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甲骨文及古外籍遗文》

谈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甲骨文及古外籍遗文

郭沫若曾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着名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使我们对书面文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古史新证》里王国维亦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历史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个见解是多么的平实而又多么的深刻。

甲骨文的发现

1899年秋，一位姓范的古董商按照约定找到了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为他带来了一些龟甲。年过半百的王懿荣当时已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金石学造诣尤其深。《清史稿》里亦提道：“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名望极高，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名望。

因为甲骨文和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有很多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龟甲上并非普通的刻痕，而是一种比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见之狂喜”王懿荣开始以重金收购这种有刻痕的龟甲。然而可惜的是，第二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城，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对甲骨文展开深入研究就投井殉国了。

王懿荣殉难后，王家人为了还债，把他所收藏的大部分甲骨转让给了他的好友，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903年，刘鹗从这些甲骨中精选出1058片，石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着录甲骨文的着作——《铁云藏龟》，令甲骨文从私家收藏变成了公开的研究资料。在《铁云藏龟》中，刘鹗第一次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论断。他认为“钟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为商器”，甲骨中象形之字很多，而且其中的“祖乙”“祖辛”“母庚”等字样“以天干为名，实为殷物之确据也”。

然而，对于甲骨文这一伟大发现，当时很多人并不相信。

震惊世界的甲骨文研究

从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开始，史学界的疑古精神越来越重，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他却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所以对通过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虽有不真的成分，但仍有一定的可信度，具有史学研究的价值。王国维治学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的目的则在于考史。

甲骨出土时容易脆裂，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是最早对甲骨进行缀合的人，他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识和研究的效率。此时正值疑古之风盛行，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把中国信史向早推进了1000多年。对此，郭沫若评价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正如罗振玉所说：“龟虽寿三千岁，永不朽在文字。”100多年来，经过几代甲骨学学者的薪火相传，在迄今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依然有大约3000个无法释读。有学者把分辨出每个甲骨文单字比喻为发现一颗超新星，可见其难度之大。罗振玉曾将当年未能识别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公诸于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

将汉文与外文结合的研究

王国维做学问，很注重对“外文”材料的使用，这里所说的“外文”，既包括外国的文献，也包括本国少数民族的资料。

王国维曾对我国西北地理，以及古代蒙古地区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着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获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譬如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一书，便是建立在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的发现与法国汉学家沙畹的整理之上，考证出了西域着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历程，以及玉门关的位置所在，等等；《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苾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是他通过碑文、墓志铭文考证古代蒙古地区突厥、回鹘等族的历史；在写《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时，他阅读了大量宋、辽、金、元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汉文史籍，参考了诸多学者的专着，还引用了到清代时已鲜有人懂的《蒙文元朝秘史》、波斯伊儿汗国宰相拉施特以波斯文写成的中世纪世界通史《史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口述的《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着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谨慎的论断。

20世纪的诸多考古发现，不仅证明了先秦、秦汉以来的许多传世古籍并非不可信，有些书的形成年代甚至还可往前推，而且还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的文明史可以由西周一直向前追溯到五帝时代。这一事实也令人们对萌芽于宋代，发展于清代，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