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追忆在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任内，事实和理想刺激我的思想，我很想写七八篇论大学的文字。卸任后，事忙，又连生病，除去一篇的大意以外，所有的意思忘得光光……

到台湾大学校长任内已一年又十个月，开始即想写一小册，叙说我的大学理想，一直没有工夫，虽然也有几个意思在杂文里偶然提到，却并无系统的推论。每天为现实逼迫着，我怕久而久之，理想忘了，须知现实每每是消灭理想的。所以我在三个学期中始终不曾教书，虽然每学期开始前总想教一门课，在大学不教书是不过瘾的。然而教书不可不预备，一课两小时，也要至少预备一天或两夜，便分去做校长的时间不少。本学期仍未教书，正为想写《大学理想》。我希望这学年可以写成这本小书，但也不敢必。因为台湾大学校长之事多，是不能想象的，其生活不是可以羡慕的，半年内写成与否，还要看出的事多不多。

在写《大学理想》时，我不是专论台湾大学。专论台湾大学不必写书，办事好了。我要“跑野马”，上下古今论大学制度，或者超于时空，这样才有理想。在写《大学理想》之前，觉得有写一篇泛论中国学校制度之必要，因为大学是不能独自生存的，它是学校系统中之一部，乃至可说社会之一部。大学要尽量成一“乌托邦”，说得硬些，与社会脱离，庶可以不受旧社会的影响，而去创造新社会，但这话终是写意的笔法。大学不能脱离学校系统，脱离社会，犹之乎一人不能脱离了人群。我去年在师范学院曾说过，台大要办好，必须师范学院先办好，因为台大的学生出自中学，中学的教员出自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好了，然后中学教师好了，中学教师好了，大学的学生才好。这是真话，不是笑谈。认清学校制度之一体性，所以写这一篇，作为《大学理想》第一序文。

我不是教育部长，所以敢写这一篇文，假如我是教育部长，便不敢写了，因为我现在“不在其位”，所说的话只是我个人的话，无关实行，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对教育有些经验、有些理想的人一时的想法，所以敢大胆去说。若我在负责任的地位说这话，人家或者误会我想做王安石，天翻地覆，那就不得了了。究竟这一篇文的意思有无是处，要待社会批评；有无可取，要待当局考虑。即使可取，也不可造次，也应在讨论之后，扼要的“说服”之后。我以为政府改革一事，应先做“说服”的工作。当年在大陆上，若干机关常常以“下上谕”为第一招，所以行不通，或者行而不行。最好读者忘了本文作者现在台大任内，因而误以为可有影响，姑以为不过一篇普通报纸上文字好了。但是，我是经过深思的，有人为这题目深思一下，我便感激了。

一、史的略述

中国的历史上是有学校制度的，文明古国，这是当然。当年有私学，有官学。所谓私学，自宋以来，多为科举。所谓官学，唐、宋两代，尚有科别。近代的制度，则始于明太祖，一切一元化，设立的目的是在训练公务员，“敷施教化”，结果只是科举的附带品，无论中央的国子监，或府厅州县的官学，实在无多补益于学术，无多贡献于教化，反而不如书院。倒是四译馆、钦天监等等官署，用以训练专才的机构，有点专门训练的性质，然亦无一般教育的意义。

近代学校之设，始于北京政府的同文馆（训练译员）和南北洋的各种学堂，有文有武，全是为吸收欧洲物质文明的，这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零零碎碎，全数也小得很。庚子以后，始普立近代学校制度，由管学大臣设计，出来所谓《奏定学堂章程》。这些章程简直可以说是翻译日本的，日本又是抄袭欧洲大陆的，尤其是普鲁士。尽管普鲁士是个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国家，普鲁士的学校制度却是未可厚非的：第一，普鲁士人办事认真，学校的办法及标准，实事求是，为世界标准之冠。第二，普鲁士的学校制度是在19世纪初年全部崭新计划出来的，不像英国那样一味因袭，从来没有“合理化”过。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套新计划是接受18世纪开明主义Aufklaerungszeitalter的影响，贯彻这一套主义而制定的。其开始的人如Wilhelm Von Humboldt，便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尽管一面充分发挥军国主义，一面也充分发挥在学术上追求理智的精神，柏林大学便是在他手中建立。而柏林大学便为世上近代大学之模范，其中研究与教授相互为用。日本抄了这个制度，很有帮助他在学术事业上的速进。

中国人又从日本抄来，是很困难的，就是人才不够。这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也是如此的。中国新制行了十多年，不无效果，当时官定教科书比后来的高明多（以后真是每况愈下），各省的高等学堂（即同于日本的高等学校）很有成果。自1911年起，改起来，一步一步，到十年而大改。这些改动，可以一句话归纳，就是说，受美国影响，学习美国。美国影响之来源有三：一、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派了大批留学生，又创立了清华学校，清华学校便是一个典型式的美国High School或Junior College。二、教会各设学校，功课比较认真，而且遍及东西南北中，这自然很有影响。三、留美学教育的回国，尤其是哥伦比亚教师学院的，大提倡美国制。当时的江苏省教育会便“把握时机”，大大鼓吹改制。这一段，我不在中国，不曾亲身体会，等我归来，听一位教育专家高谈“三三制”。我便问：什么是“三三制”？我以为他说得出奇，他以为我问得出奇，犹如Galswonhy小说中一段，一个年轻人说“O.K.”，一个老太婆问他“什么是O.K.”？

我以为学外国是要选择着学的，看看我们的背景，看看他们的背景。当然，定一种制度也和定民法、刑法一样，完全求合于当前的环境，便不能促成进步，完全是理想，便无法实行，当然混合一下才好。即如在学校制度上学外国，要考察一下他们，检讨一下自己。欧洲大陆的学校制度，有很多的长处，然而我们没法全学，因为欧洲大陆（德、法等国）一般学术水准甚高，人才可以说是过剩，所以学校的标准，可以高之又高，如中国学这个标准，全国至多办三五个大学。德、法等国，学校官办，这极容易引起极权主义，然社会中的自由开明力量又限制着它。英国的学校，也有它的特长，即如牛津、剑桥，生活第一，学问次之，也未尝无它的道理，但中国是阶级性少的——至少应该如此——照英国式办学校，有些办不到，也不应办到。至于认真而又实践，节用而又收效，则是可学的。又如美国，新的规模、生动的气魄，是当学的，然而他的花钱法是我们做不到的。偏偏中国学生，一学外国，每先学其短处，这也因为短处容易学。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

那么，自从民国十年前后，学校“美化”改制以后，便一直下去吗？这又不然。每一任教育部长必有新猷，亦必因其所留学国所学之科不同，而有崭新的见解。上任稍久，发展其抱负，便有一番作为，原来的固不便改动，新加的却无人阻碍，这也不限于教育部长。凡能影响教育部长的，也有此效力。于是一层之上，又加一层，旧的不去，新的又来，于是而中学课程之繁重，天下所无；于是而中学课本之艰难，并世少有；于是而大学之课程多得离奇；于是而中小学生之身心，大受妨碍。这是学外国吗？外国无一国如此。这是达一种理想吗？也不曾说出是何理想。加以中国文字之比较困难，外国文之应该早学（中国科学书不足之故），公民一科之标准奇高，小学常识竟比美国College常识还要高得多，等等，于是乎一切多成了具文，就是说，章程上高矣美矣，事实上是做不到——这一点倒深合中国国情！

所以1949年前的学校制度，是抄袭的，而不可说是模仿的，因为模仿要用深心，抄袭则随随便便。只可说是杂糅的，而不可说是偏见的，因为杂糅是莫名其妙中的产品，偏见尚有自己的逻辑。只可说是幻想的，而不可说是主观的，因为幻想只是凭兴之所至，主观还可自成一系，并模仿。偏见、主观还有些谈不到，便是中国学校制度。

其实我这话也说得过了火，因为做了将近两年的台大校长，深感苦痛，才有这些话，纵不无道理，也近于偏激。假如中国社会上轨道，就是现在的制度也不为大累赘。即如美国学校制度，毛病何尝不多，然而成就所以好者，因为社会不同于中国社会。但是教育制度不曾促成了社会上轨道，也是事实。

……教育确不曾弄好，教育界的人也未曾尽其最大之责任，这话是对的。若说一切祸害都出于教育界，是不能服人之心的。教育影响政治，远不如政治影响教育，历史告诉我们如此。抗战十年，兵疲民敝……教育界的千不是万不是，是在一个懒字，假如学会日本人之努力，40年中，译成有影响于思想文化的大作干部，作成百部，最不济，打个对扣，高文典册，藏之名山的，不能计入，那么文化教育界也不至于如当代之真空状态……只是教育学术界未免太懒，读书只在怡然自得，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

二、针对现局设立五个原则

当前的教育局势可以这样简括地说：制度因积累而不免零乱，办理的时候又不顾及现实，或以官样文章出之，于是教育颇有不小一部分成为无结果的教育，此种无结果之结果，便是增加社会的混乱。

针对现局中之弊病，作为改革的原则五项，如下：

第一，现在是层层过渡的教育，应当改为每种学校都自身有一目的。

进国民学校为的是什么？当然是为升入初中了。进初中为的是什么？当然为的是进高中了。进高中为的是什么？当然为的是进大学了。进大学又为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一张大学文凭作为资格了。假如研究院设得多，还要用政府公费进研究院，不达不止。一句话，一切学校都是过渡学校，今天过渡到大学毕业为满足，不然不满足，将来还要过渡到研究院毕业为满足，不然不满足。其不幸的，乃走师范、职业、专科几条路，仿佛像五贡岁举，各种杂流，心绪也够烦恼了。这能怪学生吗？不能，他们当然不肯无故居人下。这能怪家长吗？不能，“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谁顾自己的儿子是个“监生”，“未入流”！况且许多习惯，许多法令，只是官样地编资格，不是认真地问能力。这在国外，可有些不然。即如美国，做技术事业的非College毕业不可，目下且非有Ph.D.不可之势。至于社会上一般事业，可并不如此，有能力，自有出头之日。即如杜鲁门总统，他不曾在College中读过书，况且美国的College在大学与高中标准之间，他竟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一切这个大王，那个大王，哪个不是穷光蛋出身，连“国学士”都未曾混上（“国学士”是台湾朋友告我的一个妙名词，指国民学校毕业生而言）。偏偏中国的社会过重形式，加以科举思想至今仍深入人心，像美国那样海阔天空的凭努力创造一生，原来不容易。

但是，虽说如此，若一直下去，社会是不会健康的；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近代型的国家的。

这个事实，使得一切办学校的感觉困难，学生在校以升学为目的，不以求学为目的，于是应做的事，不易做通，不必做的事，须做许多。这在大学尤其不了。即以两年中台大招生论，台大已尽其最大努力，而标准已经降到无法办。大致情形是这样：去年新生招考录取803人，正标准四门主课加起来达200分；今年招考录取866人，正标准是四门主课加起达165分，因为今年算学题难些，国文亦略难些，故降低35分。此外尚有补充标准，所以补救一科有特长者。招进来的学生是这样：以今年论，录取八百余人中至少有150人英文奇劣，又有很多人算学零分。英文之劣，劣倒不如好的初中毕业生的达百数十人（或者尚不止），准备给他读两年英文。然而第一年数、理、化、动、植等科课本都是英文的，因为中文的没有，有也买不到。这怎么办？真够伤脑筋了！再以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学院、专科之人数论，据教育厅统计毕业生升学者约为二分之一强，这样高的比例，在国内是没有的，在美国则是只有四分之一入大学的。有这两样情形，可以说，升学不算一件大不满人意的事了，然而不然，我为此事便成众矢之的。至于大学内的感觉，可就完全不同了，好些先生经常叫苦，以为收了这么多学生，实验难，改练习也不易，尤其是不少成分学力太差的学生拖得程度好的学生颇难前进。想一个办法，不行，再想一个办法，又不通。累年淘汰吗？学校不能不淘汰不进步的学生，好比人之不洗澡，是不能维持健康的，然若大量淘汰，又是纠纷。自我到台大以来，学生人数激增，转学生去年两次收了五百多，今年收了将近二百多，不知苦求了各系多少次，作揖打躬。以全部学生数目论，已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总算努力了罢，而批评的正是相反！假如以为入大学是在混资格，不在读书，自然好办，但这是我绝不能接受的；假如政府当局有此方针，我只有走开。假如办大学是为读书的，大学不是混资格的，这本来不成问题的，然而困难就来了。目下收学生，在教学上已经问题百出，有的已经解决了，有的还在伤脑筋！

然而我不能怨批评的人，因为一切学校是过渡学校，过渡到大学然后止，不到不止。当年生员、举人、贡生，还可以老死，现在是非得到所谓某种学士不止。可叹得很，光绪戊戌年，已经谈到废科举，庚子后，真废了，改学校，然而国民思想还是如此。现在各级学校的办法，又是助成这一条“本位文化”的。

为改变这个风气，必须每一种学校有它自身的目的，毕业后，就业而不升学者应为多数，升学而不就业者应为少数。每一种学校既有它自身的目的，则在课程上，训练上，应该明明表现出来，必须使其多数学生毕业后不至于不能就业，才算成功，若专为升学，岂不全变了预备学校？清朝的制度只有高等学校或大学预科是预备学校，现在几乎一切都是了。

第二，现在是游民教育，应当改为能力教育。

因为一切学校成了过渡学校，一切教育成了资格教育（即当年之所谓“功名”），自然所造出来的人，游民多而生产者少了。经济学家的传统学说，称一切不直接生产的人为非生产的人，当然，在文明社会中，不能如许行之道，每人躬耕而食，但无其必要而不能生产，坐食的人，实在多不得，因为他们多了，便是游民多了。唐朝的韩愈辟佛，专从社会问题出发，当时的和尚、道士、尼姑、道姑，是逃避兵役，逃避租税，逃避劳动的人，弄得遍天下都是，于是韩公大叫苦：“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加上释、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忘了一件，“士”也太多，也是消耗他人生产的。晚周思想发达，游宦也发达，寄生虫在一个豪家，便是“食客三千”，偏又不安分坐食，到处闹事，六国之衰耗与此大有关系。韩非《五蠹》之论，虽然偏激，也不是无谓而发的。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造出了些游民，为数究竟还少，然而在都邑也够奔走权门，在乡土也够鱼肉乡里的了。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效能更大，学校越多，游民越多，毕业之后，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怨地。有些制造“高等华人”的大学，在抗战中，其贡献不与其名望相称，倒是有的比较实际的，在抗战中颇有效能了。举一例，同济的工科，是德国高工型（Technikum），而不是工科大学型（Technische Hochschule），后来虽有改变，然原有的底子仍在，是注重实际与实习的。抗战时，兵工厂大增，他们就很受欢迎。那些高自位置的，可就无所用之。

游民在社会中原是寄生虫。假如仅仅是装饰品，还可。做了寄生虫，被寄生的主人就是国家，可受不了！今天的寄生虫何止儒、释、道而已，各种各类，不生产而又享受，不能做社会上有用的人而做农民工人的担负。有时偌大的一个机构几乎80%以上是社会中寄生分子。……

而且中国教育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制造“高等华人”。“高等华人”就是外国人。一个人和社会的下层脱了节，大众所感觉、所苦痛的，自己不能亲身了解，便成了“外国人”。这样“外国人”，尽管有的心意很好，是在空中楼阁中过日子的。我出身于土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民艰苦，然我所受的教育是中产以上的，是由于亲戚的帮忙。在中国、英国、德国的大学中，震于近代文明的灿烂，心中有不少象牙宝塔，对于大学的观念，百分之八九十是德国型，所以民国十五年回来以后，一切思路以欧洲开明主义时代以后的理想为理想，同情农民，而不了解农民。等到日本人打来，直跑到川藏边界上，和乡下老百姓住在一起，方才了解他们怎么样，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是达到他们生活的生产力，他们最不需要的是游手好闲阶级，偏偏我们的教育不帮助他生产，而大批造成些剥削他的人。请问大学毕业，下乡的有几分之几，中学毕业肯做木工、铁工的有几分之几？

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因为“不甘居下”而游。痛改这个毛病，是学校的严重课题。针对这个毛病，学生在各级学校，应该受到能力的训练。所谓能力的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技术的训练，而且还不要养成他高自位置的心情。在大学应该有些别样情形，此意后来再说。

第三，现在的学校是资格教育，应该改为求学教育。

读者或者觉得我这一条原则说得奇怪，现在的学校难道不是为的求学吗？当然，无论如何坏的学校，总有一部分学生在求学，然而整个的看看，这样的课本，艰难不通，能达到求学的很大目的吗？这样的教法，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入学校第一件事是在升级毕业，先生不好无所谓，设备不好更无所谓，只有毕业文凭乃真是要紧的，这究竟目的在学业还在资格，便很清楚了。假如中国人重视学业，轻视资格，或者重视学业过于重视资格，有好些学校是不会办下去的。

记得30年前吴稚晖先生有个妙比喻，就是“麦筋学生，油锅学堂”。学生的质料本只那么大，然一入某一种学堂，一“炸”之后，变得奇大，外表很有可观，内容空空洞洞。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只要资格，就是说，炸得块头大大的，然而国家实在不应该老是开油锅的。

第四，现在的学校是阶级教育，应该改为机会均等教育。

所谓一切人一齐平等，本是做不到的，因为天生来在资质上便不平等的。但因为贫富的差别，或者既得利益的关系，使能升学的不能升，不能升学的反而升了，确是不公道，而且在近代社会中必是乱源。因此，社会上的待遇，虽无法求其绝对平等，然机会均等却应为政治的理想。所谓机会均等，并须先有教育机会均等为根本。

我以为待遇绝对平等，是做不到的。也许经过二三百年后，人类进化——目下正在退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是做得到的，现在还远得很。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原有平等待遇的说法，但自19世纪下半叶以后，再没有这样学说。相当接近是应该的，绝对平均是有大害处的。目下资本主义的国家，不消说，即如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并不如此，且其薪水差别转比美国为甚（如苏联）。自从19世纪末期，连无政府主义者都放弃了同薪同酬的说法。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从抗战以来实行“许子之道”，大鞋、小鞋、新鞋、旧鞋、好鞋、坏鞋、卖一样价钱。这事的结果，必然造成技术落伍，生产萎缩等等无以自存的现象。此意后来再说。但教育均等，却是在中学以上必须做到的。做到的办法大略如下：

一、国民教育必须做到宪法上的要求，凡是适龄儿童，除非因残废疾病，必须受到国民教育，这是国家在教育上第一件当努力的。在台湾省，初中四年，也应于十年内变为义务教育。

二、在初中四年毕业后的层层升学，可要看他们的天赋和学力了。应该一步一步加紧。一面各地方各团体广大地创设辅助升学的名额，专给贫穷人家的子弟，远比办烂学校好得多，一面各级学校总要多多少少维持一个适宜的入学标准。由上一说，穷人而值得升学的，可以升学；由下一说，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弟，不值得升学的，不可升学。此外，各公立学校中尽量设置竞争式的奖学金，一切的努力在乎使贫富不同人家的子弟得到教育机会的均等。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钱为第一，即如大英帝国，在它“日之方中”时，一切人的价值似乎都以钱量它。19世纪末老张伯伦便曾作过类似的一个“名言”。在资本主义未甚发达之落伍国家，另有些除金钱以外的怪势力，支配着社会，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有钱有势”作为一谈。其实“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无论如何，总要得到些便宜。例如，在家不必操作，更有教师补课，等等，所以绝对的平等如“化学纯净”一件事，是做不到的，然而太原则的平等却是我们必须祈求的。

这一点我们还要打一个折扣，否则又成幻想者。这个折扣是这样，国民学校毕业后，如果“升学”，仍大体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无法以才学判别。中国人大多数是农人，城市中大多数为工人（至少应为工人），农家工人的子弟在国民学校毕业后，我们要设法拔擢特别好的，辅助他“升学”，但这数目是有限的。多数如果继续读书，总要走职业学校一条路，但职业学校出身而有天才者也应该给他一条“进修”的道路，说法详下章。至于中等学校以上，可就必须以天资学力为就学之原则，其他一切减之又减，以符教育均等的原则。

第五，现在的学校颇有幻想成分，我们应当改为现实教育。

幻想不是理想，尽管理想中可以包括幻想，也是时常包括着。理想者，有一个高标准，而不与现状相同，如何并能否由现状达到理想，便决定这个理想的价值。幻想者，妄作聪明，学而不思，思而不学，以至做梦，多半并无目的。假如说我们的学校制度不含幻想成分，我请以下列问题回答。

一、我们这一套学校，照它的性质，照他的数目比例，为的是什么？

二、我们这一套学校，抗战以来，越来越多，可曾于创办之前想到师资从哪里出来否？

三、我们这一套学校，学生毕业之后，究竟能有多少就业？就业后效果如何？可以不为社会之累赘否？

四、我们办这一套学校，曾用何种方法使它一校有一校之作用，而不是仅仅挂牌子发文凭？

五、我们国家的人力物力，能办多少？办了后，能否增进人力物力，以便再去办？

这些问题，不过举例而已。假如对这些问题不能作一自信的答案，那么其中含有幻想的成分，大约不免罢！

以上的五个原则，第四项的方案本段中已举大意，第五项在下文“基本条件”中说，所有第一、二、三、五项，综合制为方案如下，这个方案也只是大略。

三、方案

（一）正名。

中国人的思想中，“惟名主义”太发达，这是根深蒂固的。偏偏我们抄日本制度的时候，抄了些大、史、小、高、初等名词来，使得人心更为不宁，谁肯安于初？谁肯安于中？在其内者已如此，社会也一样看待，这真是助成一切学校为过渡学校的、大学专科为“油锅学校”的。看看西洋，名词中甚少大、中、小、高、初，各有其名，原自古语。即如college一字，在今天，最高的如罗马教廷之College of Cardinal是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集体，美国之College of electors是选举总统的各州代选人集体，可谓高了。然在美、英，有初中程度也称为college的。又如academy一字，最高者如各国之国家学院，最低者如美国私立之military academy,naval academy，连国民学校五六年级都可在内，更等而下之。侦探跳舞学校，马戏班子，也如此“涣汗大号”。又如lyceum一字在法国专为女中用，在他国兼用在男中上。又如gymnasium在德国是高小、初高中、大一的混合体，然在美国、英国则为健身房之用。school的用法更广。这些名词皆源于希腊拉丁，用之久，大乱特乱。

中国的公私学校原来也有很多名称，学、校、庠、序、泮、塾、监、辟雍、书院、精舍，多着呢。当然太古老的名词不能再用，然若把现在的名词改上一套也不是没办法，在“惟名主义”的中国，这办法也不是一定不能减少过渡观念的，犹之乎当年的贡生，也是可以安慰人们自居于同“同进士出身”的。我的正名的提议如下：

国民学校。一国之中，莫大于国民，这名字好极了，不可改。

初级中学。改称“通科学校”，增为四年。通科者，普通之谓，若毕业者自以为通人，也好。

高级中学。这是现在学校系统中最麻烦的一点。我以为将来或者附于大学而称“预备学校”（只有这个名词不够高），或单独设立而称“书院”，或与初中联合一起，亦得称为“书院”。

初级职业学校。改称“术科学校”，此为类名。在每一学校名称中，不必加上，如加上，太啰唆。

高级职业学校。改称“艺科学校”，此为类名。在每一学校名称中，不必加上，如加上，太啰唆。

专科学校。仍旧。与通科学校相对，典雅得很！而且专才通人，谁上谁下，谁也不知道！法国的数学考试有mathematiques specials及mathematique generales，照名词看，应该前者浅、后者深，事实正相反。

大学。大学本是学院之集合体，故改称“联合学院”亦无不可，然此似是多余的。

“名者实之宾也”，我们不能以改名称为满足，然改名称也许与我提的新制更配合些，以下即用此一套新名。

（二）每一种学校都有它自身的目的。

这就是说，它在哪一种学业，便得到了在哪一种学校的智能与训练，便自成一个阶段。升学，要看情形，不升学，入哪所曾毕业的学校也不为白费。一切学校如不能每种都有其自身的目的，则必使一切学校成为过渡学校。

国民学校当然有它自身的目的，就是教育幼年人成为国民，凡未入国民学校的，很难尽他做国民的本分与力量。国民学校办得好的，便能使其毕业生成为能在社会上做有用的国民。这中间，包含6～12岁儿童身体之发达，诚实爱人意识之发达，在大轮廓上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学科的意义必须充实，而学科的程度，万不可高。高了，无效果，且妨碍身心。

等到国民财富大有进步之后，我们可以希望一齐进入通科学校（初中加一年），即以国民学校及通科学校为义务教育，共10年。但这一句话10年20年内说不上，所以义务教育只能以国民教育为限。国民学校毕业了，到哪里去？在这时候，援用教育机会均等之原则，是不行的，一切家庭，地域，财力不均等，那么在这一段上，只能受家庭及其所在的环境支配了。尽管国民学校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地方及团体之公费升入通科学校（即初中加一年）。

在这一段，有两条路可循，一入通科学校，一入术科学校（初级职业学校），两条路皆不简单。通科呢，又是国民学校的继续，通科之后又如何呢？术科呢？此等学校以性质论，大多数与此时之学生年龄不合。

所以通科学校的制度（即初中）应当有些改革，以应此一阶段的需要。现制初中3年，高中3年，号称进一步，然大体是重复，不引入发生兴趣，且初中3年，实在太短，倏忽而过，颇为白费。我提议的改变如下：

改初中为通科学校，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两年，后一阶段两年，其中科目，约有四类：

（一）语文科。汉文、英文，由浅入深，万万不可以求高相竞，必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求进益。

（二）陶冶科。公民（或曰修身）、音乐、美术等。

（三）体育科。

以上3项，4年一贯。逐步为之。

（四）知识科。此中必须分为两段，如下：

前段。包括数学（含算术、浅近代数）、几何（先作图画）、地理（自然及人文二年）、博物，二年。

后段。包括数学（含代数至二次方程基本式，平面几何，勾股等名之定义及施用），历史与社会，二年。化学一年，物理一年。

前段所以接触外界，后段则是用心思之事，两段亦各自成一段落，第一段落圆满结束时，未尝不可另就术科学校省去一年。如此则第一段落实为国民学校之继续，若干国民学校有设备及成绩者，可以增设此两年于其中，称之为“进修科”。

通科学校中知识科各项，凡以后不须此类科目者，即不须重学，故科目须减少，而材料及教法必须切实。

我所谓术科、艺科（即初职、高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上一般需要的，如打字、速记、簿记、会计（浅近的）、开车（包括修车）、烹调、家事，等等，多得很，无法事前规定，只能因社会之需要而随时订立，这是少数。又一类是要附着在工厂、农场、林厂、船厂、渔厂、铁路、矿山、医院等等机构而设立的，便拿他所在的机构为实习场所，也因他所在的机构而定科目，这是多数。这多数的一类，应该以附着在事业机关为原则，这样才能有效，才能学了得到职业。这样的学校很难定何者为初级，何者为高级，当因其入学前之程度（例如国民学校毕业入学，或通科学校毕业然后入学），并因其所学之年数，而定差别。其中并须附带着一部分普通教育，此等普通教育须与学生的年龄配合，以使之成为更有用之国民。

这是一个“商品陈列馆”、“博览会”，五花八门，然而也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一面必须真正得到技能，一面仍附着一部分普通教育，使得他后来可以发展。这一类是没有法子定一个简单规则的。科目决定他的年限，年龄决定他的教法。20年来，政府几乎禁止事业机构办学校，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以普通教育助其发达身心。

以前的职业教育，有些可笑的事情。所谓职业，有时社会并不需要，因而学了无以为生，即如造肥皂，在今天是大工厂的余业，单人学了不能自行生产，即等于白费，这是要在工业机关中办的。又如社会上一般中等而下的自由职业，假如社会不需要，或不多需要，学了又是白费，这是应当针对社会而办理的。

职业学校（我所谓术科、艺科）最大的困难，在乎年龄与学科不配合，十二、十三岁以上几年的一个阶段实在是无法学职业的。因为家贫，无法入通科学校，然后入此，因而更要办得好才可以，将来还须为他们设备补习学校之类。这一套计划，本文中不能详说，我也未曾细想。在台湾，因为人民已有80%是国民学校毕业者，似乎可以定一个十年计划，使义务教育逐步延长4年，即至通科学校为止。

职业学校既然有这些困难，我们要在这困难中选择出最难解决的困难，先克服之。我以为最大的困难在乎职业一义与12～16岁的年龄不相应。既名职业，当然真是职业，12～16岁的学僮，连学作工匠、农夫的年龄都不相合。那么，是不是可以办一种“普通”的职业学校呢？假如这样办，这样学校可以名之为“实科学校”，也是四年，与通科学校相当，课程上格外注重心手相应的技能，语文科减少，知识科中人文部分也减少，数学及自然科则增加，毕业后可入两年的职业学校（我所谓艺科），不能升入高等教育（专科、大学）。现在姑举大意，我还不敢说这样办法一定好。

通科学校毕业后又怎么办呢？在这一关有四条路：第一条路是就业。第二条路是入大学，这要先进预备学校。第三条路是进专科学校。第四条路是入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制度我尚未细想，暂不说。

预备学校在年龄上相当于今之高中，然性质大不相同。第一，高中是自身无目的的，预备学校则专以入大学为目的。第二，高中是不分科的，预备学校至少须分文、理二科。第三，高中毕业，不能考入大学者，与其说是失学，毋宁说是失业，预备学校则不然。

既然如此，预备学校的人数大体应如大学的人数，或者更少，因为大学还可收专科学校毕业生、师范学校毕业生，预备学校则除入大学外，更无第二法门。因此之故，我以为预备学校最好附设于大学，果如此办，可请今天的大学教授教预备学校，两得其便。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三年前在大陆上可有几个大学校长或教务长操心他的一年级课程（一年级本有预科性质），何况预备学校？所以我主张附属大学和独立设置，应两制并存。然而有一必要的条件，就是他的入学标准、毕业标准，必须取决于大学，而不能取决于自身。不然的话，你给我预备的，我不要，殊属不成办法。

预备学校中必须分文、理两路，这样，大学的课程才有办法。我的这一个理想，大体是日本的高等学校制度，这制度是使日本大学上轨道的必要条件。我以为民国十年的改制，是很可惜的。

预备学校之入学，必以材质为准，无钱而有此材质的，国家帮助他；有钱而无此材质的，无论如何说，不可以。至于既无钱又无资质的，更不必来打岔请国家养他作闲人了。

我想，读者必有多人以为我这一套“最反动”，在今天“民主”的时代，如何这样做呢？如何做得通呢？我说，如不如此，大学决办不好；如此，决不杜绝有资质的人进大学之路，只是不由预备学校一条路而已。

美国的High School在美国，是有道理的，社会容许他在毕业后就业，中国的高中在中国，是没有道理的，社会不太容许他在毕业后就业，至少它要每人自觉如此。所以高中在中国，其作用已是预备学校，偏又不办成预备学校，一旦毕业之后，高不成、低不干，文不成、武不就，如何办呢？美国的High School毕业者大多数不要入college，中国则不然。所以在心理上高中已是大学预备科，在事实上偏不然。今天中国教育是这样：国民学校，一大套普通，初级中学又是这一大套普通，高级中学又是这一大套普通，大学一年级又是这一大套普通，到二年级突然改变。三年中要成“专门名家”，这是办不到的。美国学校也是这样一套一套的大普通，但社会与出版界供给他些浅而有用的专门知识，所以可行。中国无此社会，无此出版界，所以不可行。

通科学校毕业入预备学校，应该是少数，大多数应该入专科学校。

专科学校应以职业为对象，但也有学术的意义，犹之乎大学应以学术为对象，然而在今天却也脱不了职业的意义。专科学校与大学之截然不同，有下列几点：

（一）大学必经预备学校，专科则不然，所以在年龄上预备学校与专科是平行的，预备学校期限2年，专科学校则大体为4年。较高的科目，尤其是工、农的应用科，可以到5年。

（二）大学以每一种科学的中央训练（多为理论的）为主，专科则以每一种科目的应用为主。

（三）大学生在入学之始，至少在第一年级以后，即须流畅地看外国专门书报，专科则求毕业时能达此目的，所以专科的用书应编译。

（四）大学的实验，每每是解决问题的实验，不多是练习手技的训练，因为在预备学校练习成物理、化学、生物切片、看镜子等等技巧了；在专科则一切实验除了解原理的少数以外，以练习工作技巧为原则。

专科既与大学如此相对，如何又在年龄上一部分与大学平行呢？预备学校之一切为的是大学预备；专科则是一开头便实践在它的本行。

有些科目，在年龄上必须取专科制，如音乐、美术等，大凡有绘画、音乐以及数学的天才的人，常常要在15岁以前流露。现在的高中制，简直是耽误他的青春，障碍他的成功。

大学的工、农各系，皆可成为专科学校，而专科学校不止于此。凡以职业为对象的，皆可取专科制。

那么高等教育不是显有上下床之别吗？上下床之别，在学术上原是不可免的，同为大学，同一大学，也是如此。但目下大家的注意只是资格，并不关心学业。假如考试法规及政府若干法规规定得大学与专科同等待遇，也就可以减少此阶级意识了。民国初年，正是如此。高等学校大学预科无投考高考的资格，大学与专科则同样有的。这是应当的，大学与专科只差两年，有的科目或只差一年而已。

况且专科不是全不能进大学的，虽然这是少数。凡在专科毕业，而大学又有同样或极接近之学系，他可以投考。这考试当然要严格的。

或者问，不经2年的预备学校，经4年的专科学校，去考大学，不是浪费吗？这不然。在专科，他已学到专门的技术，原可不入大学，资格也一样。其入大学，只是为理论或原理上的深造，是为学问而学问。

或者又问，预备学校的课程，是为大学准备的，专科则不然。专科毕业，不经预备学校，能进大学，有益吗？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专科中与大学相同的科目，其中课程自然也有一部分是为打基础的，虽然浅一些。所以这样的进大学，有些吃亏。但同时大学同科的课程，也学了不少，从深的方面再学一遍，也有省力的地方。吃亏处，便宜处，合起来算，虽然这一路不是最短的距离，也是可以行得通的，这当然是对资质特别好的而言。先打理论的基础，后作专门的训练，是一条大道，先习专门的技能，后作学术的深造，也不失为一条旁道。《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明则诚矣，诚则明矣。”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入学，非gymnasium毕业者不可，大战后对Realgymnasium及Oberrealschule毕业者，亦开了门。当时（约在1920年以后几年中）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然久而安之，亦无大不了。这一段历史，可以参考。

师范学校毕业生在服务期限中补习，然后去考严格的大学入学考试，也与上说的有同样情形。这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

大学入学，当然以预备学校毕业者为主体。专科及师范，也不是“此路不通”，当然也断不能畅通。科举时代，乡举礼部试之后，决于朝考，这是正途。同时五贡也可得到朝考的机会，这也是一途。正途、同正途，都是可以做县官的。我这说法意思也正如此。

大学的办法，我将来再论，现在只举出几点要义：

（一）大学万万不可糅杂职业学校的用意。

（二）大学是以学术为本位，专科是以应用为本位。

（三）大学的教学必然与专科学校大不同。这些年中国的专科好模仿大学，这是无益的。同时多数大学的多数部门也不过是专科的程度，偏又不能做到专科学校的实践性。

（四）大学的资格除在大学或研究机关外，不应优于专科。

综括以上之说明，列为3表，以醒眉目。

第一表：各种学校之特征

国民学校　　　　　　　　　　　普及性

通科学校、实科学校　　　　　　充实性

术科、艺科学校　　　　　　　　能力性

师范学校　　　　　　　　　　　 选择性

专科学校　　　　　　　　　　　 实践性

预备学校　　　　　　　　　　　 限制性

学院及大学　　　　　　　　　　 学术性

第二表：各种学校之联贯（表示升学道路。横线表示可以不升学）

第三表：年龄与学校

满岁之年龄

每行之下作双线‖者，表示可不升学。

虚线┆表示毕业年限可因科别不同在虚线阶段中已有若干科别已达毕业年限，但大学医科之延长年限未绘入。

表中年岁，表示其最低限，其最高限无法定，30岁大学毕业亦无不可。

师范系统尚未细想，故不列入。

四、相对与均衡

读者读完我前半篇，或者觉得我是一个无保留的“计划教育”者，果然如此。我必须声明，一定是我的文章不曾写好，所以引起这个误会。我以为计划教育万万不可做得太过，太过了，使得学校无自由发展的机会，学校是不会好的。计划与不计划，必须适中，然后收效最大，毛病最少。其实适中的要求，何止在这一事上，许多事应求其适中。所谓适中者，并不是一半一半糅杂着，乃是两个相反的原则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进步的步骤。关于学校制度者，我提出下列几项相反的意义，而应该求其均衡的。

（一）计划教育与自由发展。

所谓计划教育者，先定方案，再按着方案逐步实施。这样方案，当然有几个先决的问题：第一，你究竟是打什么主意，或者说，用什么主义？第二，你所认识的事实是怎样？你用的资料是怎样？第三，你的方案是不是行得通的，尤其要紧的，是不是可以容易变为形式主义、官样文章的？假如经过这些考虑，大致不差，也就是说，你的原则由何处出发，手段如何运用，困难如何克服，目的如何达到，一切想好了，然后制成方案，这方案才不是胡闹的方案，实行以前先把命运注定的。

无疑的，我们今天的教育方案必须是针对着今天我们的“穷”、“愚”、“不合作”而作的，不应是助长“穷”、“愚”、“不合作”而作的。不过，若干社会上对于学校的要求，恰恰不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有力的人提倡民生主义教育，这个口号是对的，若果这个口号下的方案切中时弊，可以实行，那是最好不过的。

不过，一切全在计划之中，计划得如盖房子的蓝图一样，也是很不好的。因为教育是个有机体，造机器、建房子，不是有机体。凡有机体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如果没有，一定流为形式主义，生命力是要窒启的。我们这十五年来一切设施所以计划不成，也许因为计划得太细，所以整齐不成；也许因为整齐得太过，所以统一的不成；也许因为统一得太死板，天下有许多事，是整齐不来，统一不来的，假如仅仅总持大体，也许更能整齐统一些。

无疑的，我们今天的学校制度必须有个计划，如其不然，便是无目的的，是浪费的，是无效果的，乃至是增加社会紊乱的。然而这样计划，只能是一个大纲，如果不留自由发展的余地，或者留得不够，一定不能得到好结果。一个人的成就，尤其是有特殊成就的，大多是自由发展出来的，一个学校也正如此。若果一切用刻板文章限制，毛病未必能够一一矫正，然而长处却显不出来。须知自由发展是学校办得成功的最基本原则。凡在定章程时，不特不要限制得太多，而且应该鼓励他自动地应付环境，克服困难。这样，教育才有生命，学校才有朝气。

根据以上的说法，我认为下列各项应该予以肯定：

①学校分层推进的道路不必只是一条（我在方案中所拟，比起现制来，似乎现制单纯，我的提案错综得多）。

②同样的学校，不必只许有一个形态。

③都市和乡村的学校，不必用同样的章程。

④异地的学校，不必取一致的办法。

那么，大问题又来了，既然规程只综持大体，你如何保证办学的人不来胡闹，不至于每况愈下呢？我说，这在乎视学的制度。国民政府设立在南京二三年后，教育部的督学向上海一“督”，结果弄得大学都关了门——真是一件德政。又往北平一“督”，结果好些不上轨道的大学只好“黾勉如之”。到后来，督学多了，反而“督”得少了，这作何解释呢？或者督学之额既多，选才因而不易，不免为人谋事，于是分量小了。所督不过是看看曾否奉行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更看看是否与他自己所想的“国策”相合，如此而已。果然这样，是没法解决坏学校的。

我现在提议，教育部或教育厅应该加重视学的任务。在部里，视学的地位要相当高，略等于司长；在厅里亦然，略等于科长，以专门名家有见解和经验者为之，并且延聘各地学校之优秀人才。请其参加，或者作为委员会，必要时，由所视察之学校特别好的推选若干人参加。看到有问题，提出来共同讨论，不视其形式，而视其实质。少督其无过，多督其有功。主管的官署有人才，社会的专家有贡献，所督的学校也有自身说出其经验之机会——这样的机构才可补足法令之不备，才可助成学校之发展，才可肯定不同的办法而不致出了紊乱的结果。

有法，有人，法持大体，人用心思，这样才可把一件事办得好。好的法，不是不妥的人的代替品，好的人也不是不妥的法的代替品。说到这里，中国“治人”、“治法”的传统问题又来了，荀子说：“有治人而后有治法。”黄梨洲说：“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我看这历史的争辩很像西洋的一句笑话：母鸡和鸡蛋谁在先呢？这真是“学院问题”。只知道法要紧的，一定弄得法令细如牛毛，结果仍是行不通；只知道人要紧的，一定弄得“万事在于一心”，结果是不上轨道的，我们不必辩母鸡和鸡蛋谁在先吧！不过，说到这里，牵入整个政治理论了，姑且不谈。

（二）理想与现实。

这又是相反而必须协调的。假如一切根据现实定学校制度，便不含着进步的要求；假如全凭理想，又不能实行，所以我们的学校方案必须又有理想，又合现实。我们的学校理想是什么？这当然各级各类学校应有不同的理想，然而综合来说，大原则是使得人像人，人能生活，人能生产，人能思想，人人助社会，社会助人人。不要以为我这个理想是低调，高得呢！……

我说这是高调，请把我这话分析一下，这样的目的，绝对与士大夫的教育不合，于是便与传统冲突，人人助社会、社会助人人之一说，又须对现在社会上普遍的为我自私一切习惯奋斗。这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什么？这可就惨极了。第一件是穷。原来中国人就穷得要命……在这样经济情形之下办教育，本是很困难的。惟其如此，办教育更是需要聪明和毅力的。把穷克服了的本钱是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毅力。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安步当车”，便可办很多的事，在中国可就不然了。在我们这样的物质环境之下，我们万不可学美国人的用钱法，而必须学日本人的吃苦法。我们要想出各种心思来，用最小的代价得最大的收获，所以中等学校不能一格，不一格然后可以应付实际的需要，大学也不能一个型。有甲种大学，参加国际学术的进步；有乙种大学，制造专科教师和技术人员。一切国民学校要以精力补救简陋，不是因陋而就简的。

现实的第二件是愚。中国人的天赋，固然在今天赶不上战国时候人平均智力之高，然在今天列国之中也不算不如人。抗战以来所表现，精力甚强，智力不差，弄得结果不好是由于不上轨道，并不由于天资——即生来的禀赋——不如人。我们常觉到乡下人不如城市人聪明，这是习染之故。又如抗战初期初到云南，觉得那里的工人，五个人不敌一个上海工人之用，也是由于习染之故。都市生活，近代生活，是需要用脑筋、用手艺的，农村生活中，需要脑筋是少的。久而久之，便给你一介差别的印象，以为乡村人愚蠢得多。

中国人在天生的禀赋上说，并不愚蠢，这正因为几千年天然淘汰之故，然在后天的习染上说，可就甚为愚蠢，这因为近代的科学技术生活，太落后了。上海的工人好得多，西南的工人差得多，正因为这个缘故。内地人生了病，每每先考虑“中医”、“西医”，台湾人甚少如此，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又如中国现在一般机关办事，多数实在看不出聪明来，许多近代常识，办事常识，根本没有。这也难怪。中国机关所谓办事，不是抄字，便是等因奉此，向他的长官看齐罢。他的长官之所以为长宫，也必由于智能，而且多不专心，久而久之，脑筋焉能不成刻版官样文章？要克服这些困难，第一是灌输科学与技能的知识，第二是练习用脑筋。这便是整个教育最大目的之一。

这一节所谓协调，与上一节不同，上一节大致可说中庸之道，这一节的协调，是认清困难而克服之。

（三）传统与改革。

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但若生产方式改了，则生活方式必然改；生活方式既改，传统也要大受折磨。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非改不可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时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话，便无以自存。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两大项：（一）工业化。（二）大众化。中国非工业文明的教育意义是必须改正的，中国传统文明之忽视大众是必须修正的，我所谓修正，并不是抹杀之谓，乃是扩充之谓。……因为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俄国沙皇的无限权力，无限享受，和帝国主义，在今天的俄国更甚，只有把帝俄时代根基薄弱的小资产阶级算是抹杀了，这真可谓“不彻底的革命”了！与其残酷万状，做出些不可想象的事情，使得人类退化，其结果仍是“复古”，更确切些是“反革命”，何如承认文明是积累的，不必矫枉过正，也就不至于复古反动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他的缺欠已经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改的东西，不惜彻底地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地扩充。战前有“本位文化”之说，是极其不通的，天下事不可有两本，本位是传统，便无法吸收近代文明，这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牛之体不为马之用，欲有马之用，当先有马之体。这实在是一种国粹论，是一种反时代的学说。与之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完其说。

教育要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因而要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因而要做彻底的修正。

我所谓抹杀不了，并且不应抹杀的，就是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中国人的脾气，在和易，近人情，争中有让，富于人道性，等等地方，属于这一类。至于读书人之阶级观，对于外物之不注意，思想上之不求逻辑，是必须矫正的。为前者须要把文化推广到一切人，再不可以“礼不下庶人”；为后者须要纠正中国人用脑不用手的习惯和对物马马虎虎的观念。假如走这一路，是用力少而成功多。我在这里仅说大意，其办法在本文中不能详写。

（四）技能与通材。

教育既为训练技能，也为陶冶通材。所谓通材，并不如当年所谓“通人”，而是指在他的技能之外有一般常识，能在生活所遭逢的事物上用思想的。我三年前到美国一看，觉得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差别，也就是美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别，不在它上层智慧之高低。而在他下层大众知识之差别，有时中国的上层人物比同样美国的上层人物智力高得多，这自然不是一般如此，至于大众可就不能比了。譬如在东海岸上任何一城市的加油站，和它的油夫谈谈，多能谈几句国事、天下事，纽约市的租车夫也是如此，这在中国20年内是不可能的。至于它的上层人呢，可就常常有不可想象的愚蠢……美国人只知道美国人的想法，以为天下人都只有（至少应当只有）那一种想法。话虽如此，美国人常识之发达，尤其是生活技能之发达，在历史上算是空前，所以致此。我想，它的“大普通”的教育大有关系，一层一层“大普通”上去，加上一般出版物标准之好，所以普通知识如此发达。它的大学college也是大普通，到了研究院，才开始专门。这中间虽然有许多浪费，然也有很多好处：第一，身体不会被教育弄坏。第二，暮气不会随早成带来。第三，年龄与科目不合的不会因学习而遭精神打击。今天美国的college比起欧洲来，一面职业意义过发达，却也一面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意味更多。不过，这是中国不能学的，因为中国穷，中国办不到十四年的“大普通”教育；又因为中国社会上一般科学知识水准太低，如不靠学校灌输，而求补救于社会，是办不到的。

在中国，为克服困穷，为增加生产，技能的教育不能不在先。不过，技能是随时进步的，人是不应成为木头人的。若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技能，所造出的人将是些死板不能自己长进的机器，则不久之后，技能随时代进步，便要落伍了，人成废物了。所以“通材”一个观念，在教育上是不与技术平等重视的。

在教育上如何均衡技术训练与通材训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五）教堂与商场。

学校是教堂吗？教堂有教条，自由社会的学校里，虽然做人及服务的大道理是必须成为教育的第一项任务，然并无其他教条，所以不应回答一个“是”字。学校不是教堂吗？至少在近五十年的社会中，学校的作用比教堂为大，教堂既因工业革命而成为“音乐银行”……。于是教堂在当年的许多作用，现在由学校代行之，然则我们也不能直接回答一个“不”字。

学校是商场吗？读者或者说，千不该，万不该，你有此一问。然而请看。学生进大学，今日何以工、医最先，经济亦不落后，而纯学术性的科目甚少，这不是为的将来的职业吗？既是为将来的职业，不拿学校看做商场吗？那么这问题也就不简单了。

学校应该是一个近代主义的教堂，使人由此得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应该是一个商场，使人唯利是图，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本文中强调技能教育，生产教育，这都不是为的个人赚钱，而是为的大众生产的。

五、编译

辅助学校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是编译。中国自清末由学部（今之教育部）办编译以来，成绩总算来不能说好，倒是清末出了几部标准颇高的书。国民政府成立后数年，创立编译馆，第一步是统一名词。这实在是要紧的工作，成就很好，自然也有还可以斟酌之事。今举几个例子：第一，天文名词中将issac nawton从耶稣会士的译法译为奈端，物理名词中从一般教科书的译法译为牛顿。准以“约定俗成”之理，自然应该译为牛顿，而竟并用，这是该独裁而不裁的了。第二，算学与数学二词，明明上一词比下一词为合理，因为许多算学并不用数，而因投票相等，乃决用数学，这又是不该独裁而裁了的。第三，有机化学名词，除极常用的以外，就用原文好了。中国的化学书，也只能横行排印，即不妨汉文中加入拉丁字母。这是无穷无尽，不能译的，偏偏又要译。乃又取制造不见字典的单音字一套清末的办法，这是多事，又不能用。如此之例或者还有，然大体上说这个工作是很要紧而做得很好的。抗战以后，以编译馆容纳后方各大学不曾请的先生，这事可就难办了；到了编“国定本”教科书，可就闹笑话了。官家办事，其所以不容易之一个原因，是七嘴八舌，各有原则的指示。当时主持编“国定本”的陆先生也曾因我批评向我大诉苦，他的处境也实在值得同情。编一册，改一册，改了后，有人又改；下册未编，上册催着出版，出版之后又要改。国文当然要有字汇、词汇的，不然不成初级中级的教科书，然如一本一本的先出上一本后写下一本，乃至出版再改，如何容许字汇、词汇出来？但那些编的人中至少一部分不算高能，数学、自然等科，编不出来；历史一科，我当时看了几遍（因为教育当局派我看的），可就骇然了。直接的错误，例如年代不对，明朝人作为宋朝人之类，一本总有不少。至于取材之无道理，几乎一件事都未说清楚而成了无解释的人名、地名、字汇，更不待说。

现在教育部重整编译的阵容，一面与书店合作，一面聘专家专业之，这是极好的。所以我趁此机会贡献几个意见。

（一）属于初级中级教育者。

①这一类的教科书，至少要有两三套，以便因竞争而进步，免得因独占而不能进步。这和我主张各级学校不必取一个形态是基于同一的道理。

②这一类的教科书，可以由编译馆自办，或由书店自编，但在编时必须兼有一科之老手，和在所用之学校有良好经验的，前者即所谓专门名家，后者即所谓教育家，此两者缺一不可。如无专家，不知这个学问是什么，必闹笑话，至少不生作用。须知“深入浅出”一义，深入者未必能浅出，而浅出者必须深入，否则只是浅，浅就是不对，无所谓浅出也。如无教育家，也必然是不适用。两者合作，才能出来好教科书。诚然，外国的好教科书常常是中级教员所编，我们可不要忘，他们的中级教员，有些是很有学问的，哲学家如Hegel等，算学家如Weierstrass等，物理家如Lorentz等，都是一生大半在中学的。德国的中学教员有成绩的，其待遇仅略少于大学正教授，而比大学之额外教授高得多。即一般中学教员，也每有Dr.Phil.学位，在大学读过几年书，经过一次严整的国家教师考试。法国情形，大致也如此。这在中国是不可比的。

③一种教科书，不必分学期编，凡求审定的，必须全部编好，最好把教授书也编好，这才可以。以往“春秋应时新货”的办法，万万要不得，要采用，即须先编成一个整的。为保障学生的利益，凡一个学校采用一种审定的教科书之后，不得更换。如更换，学校要赔偿。

④一种教科书，凡中等程度的，无论在何一种学校，如四年中学（我所谓通科）或四年初职（我所谓实科）未尝不可通用。这当然不可一概而论，如语文科、史地科等，是很不容易同一的，但大多科目可以通用。编入的内容多些，教授书中说明某种学校作某种选择，最后仍留不少的地步由教员于其中自选，这才是理想的教科书。我从没有见过一个用我们这样的中学课本办法的国家，每一种学校、每一种科目、每一学期，便是一个小册子！这在国民学校分学期是应该的，在中等学校，应该以一科成一书为原则——不消说，这书要好。

⑤当然，一科的取材要纲是由教育部规定或核准的，但以前教育部所定太仔细了，而且似乎未必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大约以前教育部定这些事，不免犯三个毛病：（一）定者，或有力影响定者，以为应当要，不管如何去编，也不管学童能否领会，便列入，这是主观主义。（二）定的课义单位太多，几乎没有一件可以充分说清楚，结果，每件说得一点也不清楚。其实许多不必要的人文知识，许多在就业后自然会的科学知识，大可不必在内。（三）灌输性的课义多，启发性的课义少。我觉得今天如果部里认为有定此标准纲要之必要，似乎要定得课义单位少些，弹性多些，而在审查一部书时，要注意一部书的所长，不必专求一部书之合适不合适。一句话，给更大的自由于编者，编后再看其有无成就。

⑥至于编法，我认为是要与标准大纲相应的。标准定得好，编者然后可以施展其能力。我对于编法，有几个意思：（一）不可太深，与年龄不合。我的印象，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在小学三年以后，每每高了一年，在高中可以高至一年半，尤以语文科为最混乱。（二）既说一件事物，便要说清楚；若说得单位很多，而每一单位都不清楚，硬是要不得了。我们的教科书，常常像个字汇，而又甚少解释，学童记这些，真如记喇嘛咒一般。（三）每说一事，要说得干干净净，最好能动学童的兴趣，一部书编得能够吸引学生，才算成功；若先加重了排斥性，是要不得的。我记得我在清朝光绪末年，初习笔算，用的是《笔算数学》，便大有吸引力，虽然那是为中等学校年龄的学生而用的。

⑦学生用的中文、英文词汇，自然常识字汇，其重要性不下于教科书，也是同样应当编纂或鼓励编纂的。

⑧最后说说我的经验吧。不成问题，我的经验很有限，但我的很有限的经验已使得我深感中小学用书之不妙。小学教科书是我教我儿子时用的，我只担任数学。我的印象是与年龄不合，若一本书之用处，非在家里请一个教师或以父母为教师不可。那部书，便不算成功。我妻担任英文，爽性自作了一种。国文呢，我们以《孟子》古文补充，这当然是一个特殊环境使然，不可一般采取的。不过，我觉得我们中等学校的国文，所选之分量每每不够，而文字又失之艰难，是很不好的。

我最用心的是中学历史。抗战前政府一机关找我编中学历史教本（是个军事机关），我就荐贤自代，所荐的是张荫麟先生。张君先自小学编起，成了三分之一部，是非常之好的，可为大学之用！已印出之外，尚有若干稿子似乎到三国或东晋。那半部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得透彻。我当时有个见解，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是那一套，有何意思？何如以下这样：小学只是故事，略加连串；初中是短传记，略加连串；高中才像一部教科书；大学则是领导人研究的读物。这个意思我现在还不放弃，我以为这样历史才能为学生所吸收。后来为穷，与商务有编高中历史之约，第一困难便是教育部所定的标准，我以为照那样标准绝对写不好的。我就请示了，结果：“大变动恐怕不能审定”，我于是便不干了。

这两年为台大入学考试翻检高中历史，我以为一本比一本要不得，都是古人名、古地名字汇，不过也只好照它出题，学生依然多所不知。数学我也看了好些本，我的一般印象是中心思想太少，枝节太多，过于拐弯抹角的习题，只可为极少数人用的。

（二）属于高等教育者。

属于高等教育者，即大学与专科，另是一套问题。大学的教本要编译吗？这是一个应有的问题。当然一个国家必须有它自己的教科书，何况大国？当然我们要编译。同时，我们的科学落后，假如一个大学生或专科生不能看英文书，学问实在无所得，天下的书岂能尽译？科学期刊尤其不能译。加以我们近年已与美国定了不能自行翻版或自行翻译之约，自然最好的办法是每一大专学生都能看英文的书，至少属于他本行的，理论是如此，事实可就不然。外边人吵闹台大收的学生太少，其实是收的太多，新生入学八百四十余人中，至少有二百人不能通畅地看英文教本！这真是难办的事，中文教本几等于无，有也买不到，买到也贵得要命，比英文原版贵一两倍。大学断无法自印教本，又不能自行翻印，这真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一句话，中学英文太坏了。其所以坏，第一，教师不够。第二，待遇太差。第三，眼高手低。现在台大一年级英文多用高中教本，而高中用大学教本，似乎如此可以夸于人，然是误人子弟。不过，改正这一个事实绝非短期所能奏效，那么这个难题至少还要好几年来缠你。为应付事实，我以为最低的要求是：大学一年级完后，应能读英文教科书与专门期刊；专科毕业后，应能读英文教科书与专门期刊。假如这个原则不错，我便作下列建议：

①大学一年级用书，包括二年级所谓“共同科”在内，须得编译。

②专科的共同科及范围较大者须得编译。

③当年在大陆上，这事本好办，尤其在教师穷困中好办，偏偏不办，或办而未生效。今天是很难了。然也未必一定无办法。这要由大学和学院自办，而由教育部指导辅助之，如此方可收效。

④可以翻译的还是翻译好，与作者商量，也似乎不必尽出甚大的报酬，但教科书之版权多在书店，或者是难说话的。若果此路不通，只有拿几本书来糅一下。原出版者虽注明引用也要同意，但这样官司在中国是不会打的。其实中国人不得自由翻译、翻印美国书，在美国之文化损失更大。

⑤凡是这一类书，页数不可太多（萨本栋《物理学》是本很好的书，可惜是页数太多，卖得贵了），而须多有征引（References），以便读者参考原书。

⑥大专用书，一部分可以通用，给教师一个在书内选择的方便好了。

⑦这样的书，必须每种二人以上作，出版前先印讲义试验，并多用征引，万不可用一人随便的稿子拿来卖钱。

大学教书先生本当一面教，一面写书。中国读书人固然懒些，然以前政府也未加以鼓励，若单靠书商的帮助是不能成事的。

（三）属于参考书者。

学校的参考书（Reference books）为师生均不可少，其应编辑，不在教科书教授书之下，目下教师最感觉困难的是这一项。在初级、中级学校，各科均应有参考书。在大学，除中国文史之外目下不是急务，因为可用外国书的。

六、余义

如欲改革学校制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

但改成新风气确是不容易的。这一年中，台湾进步不少，改革不少，然应该改的更多。我们在大陆上一般的习惯……一切是官样文章，重视自己的利害；交朋友为的是联络；弄组织，为的是盘踞；居其位则便于享受支配，弄到和人民脱节，不知道老百姓心中想些什么。办事呢，全不以事之办好为对象，消极地以自己能对付下去为主义；积极的以自己飞黄腾达为主义，肯认真办事的有多少人？肯公事公办的有多少人？肯对事用心去想的有多少人？肯克服自己的无知有私的有多少人？吃苦得罪人已经不肯，牺牲更少了。假如这样的风气不彻底改变，则孟子有云：“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天是在改革中，风气是在转变中，然而尚嫌不够顶快，不够彻底，一切都要洗心革面，是须得马上即来的，不可再等的。假如风气转移了，我相信教育改革必有办法，否则无论你说我说，是与不是，都是一场空而已。

这话实在是教育改革之前提，然若发挥此义，便说到本文题……目之外，所说至此以为止。

还有一件，是教师待遇，这也是改革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本文中也不能详说。

我对读者很抱歉，这一篇长文，有些地方我还未曾细想，有好些我并未说得明白，希望读者原谅。不过，这一篇文是一个自己有理想而又身受苦痛的人写的，我的苦痛也未必以我为限；应付这些苦痛的责任，也不说专归之于教育界。

（原载1950年12月15日、12月31日《大陆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