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红楼梦》：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红楼梦》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其影响早已经跨过民族与语言的范围，成为了世界文化园林当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对《红楼梦》一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独立的学问，并且长盛不衰，堪称学术领域的奇观。王国维评析解读《红楼梦》，不同于索引派的牵强附会，然后去零散地发表一些意见，而是系统地去研究《红楼梦》的精神极其美学价值，对当时的红学研究堪称一大突破。
在对美学基本没有任何概念的年代，王国维从哲学高度，对《红楼梦》进行了人本主义美学批评，堪称中国美学史上最令人欣喜的成就之一。
人生、艺术以及《红楼梦》之精神
《〈红楼梦〉评论》中的第一章为《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为《〈红楼梦〉之精神》。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美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他阐述了自己对文艺与人生的基本观点，着重说明“欲望”和“痛苦”是人生的主题，虽然不是针对《红楼梦》所发，但却由此引出自己对《红楼梦》的评析的出发点和依据。
全文以老庄二人的思想“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作为开端，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重要命题——人生充满忧患与劳苦，人生的苦海难以解脱。在这里他又表达了叔本华“钟摆理论”的原理，人终生挣扎在欲望里，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了，又会产生更多新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会痛苦，可欲望得到满足后，又会感到厌倦。因此，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厌倦之间循环往复着。那么，是否有办法可以减轻人们的痛苦呢？王国维给出的答案是艺术。他说：“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
然而，并非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有益的，王国维将文艺作品分为两类，一种是可以令人远离生活之欲的，另一种则令人重新归于生活之欲。王国维认为前一种是上乘佳作，后一种则是应当丢弃的劣作，《红楼梦》当属佳作中的佳作。
在对人生与艺术做了上述评价后，王国维又转而论述《红楼梦》的精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人七日不食即死，一日不再食则饥”，但“男女之欲”却是有害无利。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最精妙的地方就在于，“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也因此王国维称《红楼梦》可与《浮士德》媲美。
伦理与美学的困境
叔本华曾试图在美学与伦理学之间，寻找连接的纽带，王国维作为叔本华的追随者，也就解脱这一美学的最高理想向叔本华发问。
宝玉出家是自身的解脱，但从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说，他又是“不忠不孝之罪人也”。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这样的普世道德早已演化成为公序良俗的标准。然而认真分析后我们会发现，人类的诞生源于祖先一时的欲念冲动的结果，子孙后代既承担了繁衍的义务也承受了生命的痛苦。后世子孙如果无法在精神上获得解脱，祖先也难辞其咎。一个人若想消除痛苦只能靠自己，而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个人又要受伦理的约束。在普世道德面前，宝玉是大错特错，但又符合人类的最高理想，这是莫大的矛盾。王国维从小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受“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文化熏陶，在忧国忧民的社会理想和个体的精神解脱之间，宝玉在伦理方面的困境，其实也是王国维等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解脱意味着人生体验的剥离，倘若世人都解脱了，那就没有人生了，文艺也会丧失存在的意义。对王国维而言，解脱是文艺的终极目的。“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一个解脱的人没有了欲望，便再没有欣赏文艺的必要了，因为不可能因此再获得什么情志上的补益。叔本华曾将文艺看作转移人生痛苦的方式，但也承认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于是最终选择了“寂灭论”的宗教式怀抱。王国维意识到叔本华的极端，于是选择从文艺审美上寻找精神出路。由此我们便可理解王国维的担心：如果世间的人都解脱了，文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红楼梦》以解脱为理想，获得了王国维的极大肯定，可见王国维其实对解脱实践的可能性还是怀有希望的，但本身敏感悲观的他又知道解脱之事终无可能，却也毫无办法。这是叔本华的局限，也是王国维的局限。
对叔本华哲学的放弃
写完《红楼梦评论》后，王国维得出解脱之事终无可能的结论。生活之欲造就了人生的痛苦，这是叔本华的推论，然而人生的本质是否就是痛苦，这是无法被证实的。叔本华的学术观点充满悲观色彩，认为荣华富贵都是虚无，但实际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极其注重名利的人；他宣扬轮回，称死亡并不可怕，但在瘟疫流行之际却早早就逃跑避难了。
对于叔本华来说，理论就是理论，从未进行实践。而王国维却抱着“知行合一”的态度，来实践人生的解脱，当他发现叔本华主观理论与客观实践之间存在矛盾，叔本华理论起初带给他的惊喜便逐渐暗淡了下来了。
王国维把解脱作为文艺的最高理想，却遭遇叔本华的“寂灭”之说，终于王国维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选择了放弃叔本华的理论。这既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旨趣，又是在王国维向西方求真的过程中，对我国传统哲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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