以破坏。这种辨伪的破坏，实质上是对国学运动中国粹观念的颠覆，由此才可能从事新的学术建设。

傅斯年于1923年6月离开英国到德国留学，学习比较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梵文，1924年转向史学，由于追求客观的、科学的、严密的倾向，遂选择并接受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兰克学派。他归国后于1928年11月受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文献与学术问题，因而致中国历史语言研究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是其坚定不移的理想;这源于在德国接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利奥德波·兰克（1795—1886）是德国著名史学家，为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创始者。他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导言》（1842）里声称：“历史学问向来被认为有评判过去、教育现在、以利将来的职能，对于这个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是想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要做到如实直书，史料从何而来呢？作为本书以及本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的基础——史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当事人的原始记录。除此之外，要引述其他类型史料的话，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是从上述第一手数据中直接推演出来的，或上述材料一样具有第一手的性质。这些史料的每一页都必须经过严格考证。”兰克提倡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研究历史，力求认识历史事实的真相，注重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他说：“我相信，一位以诚挚的精神与热情来追求事实真相的研究者，当他研究权威可信的史料到一定程度之时，尽管而后的研究发现或误会使我们对具体历史细节更清楚，更确定，但后来的研究者们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研究的基本概念而已——探索事实真相，这也是唯一的研究基本概念。”傅斯年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并不限于兰克学派的方法，以为凡是用某一方法能获得新知识的便是好方法，每个时代都有新观念和新方法，作为方法论而言并无新旧之分。他提倡用新方法整理材料的纯学术研究风尚，反对理论的疏通，也反对研究工作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的联系，因此他说：“假如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历史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只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互关联的地方，更可比较而得其头绪。”傅斯年晚年在总结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经验时认为：“最近百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诚然考证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这种小题大做的考证，不仅是历史语言学派治学的特点，而且是古史辨派和其他国学新倾向的学者共同的治学特点。由此可以认识国学研究的性质。

国学研究采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是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但这种方法是有自身局限的，它在某些学科不一定适用。新倾向的国学家们是有理论的，例如胡适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它们是国学运动新倾向、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的理论纲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疑古的批判的态度，他们提倡客观的纯学术的实证研究，以探求真知为目的。国学家正是在这种新文化理论的引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的，其研究的成果起到扫除学术思想的谬妄，揭示历史的真实，并为其他各种学科提供事实的依据。他们研究某一问题，固然不可能获得全部资料，如果选择的具有典型意义，则其他发现的数据便可证实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当然如果选择的不具典型意义，则其他发现的材料便可证实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我们从许多国学研究的结果来看，同一课题的考证可能出现相异的结论，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难以达到公认的结论。这种现象是极正常的学术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学之中，它反映了人们寻求真知的过程，而真理必将会出现的。科学方法的重事实、重证据、求真知的精神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它所产生的力量是难以简单估计的。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