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提倡道德

政府与提倡道德

政府应该不应该利用它的特殊凭借，去提倡它所认为道德的，本是一件向来有争论的事。除去极端的自由论者和宗法主义的国家，大约都取一种中间之路。不过，在欧洲的这个争执是有一个明显的体态的，即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即二者之间之分合的程度，在中国则以本无所谓“建置的教会”及宗教义法之故，所以凡是政府所提倡的道德，每每不外下列两事：其一，宗法时代的仪文及其相关联物事；其二，法律所应当制裁而在中国则不能制裁的，转去乞灵于所谓道德。就前一项看，每似无知之表见，就后一项看，更觉无聊了。所以自民国成立以来，每次政府在那里制礼作乐，太息于世道人心之日下，而以一纸空文提倡道德，不特在正面所得结果直等于零，且在旁面适足以助成伪善与虚饰之增长而已。

政治责任与道德本是一个大题目，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不能将纲领说得明白。现在但举出几点来讨论。

第一，近代国家决不能以宗法主义为建设国家组织社会之大原则。

故凡宗法制度下所谓道德之崩溃，每是新时代之国家新时代之经济所形成，正不必过为忧虑。在这些地方，政府只好任时代之自然演进。例如女子的贞操，本可不必成为道德问题，其所以成为道德问题者，本是男权社会所造就。这件“道德”，要依女子的经济地位之变动逐渐改化的。又如子女对于父母之独立性，近二十年来在都市大大改变了，在乡村尚不会有实质的改变。这个对应，明显的经济变动为道德变动之原因。道德变动之类乎此者，既非政府的力量所能左右，更非具有近代社会学知识者所应痛心。

第二，所谓公德与私德之分，本是一个绝对不通的流行观念。

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不及于本人一身之外，这简直和一个人的饮食衣服居处的习惯一样，只要不扰乱到别人，便只是他个人的癖性，其中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固及于本人一身之外，这便是与公众有关的事了，这便是公德了。以前的中国社会，本以家族为组织单位，所谓国家者，不过是运用征服权能之上层绳索，所以在家庭中之孝悌，在朋友间之忠信，是道德系统之重心，而为公忘私，为国忘己，虽为一般作道德论者所提倡，且为不少理想家所实践，终不成为民众心理上道德之重心。所以损己服公，在西方富有国民训练的民族中，行之甚易，而损公益己，在我们这样缺少家族以外之锻炼之社会中，改之甚难。我们所缺少者，是近代国民之必要的公德素养，包括为国家送自己的性命在内。认清这一点，则政府与其费许多的唇舌，提倡些社会习俗中的道德，毋宁利用政治的及法律的权能，陶冶国民的公德。这话即等于去说，用政治摒斥一切危害公德的，用法律干涉一切破坏公德的。欧美先进国家之国民训练，本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政治与法律的陶冶，陶冶既成，才能够以畏法为向义之门，以服公为克己之路。

即如“礼义廉耻”的口号，在上位者登高一呼，自然有无量在下位者四面一应。应自应，而无礼，不义，鲜廉，寡耻，未必不一一仍旧。尤其大的患害是，一般原来鲜廉寡耻者，作此等呼号不已，仿佛托庇在这呼号之下，仿佛他也不算真的鲜廉寡耻者，这真不啻为此辈添一层护符。所以在位者若真的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摒弃之。古来有句格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教书匠的作用还是如此，何况运用政治之权能者？政府若真的想提倡德义，只好先作一个澄清自己的榜样，也只须这么一个榜样，就够了。

第三，中国人所缺乏者，是国民训练，不是抽象道德名词。

抽象道德名词有时自然也很有用处，抽象名词之训练，自然也可在千百个口头禅中得到什一之忠实信行者。但这个究竟不能普及于大众，且在训练有效时分意识上总带些意气性，在躬行上不易于有方法。即如宋明晚年之理学，正是一个抽象道德观念之训练，其效力固能使若干理想家为民族牺牲性命。然而究竟与大众差少相干，而且这些理想家在举动上又是乱来的。现在不需要过于凌空的东西，而绝对需要坚实的、普遍的国民训练，不需要道德的口号，而需要以法律及政治“纳民于轨物”之劳作。

请先谈法律。古来所谓刑礼之不合，本是一种社会的畸形现象，而主张刑礼异趋者，又每是些懒用逻辑的竖儒。柳宗元见得透彻，他说：“其本则合，其用则异。”看他那篇驳复仇议之所论，真能一扫礼刑二元论者之误谬。然则政府若果在人民的道德上有兴趣，正应以法律陶冶民德。在立法上固应引进若干反宗法部落的、公民契约论的近代思想（这层颇能办到些），在执法上尤应养成服公从义的习惯，是是非非的良心（这层上却毫无成绩）。须知法律即是秩序，即是训练，这是自罗马以来一切有成的国家的标准。国民的训练者不是元首，不是辅相，不是大将军，而是公正的法官，这是英、美、法、德诸国的历史事实。若凭借法律的陶冶，将来的中国人公心发达，能做到“其子攘羊而父证之”，中国乃真的超越苏拉时代的罗马，而是一个十足的近代国家了。

请再谈政治在陶冶民德上的效能。孟子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话在现在看来自然太简单些，然凭借居高临下的地位者，时机好，运用巧，有时真能移转风气。不过，若想行得通，必先自己做个榜样，即孟子所谓“帅天下”，决没有自己向东，劝人向西，而人肯听的。现在若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民德，真有好多事可以做，爱国心，服务心，廉洁的行谊，忧勤的劳作，一切等等，数不尽的。只是这些好东西又都不是空口劝人便能做到的，必须自己立个榜样。以我所见，自北平至南京，是不是有开代的气象，我愧不敢说。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划得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如此的政治的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如果一面如此“帅天下”，一面又以制礼作乐，昭显德化，我恐所增进者，只是伪善与乡愿，希意与承旨，所没落者，转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耳。

（原载1934年11月2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