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作者:傅斯年 栏目:傅斯年诗集 2020-10-26 12:03:40

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现在中国有高谈哲学的声浪了,有一般人以研究哲学自任,这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一种哲学,对于一个人的效用比他的饭碗问题还要紧;而一种国民哲学对于它的民族的势力远在政治以上。哲学可以引人从卑浅思想的境界爬出,到自觉自成的地位。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所过的日子,都是受武断的偏心所驱使。它给我们个更清洁的空气,更可靠的根据,更活泼的精神。我们必先和它攀上交情了,才可有个世界观;有了世界观,才可有个人生观;有了人生观,才可以比较地懂得什么是我,什么是他们;怎样用我,怎样用他们。

但是中国现在的思想界到了哲学发达的地步了吗?不客气说来,现在以哲学自负的诸公,究竟已入哲学的正经轨道了吗?这话好像大不敬!然而也有不可讳言的所在。所谓哲学的正经轨道,绝不会指初民的国民思想,绝不会指往古的不能成全备系统的哲学,定是指近代的哲学;更严格地说起来,应当指最近三四十年中的新哲学——因为旧哲学的各种系统,经过一番科学大进步以后,很少可以存在的,只有应时而起的新系统,可以希望发展。一个哲学时期每每跟在一个科学时期以后,近代的欧洲是个好例。五六十年前的哲学,虽然离开中世纪已经很远了,还是受中世纪思想的支配,还未受科学的洗礼,所以虽然迷阵很深,思辨很费神力,终解不脱常言说的,“一个瞎子在一个暗屋子里,说有一个黑帽子在那里哩,其实并没有”。近半世纪里,哲学的唯一彩色是受科学的洗礼。其先是受自然科学的洗礼,后来是受人事科学(Social Science)的洗礼。机械学发达了,哲学受了个大影响;生物学发达了,它又受个大影响;从生物学里跳出心理学来,它又受个大影响;从心理学里跳出社会学来,它又受个大影响。现代的哲学是被科学陶铸过的,想研究它,必须不和现代的科学立于反背的地位;不特不立于反背的地位,并且必须应用现代的科学中所得作为根据。哲学是一时代学术的会通的总积。若果并没有受当代各类学问的深培养,或者竟不知道当代学问的门径,或者径以为毫不相干,甚者以为可以相反,专凭自己一孔的幻觉,也只好在三家村里自豪;或者在黑人群里上哲学家的雅号,不便在北京某大学里阴阳乾坤地混沌话着太极图说,或者在著名报纸谈道体、循环、气数了。

太极图这个玩意儿,本是妖道造的,然而居然有几位宋儒先生大谈特谈,这是为何呢?我想彼时科学毫不发达,他的宇宙观不能基于科学观念,而又不肯不想象他的宇宙观,所以才有这类的可笑见解。在当时的知识状态之下,这类见解也未尝不可聊备一格。到了现在,与其说他可笑,毋宁说他可怜。至于道体、气数等等名词,都是古人求其解而不得,以混沌了之的说话。循环一说,在西洋一百年前,还有势力;彼时机械论的缺点还没发觉;到了现在,机械论的位置已经动摇了,用初步而又粗浅的机械论里的话——不是后来进化的机械论——所组织成的循环论,早已死去了。若果抱住这些早经淘汰过去的观念以为宝贝,未免不值。所以研究学问总要认定时代,不可弄后于时势的作为。现在我写出几条最浅近的说话——其实我并不配谈哲学,不过对这一般误以阴阳、道体当做哲学的,无妨进此一解了。

第一,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积。几种科学相通的道理(思想)共守的规则,就是哲学。若干科学,所研究的范围不同,因而表面上好像没甚关系,然而骨子里面有一个会通的所在,就是哲学。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思想——普通的思想。又可以说是一种知识——基本的知识。它的目的是集合世界和人生的理论,调和成一个儿的;所以它在学问界中包括最大范围,而同时自占最小范围。这道理可就哲学的进化史上看来。最初所谓哲学家的,都是兼容并包,通晓各样学问的贤者;就训诂讲起来,诚然可以当得起“爱智者”的称号。请看希腊古代的学者,各德黎、阿纳次满都、皮塔高拉史、黑拉哥来都、帕门尼得斯、安纳差戈拉、恩培德刻勒、登莫戈里都、齐纳等等,在当时都是无所不学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又是这般。到了中世纪,成了神道的哲学,又有圣阿昆纳斯等无所不学,无所不讲。笛卡尔把博学学派推翻,他自己却是位最博的学者,至于培根的博学更不必说了。后来的莱布尼茨、伍尔夫又是最博的学者。从休谟起,才有“批评哲学”的意味,康德是个完全学派的。这派在近代哲学里很占大部分势力,但是到了现在,已经应时势的要求,站不住脚。最后的胜利,是斯宾塞式的哲学,把康德式的哲学压倒了。我们要知道,比较的更完全的是相对的更好的。那类抽象的知识固然不能说完全要不得,然而总须要知道实体的真确组织,要合于实体的真确组织,仅仅据着几个抽象名词,辩论下去,实在无谓。最近的趋向很有点复古的意味,要把一切学问包括在内。其所以与古代不同的,古代所谓哲学,只能在当时所谓学问界中,包括最大范围,最近的哲学趋向,在包括最大范围之外,同时自占最小范围。古代一切学问,十之七八不能独立,所以哲学的名称包括学问界中最大范围。近代以来,许多学问从哲学的本枝上分出,如物理学、机械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无心识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最近亦从哲学里分出,独立成科学——只剩了形而上学不独立,这是和古代不同的,这所谓自占小范围。但是每一种科学向深处研究去,向与别种科学会通的地方研究去,便成了一种哲学。例如规范的伦理学上有人生哲学,法律学上有法理学,生物学上有生物哲学等;又如冯德研究心理学深了而成哲学家,奥斯渥研究化学深了而成哲学家等。这是和古代兼容并包的意味同的,这所谓包括最大范围。我们可以称它做哲学上进化的复古观念,因为它虽然复古,却又与古不同。我以为我们对于哲学应有的观念,最好用斯宾塞的毕生著作证明。把第一义放在上面,其下有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等,综合起来,称作会通哲学。哲学原是一个会通的系统呵!然则不在近代科学上植一个好根基,专凭一己的观察,无论不聪明的人没有是处,就是聪明人也是枉然!

第二,我们须要认定“科学有限”一句话是再要不通没有的。我们只能说现日科学的所得有限,不能说科学在性质上是有限的;只能说现日的科学还不很发达,不能说科学的方法有限。我们固不能说科学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然而离开科学的方法以外,还不曾得更好的方法。我们固不能说现在所有的科学方法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将来新添的或者改良的方法,也必须是“科学的”,绝不会是“非科学的”。绝对的实体不是人所能知:人的精神界的力量只能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过此而往,就是超人,也就是非人了。启示、默想、顿悟、超脱经验等等见神见鬼的说话,不过利用人类心理上的弱点,加上个诡辩的手段。经验固不能得全体,然而集合各方面的经验,便得一个全体的概念;经验固不可尽凭,然而离经验还有什么可凭呢?凡言科学有限的人,大约可分两类:一是迷信家;二是妄自尊大家。迷信家不必说了,他和科学有根性上的仇气;至于妄自尊大家的不安分,忘了人性,已经可笑了。哲学家要站在巴黎铁塔上看巴黎,不要囚在伦敦楼里想伦敦。就事实的经验归纳起来成科学,就科学所得演绎上去成的哲学,哲学只能用科学的方法,哲学没有特殊的方法。经验以外加上想象、兴致、意念等等,原是哲学的本务,但是断断乎不可离开经验,专凭想象、兴致、意念等等。哲学诚然有在科学外的东西,但是科学确须包括在内。以科学的方法做根据,不能独立成根据。我们想要有个可以信得过的Weltanschauung,自然要晓得世界人生的组织;想用“匠心”去制造我们的Weltanschauung,自然要把世界人生的真组织做材料。哲学既和科学用一样的方法,那么,不知道科学的方法的,未便谈哲学了。

第三,我们要晓得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学问,它的性质也是具体的。这个毛病诚然是历来哲学家所常犯的。但是抱住一堆蹈空的概念,辨析综合去,建设出先天的知识,组织成空中的楼阁,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是哲学切戒的啊!总而言之,哲学只可集象,不可离象。

第四,哲学是一个大假定(Hypothesis)——一群假定的集合。因为哲学是个余数(Besiduum),这余数包含着许多未经科学解释的问题,所以哲学里边的事务都是假定。既然哲学是个大假定,因而用专断主义(Dogmatism)驾驭哲学,并且把“究竟”、“绝对”、“永久”的根究当做哲学的本职的人,实在是大错了。更有一层,哲学里面既然包含着无数假定了,这些假定有时可以加上一番证明,便成科学。大家对于这些假定每每很有趣味的,因而常把这些假定浸入科学里去受证明(Verification)的洗礼——这是哲学影响科学的所在。认清楚这个!我们切不要专断!

第五,历来的哲学家大概有两种趋向:一、以知识为前提;二、以人生为前提。后一类要是讲得极狭隘了,也有非常的危险,然而确不如前一类的危险大。前一项最明显的危险有二:第一,于实用丝毫无补;第二,可以随意说去,一点也不着实际。况且我们是人,我们有人性。用人性去观察世界,所见的所得的自然免不了一层人性的彩色,犹之乎戴上蓝眼镜看东西,没有一件不是蓝的。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而“唯一的客体”、“唯一的真理”、“绝对”等等名词,不成话说了。知识是一种人的反映;实体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概念;超过人性的理解是做梦来的。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Means);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意机主义战胜智慧主义了,人性主义战胜自然主义了。哲学上业已得了个最后的决战,世上一切设施,极受这决战的影响。我们要度德量力,不要做哲学上的复辟。

以上所说,都是极粗浅的道理,我原不必说。不过还有一般中国人高谈太极图循环等等,这类浅话,也不妨谈谈了。我们不要忘现代的哲学早已受过科学的洗礼(记者久想作这题目,只是时常生病,不能如愿。现在到了《新潮》第五号发稿的时候,只好勉强成这一篇,病中做文,自然不妥的地方很多。所有未尽的意思,唯有待至下卷里谈了。4月11日)。

(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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