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所谓“同治中兴”后的一部论时政的书，我现在只是借用它这个名字，内容毫不相干。

清朝晚年可称为盛世吗？这在今天看来真是笑话了，要是盛世，何必去革命？这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老调了。不过，为那个时候想想，也未尝没有一个可为盛世的机会：论地方，则二十年的大乱削平，封疆大吏，如曾、左、李者，皆近代之豪俊，他们都把握着积极接受西洋应用科学之要点。论中央，则恭王奕之明识大体，用尽方法节制叶赫那拉氏之胡为，枢臣文祥之忠勤练达，在当时已知上下一心为立国之本，而遗折谓上议院即古所谓谋及卿士，下议院即古所谓谋及庶人，更见其识见之远。

论建设，则新海军先日本而成，江南制造之宏规，福州船厂之经营，以及北洋之新政，皆先日本而创始。论事业，则西北戡定，海上无波。论政风，则陋规虽仍旧，大贪污并无所闻。上文所举诸人，仅李氏颇为子孙计，其实尚不如后来的京堂时代的盛宣怀。若其他诸人，则子孙但能作田舍郎吃一碗饭而已。而文祥之廉俭尤有可称道者。他在总理衙门多年，这个衙门在当时乃兼办外交与新政之设计者。一个公使驻北京多年，临行，文祥饯他，他说：“我在贵国供职多年，深佩中堂之人物，很想往贵府拜辞一回。”文祥回答：“实不相瞒，我总算是国之大臣了（按，当时恭王在政治上居第一位，他即居第二位，即代恭王办政事者），而敝寓寒陋实不堪招待外宾。”这个公使肃然起敬，回国后把这事写在回忆录上。由此看来，贾充、杨素之一门极奢，未必即为晋、隋收到“怀庶民，来远人之效”；而亡清的最后一个满洲政治家，在中国史上也值得一笔。论史事是要公平的，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那“盛世”毕竟盛不起来，其根本的理由是满族实在办不下去了。醒觉的汉人，决无再受特殊阶级统治之理。

今日乃真是盛世，这迥与传统文人所说不同，我们不可因两千年的文化滥用这个名词而不用，因为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名词。而且古时所谓盛世者，到了下列所说，乃为极致，这就是民康物阜，海晏河清，弧矢东来（这就是库页岛的石器渔户来进贡），麒麟西至（这就是阿拉伯贡吉拉弗），越裳南归（这就是我们提携中南半岛的文化），俨狁于襄（这就是去了北方的威胁）。然而照盛极必衰的道理，一旦国家承平如此，必含着衰落的因素，例如大唐天宝时代，便是如此。所以历史上的盛世，每为盛之末，今日之盛乃为盛之始。抗战之实力，先世所稀，不平等之条约一朝而废。惟其为盛之始，故真是盛世，亦惟其为真盛世，乃真需要危言，更惟其为真盛世，乃可受危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韩昌黎曰：“惟善人惟能受尽言，况盛世乎哉！”

“破题”先说了许多，岂不费辞？其故实由于我要说明盛世不可无危言也。至于本旨，实说不胜说，岂止如何者一，如何者二，如何者六而已？今姑以日内所常见于心上者，择要写下来：

其一曰：今日乃真卧薪尝胆剑及履及之时，而决非事既定功已成之日也。同盟国未来之必然胜利亦即中国未来之必然胜利这是绝无可疑的。我们必在几年内打回到老家，并且看见日本没落到明治维新以前的地步，而受到它应受的一切惩罚。又看见我们的国运远过汉唐明之盛世，而对世界将来之维新的大同的文化上有绝重大之贡献。这都是无问题的。不过，实现的时间有早晚，实现的程度有深浅，这却全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早一年，好一年；深一层，好一层，这关系今后五百年的命脉。我尝想，我们这次抗战，好比唐僧取经，最后胜利是早经决定了的，一如唐僧取经之前，观音菩萨早在如来佛面前说好了的。但是，为功行之圆满，不得不经八十一难，因为不如此不能证真果，在将来即不能佛法常光。所以我们过了一难又一难。到了今天，长夜漫漫已算过去了，“东方明矣”，佛国在望，然而还有好些难，如火焰山、无底洞等等，仍待我们去拼命，若不拼命而坐待的呵，决无到达佛国之理。诚然，我们的领袖秉周公敬德之心，行诸葛武侯尽瘁之事，宵旰勤劳，乾惕震厉，而为其精诚所感以夙夜从公者，固可各处见到。但是整个的看来，我们今天努力是不是已经到了十成呢？这应该是一切人，尤其是一切在重要的地位者，各个反省一下的。目前的局面，原自显然：有百万的倭寇在我们国土之上，占据着我们的菁华，我们必须把他们都赶出去。这件事固然需要盟国的帮助，就海军论，这是盟友的责任，英美，尤其是美国，必须彻底解决日本的海军；就空战论，这也大部分需要西半球盟友的帮忙；即陆军一项配备也有待于盟友之处，这都不消说。然而陆地上的厮打死打，可全是我们的事。这一条上，别人帮不上我们的忙，我们也决不期待别人帮忙。我相信，在日本海军彻底打败之后，盟军能在中国地带得到空军优势之时，日本的军心是会动摇的，人心是要不稳的。但是，这次交战国家的经验，皆远超过上次大战的交战国，胜利之希望既绝之后，其支持之能力是大的，而且以食粮缺乏使日本溃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更需准备反攻，提早反攻，长久反攻。这固有关于盟国之接济，也在乎我们的布置，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如何用尽力量而不浪费力量。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口号，这口号便是：一切为反攻。既然一切为反攻，则凡与反攻无直接关系者理应从缓办理，而为反攻所需要者，不论事实如何困难，如有缺陷，皆当整顿，不论环境如何难办，如当改正，即须改正。一壮丁必得一壮丁之用，一加仑油必得一加仑油之用，一斤血汗必得一斤血汗之用。从背面说，其与反攻无直接关系者，纵有关于十年大计，百年树人，也不妨从缓。因为失地早收复一年，即等于十年建设之效力。瞻念沦陷区之痛苦，顿想到陆放翁有诗为证：

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其二曰：一代之政风，每造于开国之时，而今日正开国之时造政风之日也。今后百年之气运即决于此时。故今日政风之厚薄，实为百年治乱之所系。就中国近代史论，纯由满洲人办事的一段，不值得说了，只从曾、胡时代说起。曾国藩、罗泽南之办湘军，虽说乡人部曲之观念极重，而且不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究竟把握着儒家传统的要点，“言忠信，行笃敬”，诚而勿欺，慎终于始，所以农夫可以做勇卒，秀才童生可以为大将，此中道理，并无如何开新局面之处，因为曾之为人，本亦是皇甫嵩之伯仲，然而规模典型既在正轨之中，一时天辰颇似有一种清明之气。一到曾之继承人李鸿章手中，风气顿变。李于曾氏，亦曾用心效法，究以天性及少小环境之差别，大不相同了。李为一代之霸才，他的做法却也大杂霸气。我们可以说，曾氏正而不谲，李氏谲而不正。一谲之后，自有如袁世凯者出焉。自曾氏在乡办团算起，到袁世凯余孽消灭为止，约八十年，即自李氏创办淮勇算，也要七十年，然而李鸿章谲而不正之影响，直到北伐统一才算大体结束。由此可见风气造成影响之远，风气转变之亦易亦难。新中国本为国父中山先生所创造，而蒋委员长之创新军，纯为主义之发挥，其宏规亦非罗泽南辈所能想见。两公之创造新局面，民物为之一新，追想清末以及北洋军阀时代之日月，恍如隔着几百年，这诚然是中国史上之一奇迹。然而古人有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我们今日政界的风气是否皆可满意，这是要检讨，要改革，要以理想之局面遗留后人的，今日政界的风气，我一时似为大可以注意者有两件事：第一，如何发动人民的力量。这事可以苏联近事为比拟，纳粹攻苏开始时，许多人认为苏联必早败，因为正在清党清军之后，斯氏（斯大林）政权是要遭严重试验的，然而事实证明绝不如此。这因为斯氏政权虽未给人民以自由，却曾给人民以平等，在封建势力部族杂压之下之人民得到平等，其忠勇是无量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苏联可完全为我们取法，但我们却不可不注意苏联是能发动人民力量的。我作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的官，尤其是大官，可以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他们固已有许多如此了，但愿其全数如此。再进一步，“耕者有其田”，何不早些日子施行？今日政府之力量已甚强，根基已甚固，尽不必太多顾虑。如果宫不成为阶级，则中国三千年之弊病一扫而空矣。现在官也要抽壮丁了，大是好消息，但愿一切高官之子弟，男则皆从军上前线，女则皆作军人医院之看护，此风推而广之，此意扩而充之，以至于官吏中无富人，有势者不役人，我们的子孙要几百年享受不尽了。第二件事是如何发动在官者尽职奉公之心。诚然，今日奉公尽职之公教人员实不为少，中央如此，地方亦然。然而这个比例，似乎尚未达到理想之大多数，似乎有时与地位之高低，成反比例。做一录事则尽力抄写，做一科员则日夜办稿，此犹可合于孔子之道，曰会计当而已矣。一为司处之长，则有环境焉，有上司焉，有外面之人须考虑其“敌乎友乎”焉。至于长官，则“人事”之困难更多矣。当年胡林翼在湖北与太平军练兵厮打，有个文官是他顶头上司，他已经善于应付了，而犹不时自怨自叹地说：“七分精神对付宫制军，三分精神对付长毛。”今日之司处之长，以及更上层之官，究竟用几分精神来办事，几分精神来对付环境？假如用一番宋儒克己自省的工夫，或且偶有人要觉得胡林翼的比例，还不算太坏罢，或者可美罢？其实此等风气之充实也不算难事，只要有几个，或者十几个“其直如矢”之人，“惟仲山甫，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只是就事办事，不顾环境，不畏上下，社会上之风俗可以立刻淳厚些。这尤在乎在上位者之提倡了。这中间自然也不免要有无故牺牲了自己的，然而当此盛世之始，总要成功的。更有进者，欲人尽职，则必先许人以尽言，假之以礼，而不责其言过，然后一机关之中，首长之与属从，可上下相通，如“鱼之得水”，不仅为主僚关系而已。试看历史上的大朝代，每一个大朝代之安定，总在一个偏于宽放的皇帝手中，例如汉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孝宗，其时发言盈廷，好的坏的都有，有些话，我至今读史尚觉不耐，而当时的皇帝耐之。偏偏这四个皇帝的时代，是四朝中人才最盛的时代，为百年开太平，岂不可怪？昧昧我思之，此中大有道理在。常有人谓，此时人才多，彼时人才少，此皆半是半非不是不非之论。人得际会，得其施展，则为人才，所以邓禹当年所望不过文学，马武所望不过督邮。不得其机会不得其施展，则谁知其为人才？设若诸葛亮遇到明思宗，至多也不过几十个宰执中之一人，或至于断头而后已。然则人才之出，在柔性的时代容易，在刚性的时代艰难，只闻“鱼之得水”为佳话，不闻木之得火为美谈。以上所述四帝，盖以柔弱胜刚强为制造人才之道也。然则今日一部之首，一局之长，似皆可体会以上四帝培养人才之道。大凡中国历史上之治世，每每杂用儒术黄老名法，无儒术无所立心，无黄老无所为纲，无名法无所为用，然则以儒术之忠节为心，以黄老之运用为体，名法之事委之于人，“但持大体而已”，乃最便于培养人才之道也。此义又有书为证，《康诰》曰：

惟厥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畏咸，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按，其中有一二字，以金文习语改传本之失。）

此事为文王之事，此言为周公之言，所谓“不敢侮鳏寡”，按之《诗经》，乃当时习语，即一视同仁之谓，无关深义。若所谓庸庸祗祗，畏天之威，显民之生，其言何其侧隐而柔胜，不意其出于定功之嗣主，用以述其前王之创业者也。

以上所写姑止于此，若尽性写来，“日上数十简”，可为一个不尽的故事。写后自看一遍，顿觉其中但有敝同乡辕固生所称《老子》的话，“此寻常家人言耳”。并无“危言”，只见“迂论”。欲改文题，已来不及，不过，《诗》之教有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耶，非耶，或者不相干耶？

（原载1943年5月2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