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尺度:历代尺度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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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尺度:

历代尺度与社会

王国维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在古文字学、敦煌学、古器物、汉魏碑刻、商周史、汉唐史等古史研究方面均有深厚造诣,对历代尺度,特别是对唐宋尺度亦做过缜密的考证。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时期,也是王国维很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将在日本与中国境内出土的尺度文物相互考证,并将唐尺与之前、之后的历代尺度进行比较,探究其增长率,并以此评价各朝时政,在古器物和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唐之尺制全出周隋

对古器物制度的研究从宋代就已开始,到了清代变为彝器款识古文字之学,涌现出多位以古器物研究尺度的着名学者。王国维为了深入研究古史,也很留意礼器百物制度。他的古器物制度研究,深受清代金石学家程易畴、吴大澂的影响,广泛收集从汉到清历代古尺实物,详加比较后对历代尺度的增长率作了全面的分析评论。

王国维的《六唐尺摹本跋》撰于1922年,到1926年写《记现存历代尺度》等跋论时,他所掌握自汉讫近世历代尺度实物、拓本、摹本,远比吴大澂要多,这对他开展唐尺和历代尺度的系统比较大有助益。在王国维以前,少有对唐尺长度及其与前代尺度渊源、比例的记述,王国维在《六唐尺摹本跋》中首先提出唐代尺制完全由周隋而来的说法,“《隋志》谓开皇尺,即后周市尺,当后周铁尺一尺二寸。周、隋时,以铁尺调律,以市尺当官尺供公使用。唐制即出于此”。

吴大澂与王国维都曾亲测唐尺,但差了6厘米。这并不是错误,而是唐尺有大小之分的缘故。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制很复杂,直到商鞅变法时才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以商鞅制定的秦国的度量衡制为标准推行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统一了中国的度量衡制。秦汉时期,征收赋税主要收的是谷物和钱币,尺的用途主要是调乐律、测晷景、制冠冕等,要维护礼制的准确,尺自然也得稳定。南朝萧梁时,调律用的表尺和民间常用的俗尺开始有所区别。后周时大尺、小尺并用,隋代尺制承后周旧制,同样是大、小并用,唐代的尺制又承周隋旧制,依然是大、小并用。所以吴大澂与王国维算的都没错,小尺是用来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制冠冕的,大尺则是内外官司和民间日用的常用尺,即王国维在《唐用开皇官尺》一文里所说的:

汉尺传世者虽有二种,有唐一代之尺,则反无存,史亦不言唐尺与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开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职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云云,“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

尺度与社会

王国维在对唐以前和唐以后的历代尺度进行比较研究时,注意到一个现象,从汉到明清历代尺度越来越长。在唐以前的阶段,东晋后魏之间的增长速度尤其快,而隋唐,一直到唐以后增长得则较为缓慢。

王国维在《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中提到,根据《隋书·律历志》的记载,他将魏晋至后魏之间历代尺度与晋代之前的尺度作比较时,列了一个增率表,发现“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那么,东晋后魏之间的尺度增长率如此急剧,是为什么呢?清代学者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商周兵器》中说:“古度量衡短小且轻,今度量衡长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权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银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赢者,数千年递赢之至于如此,此亦不得然之势也。”王国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东晋后魏间尺度之所以快速增长,和权衡量的增率一样,都源于盘剥人民的租调制度以及征收租调的贪官污吏。魏晋以后,内乱外患相继爆发,封建统治者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贪得无厌、目无法度的官吏又横征暴敛,于是租调定额总是有增无减。

过去的布匹,以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后来随着政治腐败,就不依照尺度了,而且愈演愈烈。到了北魏初年,官吏横暴,甚至将绢布匹长从原来的“四丈”增至“七丈”“七、八十尺”,还借口“惧其短耗”,在“增匹”的同时又“增尺”,人民苦不堪言。终于,孝文帝元宏改制,在延兴三年(473)秋七月,要求严立制度,《魏书·高祖纪》载“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于天下”,并提出“违者罪,各有司不检举,与同罪”。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下令轻简课役,将原来四丈为一匹的调绢减为二丈,唐尺承周隋尺之旧制,隋唐以来虽然百姓负担减轻不多,但“增匹”“增尺”这样的弊政要少得多了。唐宋和魏晋南北朝同样施行的是征收绢布的庸调制,但在尺度的表现上却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唐代的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能力较强,对各级官吏能够严密控制,社会比较安定,正如《宋史》所说:“有唐享国三百年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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