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渔家傲》古诗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渔家人言傲,城市未曾到。
生理自江湖,那知城市道。
晴日七八船,熙然在清川。
但见笑相属,不省歌何曲。
忽然四散归,远处沧洲微。
或云后车载,藏去无复在。
至老不曲躬,羊裘行泽中。
---晁补之

晁补之《鸡肋诗钞》中有《补乐府三首》,《渔家傲》即其中之一。所谓“补乐府”,其实便是乐府诗。补者,补缀承续也。这表明作者意欲直接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和唐代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写作方法。因此,这首《渔家傲》“因事立题”,述写世事,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

看诗题,便知此诗是描写渔家生活的。自古以来,渔家之困苦艰辛,人所共知。他们既备受生活煎熬,还得顽强地与大自然拼搏,成年累月地经受险风恶浪、出生入死的考验。在作者出生前一年谢世的范仲淹,对此便深有体会。其《江上渔者》一首,满怀恻隐之心。然而晁补之这首诗,却丝毫不见此种情景,有的却是欢歌笑语,完全是别一种情调。诗人笔下的“渔家”,行舟江河,傲放湖泽;逍遥自在,悠闲自乐。他们既不为名利所动,亦不因权贵折节;超然物外,远离尘嚣。显然,这是一种非现实的“渔家”生活,其中无疑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含蓄蕴藏着他寄情山水、归隐湖泽的志向。

诗的前四句首先点题: 先写“渔家”性格之孤傲,复写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谋生之道。诗中“城市未曾到”、“那知城市道”二句,看似文义重复,实质上乃是为了强调这些“渔家”非一般意义上的渔民,他们不是不能、而实是不愿与城市结缘,以致身惹红尘。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任何渔民未必一定不去或根本未曾想去见识一下车马喧嚣的城市。诗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选择这样的“渔家”落笔,刻意经营,备加颂扬,应该说大有其深意在。尤其是一个“未曾”,一个“那知”,充满了感情色彩,表现的是一种对“城市”不屑一顾的神态。

诗的中间六句,具体而微地描写了渔家生活和山水之乐。晴日里,七八条小船游弋清波,汇聚川上。时听笑语相属,但闻欢歌互答。待到暮色降临,渔舟归散,烟波江上,唯见远处的绿洲正隐约浮沉于一片微茫。诗人描绘的这一幅渔家行乐图,可谓动静相间,意态悠闲;诗情画意盎然,字里行间,令人神往。很清楚,这六句诗不只补缀上文,细写“渔家生理”,其实亦揭示了“渔家”“城市未曾到”、“那知城市道”的原因,并隐隐透露了诗人企慕自然、不愿缚于尘网的消息。因为有如此自在的去处,又何恋“城市”之有!

最后四句托物言志,总摄全文,借彼“渔家”之口,写己心中所思。看到这里,读者会恍然大悟: 原来,诗中所描写吟咏的“渔家”,根本不是一般的江泽渔民、山野村夫,而是遁迹江湖,隐名埋姓,愿终生以渔钓自乐的隐士。这样的隐士,实际上乃是诗人自己。

诗人采用了以我写彼、以彼显我的互透法。在一片扑朔迷离的物象中,最后这四句诗连用了三个典故;倘深入而观,则其庐山真面遂兀现于读者眼前。后车,语出《诗经·小雅·绵蛮》:“命彼后车,谓之载之。”郑笺:“后车,悴车(按: 即副车)也。《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与作者同时的欧阳修,其《哭圣俞》诗云:“河南丞相称贤侯,后车日载枚与邹。”“河南丞相”乃钱惟演(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丞相);枚指枚乘,邹指邹阳。枚、邹均汉代著名文士,二人曾为梁王幕客,极为梁王所知赏,待如上宾。欧诗用以喻梅圣俞,言其游宴交往者皆才学之士,均具相当社会地位。晁补之引用这个典故,意欲说明“渔家”无意功名富贵,主动逃名避世。诗中的曲躬,即弯腰行礼,引申为屈身事人。典出《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浮沉于宦海,诗人意欲何为?诗的末句“羊裘行泽中”,点出了归隐思想。羊裘,用后汉高士严光事。据《后汉书·严光传》:“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却终不为谏议大夫。又据《淮南子》:“贫人则夏被葛带索,冬则羊裘解扎。”在诗人的心目中,作一个逍遥于山水之间的贫士、隐士,远胜于在“城市”的达官贵人。这种思想既是消极,又是积极的;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

通观全诗,写来洒脱轻快,形象鲜明,笔致活泼,语言浅显通脱。诗以口语出之,间以白描勾勒。全诗凡六转韵,音调和谐,过渡自然;谋篇有方,立意高远。其颇具民歌风味的艺术特色,足见乐府歌辞之源远流长。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余观《鸡肋集》,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近人陈衍亦曾说:“晁、张(耒)得苏(轼)之隽爽,而不得其雄骏。”若以此诗观之,亦可见其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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