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谈敦煌:

发现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

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之一,王国维虽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但学术态度颇为开放。他一方面坚守着乾嘉朴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西学与国学的结合;他长期专注于传统汉籍及中原出土的钟鼎铭文、碑刻、石经、甲骨的考释,也十分关心边疆史地及西域出土的简牍文书的考订工作。

陈寅恪于1930年所作《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着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虽然没言明“三数人”到底指谁,但王国维肯定要算一位的,他在敦煌学开创期对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的研究,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与日本学者的交流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古代写本,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将大批写本和美术品带回欧洲。第二年,法国的伯希和也来到敦煌,带走了一批藏经洞的宝藏。1909年9月,伯希和携部分文物精品,从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河内来到北京,他一面购书,一面把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前往参观并抄录,王国维也随同前往,但没有从事抄录和考订工作,因为当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宋元戏曲上。很快,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消息就传到了京都,引起着名学者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的重视。

1912年9月,狩野直喜远赴欧洲,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地调查抄录英、法、俄三国在敦煌、黑城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获得的出土文献资料。这次欧洲之行,狩野直喜收获的资料有限,但对于学术研究依然大有裨益。

1916年,狩野直喜根据在英、法见到的《唐太宗入冥记》《秋胡戏妻故事》《伍子胥小说》等唐末五代抄本,指出元代以后开始兴盛的俗文学,其实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又根据《孝子董永传》《季布歌》等韵文资料,将戏曲的萌芽也向前推进到唐末五代。1920年,在狩野直喜对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基础上,王国维发表文章《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点明敦煌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都是单纯的学者型人物,两人交情深厚,而且在学术上有许多相同见解,在学术上相互启发,互有促进。譬如:他们都用敦煌的资料来进行研究,但又都不局限于敦煌学的范围,不仅在敦煌学史上颇有建树,而且在其他一些领域里也成为了引领者。

俗文学的巨大成就

由于藏经洞文物大量外流,早期敦煌学研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抄录并刊布流失海外的藏卷,并对尚留在国内的文物加以编目,同时开展个例的分析研究。对当时的中、日本学者来说,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在整理、刊布录文的基础上,撰写言简意赅的序、跋。

敦煌文献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譬如考证出了《秦妇吟》全文。唐写本韦庄《秦妇吟》残卷,是从被斯坦因带回伦敦的两部残卷上抄录而来,两部残卷均前后残缺,既没有篇题也没有作者姓名,幸亏王国维博闻强识,只据《北梦琐言》记载的韦庄《秦妇吟》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判定这正是失传已久的韦庄长诗。

在跋文的基础上,王国维于1920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依次介绍了《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唐太宗入冥记》《春秋后语》唐人词及《云谣集杂曲子》,还以较大篇幅谈及敦煌本《太公家教》,认为《太公家教》乃“唐时乡学究之所作”,最后得出“唐代不独有俗体诗文,即所着书籍,亦有平浅易解者”的结论。

1925年夏天,王国维为清华学生作公开演讲,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第三部分“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他特意说明“皆巴黎国民图书馆之物,而英伦所藏,则武进董授经(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羽田博士(亨)、内藤博士(虎次郎),虽各抄录景照若干种,然未有出版之日也”。可见当时日本学者抄录的英藏敦煌写本还在整理中,并没有刊发,所以王国维的学术成果有着“先行”的意义,特别是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

王国维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及中、西学关系的榜样。敦煌藏经洞文献为世人展现了大量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形成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由于西方学者运用了近代考古学、文书学及文化探源和比较文化的方法,即便在敦煌学形成的早期,对于中国学者来讲也已包含大量“西学”的元素了;藏经洞中的文献仍以汉文化写卷占多数,但也有不少西域其他民族的文字与材料,包含许多文交融的资料与信息,既超出了“国学”的范畴,又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旧学”功底。所以,用新方法、新材料来研求新问题,就成为敦煌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王国维最为关注的就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能提出新问题、新线索,得出创新性结论的内容,特别注意敦煌新材料与原有旧材料之间的异同、互补和渊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构建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新理论、新框架。后来有很多中国学者,如刘复、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都致力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可以说王国维对中国“俗文学史”有着开拓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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