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商周：制度与文化的新旧更替》

谈商周：

制度与文化的新旧更替

王国维以甲骨文为资料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王国维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将甲骨文与其他史料相互勘正，在历史地理、祀典、制度、古文字、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等研究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方面取得了尤其卓着的成果，这不仅是他学术生涯中的最伟大的成就，在近代学术史上也是意义格外重大的。

王国维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又结合古书与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详尽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他对殷代礼制的研究成果大大启发了后来对殷代文化制度的研究；在作《殷代制度论》时，则以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而他首创的“二重证据法”，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变革的原因

在《说商》一文的开篇，王国维便提出“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又援引《史记·殷本纪》中的“契封于商”来为自己佐证。后世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因为其本质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在殷周文化的关系上，历代学者都持不同看法。孔子就曾高度概括“三代”的文化制度差异，提出了“损益”的观点。《论语·为政》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包含着对继承和发展的否定，强调夏商周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此后汉代学者又具体化了“损益”的内容，提出了“文”和“质”的变化。后世学者对此不断地加以解释、引申，但都没有超越孔子的“损益”说，直到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了殷周大变革的创新观点。王国维在考察殷周之际的巨大变革时，吸收了西方的地理、民族等史学理论。

王国维从地理环境和族源特征两方面，说明了夏殷与周之间的文化差异，他根据“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从夏商周都邑的分布考察其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因为虞、夏、商皆居东土，所以夏、商二代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而周独起于西方，因此商周间制度与文化的变革更为剧烈。

武王灭商后，作为西方盟主的周人怀着“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的心态成为了四方部族的主宰，要在这样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土内确立统治，周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统治方式来适应变化。与此同时，周朝统治者也吸收并继承了一些商代的统治经验和制度政策，并反思了商朝骤亡的教训，总结了商亡周兴的原因。以此为契机，殷周之际的巨大变革就此开始。

周制与商制的具体区别

接下来，王国维对殷周之际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变革，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

这三项变革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殷周之际的制度文化差异。夏商时代的诸侯是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氏族，而周代的分封制度是通过周天子册命诸侯，封土建国，构成的新的君臣关系、统治秩序，进而形成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统属关系。王国维认为嫡庶制是周天子推行分封的原因，因为继承王位的只能是嫡长子，所以对其他儿子只能以封建安置。嫡庶制的确立，既是吸取了商代中丁之后“九世之乱”的教训，又是对管叔、蔡叔勾结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反思。为确保周朝统治的稳定，以周公旦为首的统治集团决定采取这样的政治举措，改变了商代“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的兄终弟及制。宗法制是一种将血缘关系与政权关系相结合的制度，通过宗法血缘关系使周天子拥有对天下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与此同时也令不同等级贵族之间的关系法律化。“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正如王国维所言，宗法制建立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基础之上，从天子到各级贵族的嫡长子均为“大宗”，诸庶子则为“小宗”，“大宗”可以继承上一代的地位和权力，“小宗”则降级成为低一阶的贵族，如此便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宗族整体。

除了政治制度上的改变，周人也不再像商人那样一味地崇敬鬼神。周朝统治者认为，商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在于“失德”，从而丧失了天命。统治者要让上天满意，不仅对天要虔诚，更要做到“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将这种“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行为制度化、规范化就形成了礼制，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周人建立礼制，推行德治，并将其与他政治制度相结合从而达到“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使“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的效果。

在王国维的诸多着作中，将中国上古文化分析得最为深刻，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论文，当属《殷周制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