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作者:傅斯年 栏目:傅斯年诗集 2020-10-26 12:00:46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在近一百年中,中国造成的伟大的失败固有好几件,而伟大的成就也有好几件,这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中国由一个古老式的国体,变其形态,加入了近代列邦之兄弟圈中。

这个改变的过程,自然都是过去的事,但其中的意义在现在还有启示性的,所以不妨简略说一下。中国历代的国体,只有罗马帝国大体上可以比拟,这就是说,他不承认甚且不知道有和他平等的国家之存在。罗马帝国固与当时的北方民族信使往还,但他只知道这些民族是些夷狄,他的使者塔西土斯写了一部他的《索虏传》(Tacitus de germanes),他与东方波斯国的萨山涅王朝常在构兵中,这是东方文化很高的国家,但他也决不承认波斯是他的平等国。所以罗马帝国便是古代欧洲的“天朝”,他平衡四围一切的民族,全以他自己的标准为断,所谓“外国”,只是蛮夷的代名词,而非不管他的事之谓。同样道理,历代的中国,除去宋辽一段似乎有点平等国交以外,也是不承认且不了解世上可以列国分立,平等交往的。汉晋隋唐这样,近代的明清也不是例外。积累二千年之习惯,陶冶在普天率土,中国四夷之观念之中,更以过去的成功坚实其自信心,所以自明末远西人始到中国以来,求通商者总说他是入贡,派信使者总说他是来朝,这并不是当时人矫情造作,当时人的心中确如此想,且不能相信更有其他的观念可以存在。且看乾隆时期英国派遣玛加纳伯爵奉使来华,乾隆给英王的回信(两通上谕)所说的话,如“咨尔英王,海外输诚,重译向化……”一类的话,若译成白话的英文,便等于说“你这个野蛮的国度呵……你不安于你的僻陋的状态呵……羡慕天朝的文化呵”。这在今天读来,不免觉得这位弘历可汗真正糊涂,但在当时人却绝不能觉出他有万分之一的胡闹来。我记得1922年我在伦敦有一天听哲学家罗素演讲“中国问题”,他就把这诏书的直译读来,惹得会场笑死。他接着说:“若是觉得这话可笑,便不了解中国对外关系之历史的背景;若了解中国,便应不觉得这话可笑。因为中国正如罗马帝国不知世上有他的平等者,这是在当时环境中所必然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数十年间,与外国人的纠纷,常常由“天朝体制”而起。我看李鸿章在辛丑议和中的电奏,若干关涉主权的大事,在西安的流亡政府并不关心,只是严电李氏力争外使初觐坐黄轿一事,从此可知天朝的宝座,不肯轻易拆除,天朝人物的立场,不是轻易改变的。

但是,这立场,这宝座,终于几度在战舰火器之下拆除了。辛丑以后,办洋务者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住大埠者养成一种新的心理。这个顺应次殖民地地位之心理,赤裸裸地说出,便是洋奴。

天朝的心理是自大,也是所谓优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洋奴的心理是自卑(Inf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谓劣贱感,这两种心理,都是不能与他国共处而能处得自然的。

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洋奴心理阶段应该告一结束,而抗战数年,不平等条约取消,这两种心理似乎全成过去。但是,我们不可大意,这两种心理因有他们长期的传统,并未在人人心中除尽。必须除尽,我们国家方才舒舒服服的繁荣在近代列国的兄弟圈中。读者以为我这是过虑吗?我想未必吧?我看见期刊中常常有妄自尊大的怪文,也每每听到变相“刚巴多”的怪论,这都是阻碍我们取一种自然态度的。

中国既已加入了近代列国的兄弟圈,自无取乎往者的两项态度。今后的外交态度,既非自恃,亦非倚赖,而应该是万邦协和。这一个名词在中国固是一个成语,在拉丁文亦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成语,即Commitasinter alias。所可惜者,朋友告我,倭奴也用这个名词,用得它全是倭奴的曲解,犹之乎他说“王道”全是“霸道”一样。我初闻此说,今晚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词来,所以仍用这个名词作标题,只是界说明白,协和是自由意志的协和,非所谓“罗马和平”也。

协和主义之外交,本身是个明显的原则,不待具体的界说它,若必须举例说它的要点,我一时想有下列三点可说:一、协和主义之外交,是不树立任何敌人的,必不得已而有敌人,这敌人必须是世界之公敌,而非一己之私敌。所以相沿的纠纷,能解决者,总是尽早解决,必不得已,利害相衡,宁可忍痛。所谓悬案,只有国力至强者,方可负担得多多个。国力在培植中者,万不可多有,以免小患变成大害。此外与人相处,最要是“诚”、“恕”二字。诚者,心口如一之谓;恕者,能为对方设身处地想之谓。日本人之失败,即失败于自其“开国”以来不取此二字。

二、以上的一义,仍是偏于消极防患的方面,积极方面,我们必须有极其可与深切合作的与国,否则虽少敌人,亦少与国,仍不免为孤立主义。此孤立主义,在将来之世界中无一国担负得起的,连同美国在内。我所谓极其可与深切合作之与国者,即谓在平时可与之取同一之步调,以维持世界和平,万不得已而有正义之抗战,可恃为盟邦,彼力与我力,可应一切变局也。

三、协和的外交,不仅是一个政府对一个政府的事,而是一个全国民对一个全国民的事,所以除非有关国体的事,只有“吾从众”是善策。文化的合作,是国民外交之基础,文化既合作,自不免相互的影响,且正需要此影响。若于此中有所别择,必先于此道细心体会,否则但看到一面别择等于杜塞,杜塞之结果必是疏交。即以中美过去关系论,美国固自海约翰起,树立其对华亲交政策,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即与英法异其步调,思与中国交好。正如曾国藩奏折上说“米夷资性淳厚,对天朝时思效顺,并英佛等夷构结似并不深。”——这调子在今天看来真可笑,然确是一件重要的史实。即美国从未参加对华之屈服争夺战也。然而这二十余年中,中美亲交之基础,并不在商务上、权益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制造一种情感,是比国策纯洁的,且有时比国策还有效,因为国策有时摇摆,感情是不然的。

综括以上几项的意思,则我们今后至少三十年中的外交——建设国力中的外交——应该是“联美、善英、和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是也。所谓联美者,有经济上的联系,有文化上的联系,这皆极其重要,而最前要决定的是“世界政策”的联系。这就是说,美国对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大小问题,我们要参与其决定,而积极的,有效的,加以赞助,助其实现。中美两国人不仅在战争中要做同志,即战后亦当建设长久高度的亲交。有这样的亲交,而中国的国力在滋长中,则太平洋真为太平之洋。就是说半边天下太平了。说到英国,我们先要知道英国不是一个很讲感情的国族,而是一个重理智的国族。惟其如此,故与英国做朋友的本钱不多是外交上的机智,而多是内政上的修饬。官府之效能甚大,经济之进步甚速,文化之开展可佩,社会道德之增进可睹,这样,就是你无意与英国做好友,英国也会找上你的门来的。本来这个道理对一切国家皆适用,而对英国尤其适用者,因为对英国更无第二条基本方法也。苏联的外交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大凡现实主义者,必作惊人之举,凡曾一度作惊人之举者,必在未来屡作惊人之举。而与现实主义者相处,强则只有也用现实主义,弱则只有充分认识现实,而现实地解决一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今后五十年中,第一个心思是培植国力,第二个心思还是培植国力。在培植国力中,我们要避免一切可能的纠纷,并解决一切不安的因素,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害小而忽之。试看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在建国之始,哪一个不是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的。一位朋友听我说到此地,来问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姑且取老子的柔道,一旦国力建设起来,再发扬蹈厉——一下子?”我回答说,你这话全是战国阴谋之说,我们今天要协和,以建立国力,将来仍要协和,以持盈保大,否则今日之柔,以为他日之刚,便是不诚,不诚是必自食其果的。如日本之为方法改良的义和团也是。朋友又说,你这一些话都是平淡无奇的常谈。我回答说,这话太恭维了。要道理都是老生常谈,如辕固生之说《老子》为“寻常家人言”。

不过我要声明一句,协和的外交,不可解作无所事事坐而待之的外交,相反的,应该是极其积极极其活跃的外交。我又要附带一句:外交之基础全在内政,不过也有内政甚修饬,而以外交方针之错误招致大祸的,如上次欧洲之德国是也。但却没有离开内政而能运用外交的。

(原载1944年4月2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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