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

“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

今天是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我因为到校还不满十个月，最初也不知道这个校庆的日子是如何定的，后来才打听到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的那一天。我当时就想：拿这个日子作校庆，对吗？经过一番考虑，我的结论是：这个日子应该做我们的校庆。

诚然，我们现在这个大学的建设，绝大部分是在日本时代成就的，而且在日本时代这个大学也有些学术的成就，偏偏不幸得很，这四年来我们这个大学的进步不能算快，所以我们今天拿接收的日子作校庆，心中不无惭愧！但仔细想起来，日本时代这个大学的办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进政策的工具。我们接收以来，是纯粹的办大学，是纯粹的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寻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由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为中国的国立台湾大学，虽然物质上进步很少，但精神的改变，意义重大。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填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所以这个大学在物质上虽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自然应该拿今天做我们的校庆。

国家在这一年中，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悲惨，我们也就在这个悲惨中度过一年，但将来是大有希望的，真理必定战败魔术，爱国必定战败卖国者，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会泯灭，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在这个中间尽他应尽的责任。

诸位教职员先生，你们又在生活困苦中过了一年，但随时教导着这些勤学上进的青年，诸位必然感受着安慰的，我们借这个机会向诸位敬致最高的敬意！

诸位同学，我们全校没有一个共同集合的场所，我同诸位同学共同谈话的机会很少，以今天借机会贡献几个意见，也可以说这是我对于诸位的一种希望或要求。

诸位应该做大的第一件事，是敦品。敦品又可以说为“敦厚品行”。一个社会里品行好的人多，自然这个社会健全，好的人少，自然这个社会危险。青年是领导下一时代的，他们的品行在下一个时代的影响必然很大。大凡人与人相处，许多事情，与其责备人家，毋宁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是不是守信。在政治上，立信是第一要义，在个人也是如此，说话不算话，必然得不到好结果。在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果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我们这个大学里这个观念尤其重要，因为不能立信，决不能求真理，外国有一句习语，叫做“intellectual honesty”可以翻译作“知识的诚实”，就是说，我们一旦觉得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个试验有毛病，自己不能转过来说它很好，要没有这个精神，学问是不能进步的，发明是没有的。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我今年虽是五十多岁的人，但是岂能无过，大过且有，何况小过，所以很希望跟诸位共同努力，假如我有说话靠不住的地方，开空头支票的地方，务盼诸位向我说明，如果中间出于误会，我会解释明白，如果我有失信的地方，我必立即改正。

第二件希望诸位的是力学，诸位要想一想，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使万万不可辜负的。在我这样年龄，一年就是一年，在诸位这样年龄，一年有十年之用，将来一辈子靠着在大学的这几年，这是万万不可把它放松过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当做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最重要的事，得到证实乃是很次要的事。假如一般三十个人毕业，三十年后，各人情形不同，这是靠他的证书吗，虽然说，社会的情形复杂，然而成功或失败，终究有不少地方靠他的学业。诸位现在或者不感觉到现在在大学的时光如何宝贵，离了大学，在社会上做了几年事，便会觉得，也许那时候觉得晚了，现在在我们学校的同学有三千一百多人，国家为你们花的钱实在不能算少，这是不可以辜负的，诸位先生教书指导的辛苦，又是不可以辜负的。诸位将来的前途，更是不可以忽略的。诸位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尤其是不可以忽略的。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次，乃是一个累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第三件我希望诸位的是爱国。这一点本来不必说，大家的本能如此。但是到了重要关头，更应该看清楚，我们这民族在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现象，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化像我们这样久远而中间不断的，埃及比我们文明古，但现在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并不是一个民族。印度的文明同时发达，但印度经过很多民族和文化的变化，现在世界上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了。我们不可以辜负我们这个文明先觉者的地位。还有一件，现在世界上的文明和政权，是在可以说操在白种人手里，在亚洲，印度人虽然黑面孔，但他在语言上，种族上，仍然是白种人，所以中国现在实在是非白种人的文化担负者。我们这一百年来，受尽各种帝国主义的折磨，小的不必说，大的如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帝俄和苏联的帝国主义，折磨到现在，越来越凶，更是危险，前两个已无力量，后一个却正在厉害动作中。我们现在要看清我们的面孔，想到我们的祖先，怀念我们的文化，在今天是决不能屈服的。

第四件希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在青年人培养爱人的观念是很容易的，在大街上看到受苦的人我们要助他，在学校里看到有困难的人，我们要帮他，从这一种行为做起，便可以把爱人的观念扩大到极度。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爱人的观念本是从这个心理基础上起的。每天都有实行我们爱人的例子，每一件事都有实行我们爱的原则的机会。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这个人道的大路，无论一个人的资质怎么样，每人都有做到释迦牟尼或耶稣或林肯霍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机会，至少分到他们的精神。

以上所说的四件事，敦品、力学、爱国、爱人，或者有人觉得不过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有何不好？只看你能做到几分。

附带向诸位说一件事：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得好，绝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者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诸位同学们勤学好善，先生们自然感受到鼓励，先生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诸位也自然得到启发，大家一齐向学术进步上走，这个大学自然成为第一流大学，大家若是马马虎虎地过日子，这个学校绝对没有希望。我希望我们全校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就是：使学校进步。在这个意志上我希望全校合作，我尤其希望诸位同学对于学校一切事情随时告诉我，学校当局可以做到的一定去做，做不到的或不应做的也应当向诸位说明白。诸位对学校有意见，都可以随时找我，诸位有什么难处可以随时找我，我们彼此的心理上应该是一家人，没有话不可谈的，目的是使得我们的学校一天一天进步，诸位在学校里一天比一天有意义。这样才可以使得我们的大学成为宇宙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分子。

最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一句格言：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原载1949年11月21日《台湾大学校刊》第四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