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

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

——兼谈李诗研究的方法问题

本文拟论述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在揭示李诗特点的基础上，兼谈有关研究方法问题，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一

李商隐是一位在艺术上具有多方面成就的诗人。而从诗史的演进角度看，他以近体律绝（主要是七律、七绝）写成的抒情诗，特别是无题诗，以及风格接近无题的《锦瑟》、《重过圣女祠》、《春雨》等篇，其艺术成就和创新意义，尤其值得重视。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作品所产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中唐后期，以李贺创作为标志，出现三种值得注意的走向：1.爱情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渐渐潜回唐代诗苑；2.追求细美幽约，补救韩愈、白居易的发露直致；3.重主观、重心灵世界的表现。三者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又有其内在联系。爱情和丰富细致的心灵活动常常是相伴随的，而表现爱情和心灵世界又需要写得细美幽约。李商隐正是受这一走向推动，在《锦瑟》、无题一类诗中，通过表现包括爱情体验在内的心灵世界方面作出的重大开拓，创造了幽美朦胧、内涵丰富，甚至具有多重意蕴的诗境。

李商隐的抒情诗，情调幽美。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借以表达情绪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表达上又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不仅无题诗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就连其他一些诗，也常常是一重情思套着一重情思，表现得幽深窈渺，如《春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为所爱者远去而“怅卧”、“寥落”、“意多违”的心境，是一层情思；进入寻访不遇，雨中独归情景之中，又是一层情思；设想对方远路上的悲凄，是一层情思；回到梦醒后的环境中来，感慨梦境依稀，又一层情思；然后是书信难达的惆怅。思绪往而复归，盘绕回旋。雨丝、灯影、珠箔等意象，美丽而又细薄迷蒙，加上情绪的暗淡迷惘，诗境遂显得凄美幽约。

李商隐不像一般诗人把情感内容的强度、深度、广度、状态等等，以可喻、可测、可比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揭示出来。为了表现复杂矛盾甚至怅惘莫名的情绪，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常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由它们结构成诗，略去其中逻辑关系的明确表述，遂形成如雾里繁花的朦胧诗境。如《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能使读者神游在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境地里；锦瑟的弦声唤回了已逝的华年情境；庄子和蝴蝶忽此忽彼，变幻不定；望帝的魂魄化为杜鹃，哀鸣不止；月照沧海，海中之珠闪着莹莹的泪光；日暖蓝田，蓝田山中美玉袅袅生烟。诗的境界超越时空限制，真与幻、古与今打成一片。心灵与外物之间也不再有界限存在。但此诗究竟写什么？只首尾两联隐约暗示是追忆华年所感，而传达所感的内容则是五个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的象喻和用以贯串这五个象喻的迷惘感伤情绪。喻象本身不同程度地带有朦胧的性质，而所喻又未出现，诗就自然构成多层次的朦胧境界。

诗歌的朦胧当然会给理解把握诗旨带来困难。但李商隐诗歌的朦胧，一般不是有意要造成晦涩，而是和亲切可感的形象常常统一在一起。读者尽管难以明了《锦瑟》的思想内容，但那可供神游的诗境，却很容易在脑子里浮现。所以《锦瑟》虽号称难懂，却又家喻户晓，广为传诵。《重过圣女祠》中的名句：“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写圣女“沦谪得归迟”的凄凉孤寂处境，境界幽缈朦胧，被认为“有不尽之意”（吕本中《紫薇诗话》）。但荒山废祠，细雨如梦似幻，轻轻飘洒于瓦上，灵风柔弱无力，不能吹满神旗的情景，以及那种似灵非灵，既带有朦胧希望，又显得虚无缥缈的气息，却是让人有极亲切的身临其境之感。李商隐诗歌虽朦胧而仍亲切可感，说明作者不是故意埋没意绪，置读者于迷闷之中。从创作看，尽可能直观地传达心灵中微妙复杂的感受，表现在这感受中呈现的图像，让人从这些没有经过逻辑重新组合的画面进入诗境，是导致李诗亲切可感而又不免朦胧的根源。可以说李诗的朦胧是与他直观地表现心灵世界相伴随而产生的。

二

诗歌境界的朦胧，与内涵的多义性往往有一定的联系。《文心雕龙·隐秀》篇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刘勰论“隐”与“重旨”、“复意”的关系，对我们理解朦胧与多义的关系是富有启发性的。李商隐无题一类诗歌，境界朦胧，而在内涵上则往往具有多义性。一篇《锦瑟》，聚讼纷纭。多种笺解，似皆有可通。所谓“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韵语阳秋》引北宋杨亿语）。这种可供多方面体味和演绎的现象，表现出李商隐诗歌多义性的特点。

多义性在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在近体诗和婉约词里，本来很常见。但一般表现为情韵丰厚，意在言外，在一些意象中带象征意义，或在表层意义下掩藏着深层意义，虽然多义，却属于外延的扩展，层次的加深。而李商隐诗的多义，往往是给读者提供更多方面的启示和联想，构成解读上的复义。他通过所写的事物，指示多重意旨。意旨之间可以是比较接近的，也可能是差距很远的岐解。

李诗的多义性与其意象的独特有一定联系。一般诗人所用意象，客观性较强。能以通常的方式去感知。李诗意象，多富非现实的色彩。诸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灵犀、碧城、瑶台、灵风、梦雨，等等，均难以指实。就连蝉、莺、柳、梅等，看似客观之物，但只要举有关名句：“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赠柳》）、“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见梅花》），就会令读者不敢指实其为普通的蝉、莺、柳、梅了。这类意象，有较多的属于个人的象征意义，被李商隐心灵化了。所赋予的内涵，主要不是取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内心。心生万象，象乃多种体验的复合。内涵远较一般意象复杂多变。

李诗大量用典，典故由于内涵的浓缩性等原因，如果用得好，往往能在有限的字句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容。李商隐又擅长对典故的内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别开生面。“庄生晓梦迷蝴蝶”，原典不过借以阐发齐彼此、齐物我的思想，并无所谓“迷”，“迷”出于诗人品味这一典故时的内心体验。“望帝春心托杜鹃”，原典只说望帝死魂化杜鹃。死而春心不泯，仍然托之杜鹃，是在运用中的增殖。并且，这些典故不是用以表达某种具体明确的意义，而是借以传递情绪感受。情绪感受所引发的联想和共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李商隐一生坎坷，对事物的矛盾和复杂性有充分的感受。从他的心境和体验出发，常常把典事生发演化成与原故事相悖的势态。由正到反，正反对照。把人思想活动的角度和空间大大扩展了。如《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吃了不死之药，得成月中仙子，本是常人羡慕之事。张衡《灵宪》云，嫦娥奔月之前，曾作过占卜，得到的是吉兆。可见古时文献记载，也把奔月认定为对嫦娥有利的事。李商隐一生有许多高远的追求，但结果是流落不偶，处于孤独寂寞的境地。他学过道，也熟悉女道士修仙的寂寞生活。大约正是基于这些感受和见闻，他设想嫦娥会因为天上孤寂而后悔偷吃了灵药。注家对诗旨猜测纷纷，说明这一典故经过反用之后，那种高远清寂之境和永恒的寂寞感，沟通了不同类型人物某种近似的心理，从而使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还有些典故，虽不是反用，但诗人作了别有会心的挑醒，也使典故的意义多方面生发开去。如“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从“歌舞能多少”方面寻问减膳的效益。于是引发“深慨宫中希宠美人的愚昧与麻木”、“因小而害大”、“自嘲或嘲人”、“倡导恶浊潮流者之可恨，迎合与追求者之可鄙”，种种解说与推测，乃至“制艺取士，何以异此”，以及“普天下揣摩逢世才人读此同声一哭”等联想，都可以说于诗之本意有所发明。可见楚王爱细腰的典故通过生发，产生了多义性的效果。

多义性与诗中独特的意象组合也很有关系。心理负荷沉重，精神内转，内心体验则极其纤细敏感。当心灵受到外界某些触动时，会有形形色色的心象若隐若显地浮现，发而为诗，则可能以心象融合某些物象和典故等等。构成印象色彩很浓的诗境。在这种诗境中，诗歌的意象，是以内心体验为核心向外投射，往往错综跳跃，不受现实生活中时空与因果顺序限制。这样，意象转换跳跃所造成的间隔，便有待读者通过艺术联想加以连贯和补充。如《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意象和句子之间跳跃都很大。作叙事看，真乃匪夷所思。但处在迷茫失落之中，人的内心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心象与幻觉。作为心象，把前后变化联系起来看，云浆未饮，旋即成冰，是追求未遂的幻化之象。“如何”二句是与所追求的对象渺远难即之感。中间的跳跃变化，透露对方变幻莫测，难以追攀。这一切，不仅能够意会，而且可以是多种诱因（如爱情、友谊、仕宦）导致的心事迷茫的感受。由于诗的产生，本身有多重诱因，加以读者面对意象的跳跃变化，又有各自的艺术联想，因而在解读时会出现多义。

李商隐诗歌多义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李商隐在反映晚唐时代生活的同时，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心理，表现了士人对于周围环境和命运遭遇的感受。其中有些篇章写得比较具体，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借牡丹遭急雨摧残，伤心泪迸的情景，表现作者参加博学宏辞考试受打击时的伤感心态。《哭刘蕡》：“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抒写对刘蕡冤死异乡的悲恸之情，借写景传心境：“春涛隔”，赋予前时阻隔中的思念以浩渺无际的具象；“秋雨翻”，把听到噩耗的哀伤激愤情怀化为具体可感的画面。但李商隐还有许多诗所写的不只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境，并且他的心境又非常复杂。对于政治的执着关注，使他的精神境界通之于人世、宇宙、历史和治乱兴衰等方面的探究，而在实际生活中，各方面的困扰又缠结于心。具体而言，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上、爱情上的失意，令狐绹的不能谅解，妻子王氏的早逝，等等，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种种情绪，互相牵扯连渗透，难辨难分。这种心理状态，被以繁复的意象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锦瑟》诗开头即点出“无端五十弦”，可见意绪纷纭。就其所表现的朦胧境界与浓重的怅惘、迷茫、感伤的情思看，决不是一时一事就能使作者陷入那样一种心境之中。追忆往事，百感交集。忆念勾起的心象既重叠出现，忆念的情思又错综纠结。千头万绪，渊深浩渺。以某种具体事件解之，不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锦瑟》如此，无题诗也有类似现象。诗人表现的是萦绕于心间的一种莫名的愁绪。其来龙去脉自己都未必完全明白。诗也就加不上合适的题目而以“无题”名之。其中多数篇章只能看作是以爱情体验为中心的整个心境的体现。如《无题四首》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香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全篇写男主人公“梦为远别”醒来后思念对方的心境。但那种殷切的期待中只迎来“空言”和“绝踪”的失望，那种已隔蓬山，更复远离的间阻之感，李商隐在事业追求过程中和与朋友交往过程中，不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体验过吗？因此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斜月晨更的心境，也就并非单纯由爱情失意所引起。又如《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首联两“难”并提，是括尽所有离情别恨的总咏叹。不限一时一事，甚至不只限于男女之情。“东风无力百花残”，给难堪的离别提供一个黯然销魂的背景，像是离别双方难堪情绪的外化。同时也像是象征青春与爱情的消逝。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历代诗歌中一切悲苦执着的抒情，都未能达到这个境地。颈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末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执着。此诗情境非常亲切可感，但每一联都没有很具体的地点、事件。无意叙事，纯属抒情。它舍弃了生活原型中的大量杂质，提炼、纯化、升华为爱情失意中情感愈益深挚、忠贞的表现。而那种缠绵执着和浓厚的感伤，又体现了李商隐整个精神气质与心灵特征，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铸成，不止于爱情一端。

李商隐有些诗，虽有一时一事的触动，但着力处仍然在于写心境。心境之所包涵，远远超出了具体情事。《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由登古原遥望夕阳触发，引起的是整个心灵的投注，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诗中的情感，只有这“意不适”三字可以概括，而不适之因由及其内涵，则几乎汇聚其毕生经历之所感受。由以上一些诗例，可见李商隐诗歌尽管有亲切可感的形象，但这种形象主要不是外部形象，而是心灵状态和景观。人的心境无限深邃广阔，李诗表现的情感内涵亦颇为虚括浑沦，它经常汇集了心灵中多方面的体验。

三

在粗浅地论述了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之后，本文将连带讨论一个问题，即上述特点有没有对李诗的阅读、笺解和研究，提出了不同于对待一般诗歌的要求呢？这无疑是关系到李商隐诗歌研究中的方法和取径问题。除了李诗本身的独特性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外，我们还有必要看看李诗在历代接受、笺解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情况。

宋人杨亿除说李商隐的诗诗味炙之愈出外，还曾感叹《宫妓》诗“寓意深妙”（《谈苑》）。南宋吕本中则赞赏“一春梦雨常飘瓦”一联“有不尽之意”。他们对李商隐诗的“本事”未见作过探讨，从他们模仿作无题诗，以及所举的篇目看，欣赏玩味的大约主要是无题、《锦瑟》与某些抒写人生感慨的诗。杨亿等人对李商隐诗的接受情况，说明李商隐有些作品，仅凭诗歌所营造的诗境和所提供的艺术形象，也可以让人味之无穷，获得丰富的艺术感受。但杨亿、吕本中式的阅读，显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一是李诗中一些典故词语和句法，对于缺乏深厚文化修养的读者，有一层阅读上的障碍，深入注释词语典故，对一般读者乃至研究者还是有必要的。二是李商隐集中有一部分涉及时事和叙述自己身世遭遇的诗，如果不把背景和事件考释清楚，读者难以明白。一些人“类以才人浪子目义山”，与没有读懂李商隐的政治诗和自述身世遭遇的诗，有一定关系。明代后期，胡震亨感慨：“商隐一集迄无人能下手。”认为唐诗“有两种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须发明；李贺之谲诡、李商隐之深僻……并须作注，细与笺释”（《唐音癸签》卷三二）。说明学者此时已意识到笺释考证工作是李商隐诗阅读研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明末清初以来，李商隐诗注家蜂起。除了字释句疏，详引典故出处外，还在揭示诗旨上作了深入的探索。从明清之交的钱龙惕，中经清代朱鹤龄、冯浩等人，到近人张采田，取得了巨大成绩。经众家笺注考释，大大增加了阅读的方便。李集中一些涉及时政与自叙性的诗篇，内容与背景得到了疏通证明。特别是像《有感二首》、《重有感》、《随师东》等篇，意旨被发掘出来之后，让人对李商隐的政治识见、气节，及其诗的思想价值，获得了新的认识。

但清人的笺释考证并非都是成功有效的。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以史事和传记资料证诗的办法，寻求诗歌和某些具体人事之间的关系，甚至直接以某时、某人、某事、某景去解某诗。这种笺释和寻求有一部分流于穿凿附会。也有些所考之事虽然可能与诗存在某种联系，但也未能解决诗旨问题。一时一事与李商隐诗中那种“絮乱丝繁”的心理状态，也许只是千头万绪中的一绪。从具体人事到诗，经过复杂的情感酿造过程，诗旨和具体人事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传统的大致可以称为实证式的注释笺解、考证行年本事的做法，在李商隐研究上，当然不会是已经到了止境。通过新材料的发掘和不断改进方法，无疑还会有进展和收获。但如上所说，它毕竟在某些方面有其失误，有其力所难及之处。清代屈复说：“凡诗无自序，后之读者，但就诗论诗而已，其寄托或在君臣朋友夫妇昆弟间，或实有其事，俱不可知……若必强牵扯其人其事以解之，作者固未尝语人，解者其谁曾起九原而问之哉！”屈复这番话，是深深说中了勉强牵扯某些人事解诗的弊端。他自己所著的《玉溪生诗意》，解说意旨，简明概括，力求贴近诗的本意。表明鉴于一般笺注考证的拘执穿凿，有意务求通达。当然屈复所谓“意”，是意旨和思想内容，诗学观并不出“诗言志”的范畴。他对于李商隐诗歌的研究，只是由刻意推求，务为执实，改为就诗论诗，观其大略，并不标志观念与方法的更新。从观念与方法更新意义上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对心灵世界的反映方面去研究李商隐诗，这自然是由于当代学术演进，特别是文艺理论发展的推动，出现在李商隐诗歌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探索。面对着传统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此种探索，将会在当前和今后李商隐诗歌研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显然是应该认真地予以估价的问题。

一种研究方法能否奏效，以及能取得多大成效，总是与它跟研究对象的适应程度有关。上面我们所看到的李商隐诗歌的特点以及历代接受与研究方面的一些情况，虽然一表现于创作过程之中，一表现于阅读传播过程之中，而内里却存在着因果联系。传统的索隐考据，在李商隐一部分诗歌研究中，之所以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正是由于它未能适应李诗的特点。认清这种彼此未能适应的现象，我们对从反映心灵角度研究李商隐诗便可以有更多的自觉：1.传统的笺释考证由于实证思想的过分强化，对李商隐诗歌意蕴的虚涵往往认识不足，加以传统的诗学多强调诗歌与政教的直接联系，旧时的研究家或是认为李诗中“经国”、“奖善”的成分太少，或是曲解作品，去牵合时事，很难对李商隐诗歌成就得出合理的认识。而从反映心理世界方面去读李商隐诗，由于审视和欣赏的角度跟作品的实际比较一致，有助正确把握李商隐那些具有多重意蕴的诗境，同时也能较为充分地对李商隐诗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诗史上看，李商隐诗歌所表现的心灵世界，可以和李白诗歌所表现的理想世界、杜甫诗歌所表现的现实世界鼎足而三。围绕表现心灵世界，李商隐诗歌在对语言潜在功能的探索，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咏史、咏物诗的写法，以及近体诗表现力的开发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值得深入研究。2.为无题、《锦瑟》等诗作“本事”式的索隐，在指导思想上多数出于对传统比兴理论的曲解。随着人们对文艺创作特征和艺术典型化过程认识的加深，比附索隐，愈来愈为读者所难以接受。而将《锦瑟》等一类诗所提供的艺术境界作为心灵景观去看，则与读者的直接感受比较吻合，在阅读欣赏的导向上是比较正确的。但从表现心灵世界去研究李诗，也需要避免空泛和随意性，如果“俯视但一气”，认为无题等诗一片朦胧，无非心灵景观而不作深入具体的分析，即难免空泛疏浅；如果对作品情感与境界缺少整体性的切实把握，孤立地借个别词语意象逞臆解之，又与旧式的任意比附穿凿貌异实同，陷入李商隐研究中极容易落套的怪圈。而回转来再看传统的笺释考证，如果排除了务为穿凿的生硬比附，其钩稽所到，有时尚能切实具体。李商隐诗中所反映的心理状态，并非一时一事所致，但又必然是种种具体的情与事所导致的结果。牵合某些具体的甚至个别的人事，执定为解，固然不可取，但某些人事是导致李商隐复杂心境的一种因素，则或许有其可能。在诗歌艺术形象反映的心理状态背后，看到复杂的人事背景，有助于更切实地把握诗境的深层意蕴。权衡两种研究方法的利弊，最佳的选择似应为两者互补：总体上可以着重从反映心灵世界去看李诗，而在深处、细处融合某些人事背景的考释，使诗歌多义性的丰富情感内涵，在解读和研究中能够得以更充分地展开，既可避免穿凿、褊狭，又不致蹈空无实。总之，根据李商隐诗歌朦胧多义和反映心灵世界的特点，在更高层次上汇集已有研究成果，融通众说，把研究李商隐诗中的心灵景观与科学合理的笺释考证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推进李商隐诗歌研究的健康发展。

［原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王蒙、刘学锴主编《1949—1977李商隐研究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