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
(一)
除去遗世独立的狂人而外,世上常见的狂人大约有三类。一是色狂;二是利狂;三是名狂。
色狂的人满脑袋里装着许多生殖器,他的神昏气殆不消说了;利狂的人被一个大钱的孔套在脖子上,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可怜也不消说了。社会对这些还不百般地恭维,就是暗地里崇拜,还不见得明目张胆地恭维去。独有名狂一项,大家以为是最好的:得名狂病的人,终是求名得名,如愿以偿。大家看到有这类的妙用,就要群起效法了。他们骨子里面还不是爱名,以为名中自有黄金屋!名中自有千钟粟!名中自有颜如玉!人的事业和学问,全仗着清明的心境,冷透的眼力,安静的态度。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话从不好的方面想来,好像有几分道士气,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的真理存在。必定心神守得住,才真能有心得呀!
社会中制造各样人形颠倒,各个人物的权威就是名。名是一种偶像。把它看破,一文钱也不值了。
社会待人分两等:一等冷,一等热。冷到极处,像水一般,可不能加了。被水的人虽难过,还能勉强忍得。热到极处,“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的热”——这是社会上的常态——可就断难忍住了,还不若一刀杀断的刑罚好受。名的实效是一把红烙铁!——大家认清楚者。
也有好名而无害的人。陶潜好名心重达于极点,却也有超于无数人的成就:因为他求没有名的名,不求生前的名。
必不得已而好名,还是求身后之名。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出将入相”的戏台不过在心上过来过去,毕竟还是“功名从此负心初”,一生做人的清客。清客是一方面“便辟、善柔、便佞”,无所不至;一方又露出傲骨嶙嶙的像道来。这样热衷还不到家,竟有李商隐一流人,老实着说,“君王不得为天子,只为当年赋洛神”。充满这句的意思,直是吴起的杀妻主义了。
名士是文人的别号,我们现在可以说名士是文人的第一位。做名士的不可不发挥肉欲,肉欲里的第一条是男女。所以要做名士的人第一步是想象出一个对手的美人,好来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初是造想象的美人,后来更进一属,性格(Sex)顿变,居然在文字上给自己抹脂抹粉起来,俨然是一位美人了。美人是文人的第二位。然而宋玉、潘岳一流的人毕竟太少,左思、罗隐一流人占大多数,用上吃奶的力气弄脂粉,毕竟不像,其结果字里行间不见美人,但见“龙阳才子”的气象。龙阳是文人的第三位。合起名士、美人、龙阳三件事务来,就成了文人的三位一体。这不是我好骂人,请看古今的文人以妓女自况的有多少,现在更有几位三四等的文人,居然以像姑比喻自己的身世。文人的成就真算圆满了,所恨者“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幸”该说“不幸”,“辱”该说“荣”。
念上几部诗文集就要这样,自己做几回更是服毒。或者二十岁以下的人不曾受毒气,“救救孩子”!
“哀生民之多艰”的文学家——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
(二)
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因为乃祖乃宗做过许多代的八股和策论,后代有遗传性的关系,实在难得领略有内涵滋味的文。做点浮飘飘的、油汪汪的文章,大家大叫以为文豪;做点可以留个印象在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的文章,就要被骂为“不通”、“脑昏”、“头脑不清楚”、“可怜”了!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果然我今天在上海一家报的什么“泼克”上,看见骂他的新教训,说“他头脑不清楚,可怜”!
我对于这“头脑不清楚”一句话有个很好的比喻。譬如一位俄国的文学家,相貌很怪的,思想很不正常的,说话很奇的,旅行到世界最多妓女的意大利一个城里,被一个妓女看到了,他的话又被这妓女听了。这妓女很以为怪,连着说,“头脑不清楚,可怜”!这现象是当然。人和人的心境不同,断不能都相了解。
我平素常想,若是有人骂我,必须回答时,最要紧的是要把骂我的话看清楚了,懂透彻了,然后就他的本源之地驳去。若是丢开本题,专弄几句不相干的话回敬,既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更糟蹋了自己的纸墨。像这位署名“记者”的新教训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若是把他原来的两次骂人画,一次骂废汉字的是狗心,一次骂某君崇拜外国偶像,而且“轻佻”、“狂妄”等等,和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一号)、唐俟先生批评他的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二号),再加上他这一段新教训,就真好看了,只可惜我们《新潮》没有这些闲钱。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碰了一鼻灰;唐俟先生对他那画里说的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不以为然,他就说“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可怜)。他这心理原好分析,一则是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二则是——或者——维持他们贵“泼克”骂人的专利;三则是不肯服气(就是他们贵报所说的“怙恶”)。但是负气还有什么效果呢?他既然没有什么道理说,我现在当然也没有什么道理驳——况且我是局外人。
然而我觉得唐、鲁两位先生也不免多事。上海的一般自以为的文艺家、美术家、评剧家——一般的“洋场少年”——生就一副滑头面孔,挟着一副鸽子英文,买到几本炭铅画帖,运用几部肉麻的骈文诗词,去赚不够用的钱,还不清的嫖账;又是一天吃到晚,神经细胞都起变态,好比背上驮着很长的一个石碑,喘气不得,还有什么工夫去“思想”,去“进步”,去作正义的讽刺?老实说,上海一块地的空气真是该经洪水的了。有见解的人自然要造几个独木舟——越多越好——若是大家终不觉得,必欲翻车而后快,也只好由他。人各有所好,画春宫的以为春宫是美术;打脸谱的以为脸谱是美术,由他以为美术去就是了。觉悟后再说,那时说了才有益(上个星期他这“泼克”上还印着一个什么娘的“玉照”)。
有位好事的医生,看到有那种症候的人,就要注射六零六。偏有一般有那种症候的人不以为苦,觉得一旦而成疮,“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位医生的好事,直不啻剥夺了他的人权,削去了他的自由。那一般的什么家抱着他那样的画儿文儿,未尝不以为“艳如桃花,美如乳酪”,早经登峰造极了,还有什么叫做进步。所以“这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是多事。
这位所谓美术家又谈什么偶像。泛说起来,任凭天地间什么事务,都像偶像,没有古今,也没有中外。某甲破坏了一种偶像,而他自己所树立的、用来破坏某种偶像的,过了些年,又成偶像。无论何人,都不能自以为他自己所据的永远不会成偶像。反过来说,天地间的进化,全靠新偶像代替旧偶像,决不是唯一真理代替偶像,因为唯一真理不是人——或者当说现在的人——所能晓得的。觉得别人的是偶像,所以要去破坏,觉得自己的或者也不免是偶像,所以一旦发明了一个更新的——就是较好的——便可把旧有的弃掉,不必牢牢守着。若是说,某某道理于人生有害,使人类不能进化,就是偶像,就当破坏,然而别人也不妨说人生进化都像偶像。甚而至于摆脱世界上一切拘束——一切偶像——去求真生、永生,而真生、永生更是两个大偶像。基督教劝人不要拜偶像,而尼采说,基督教就是偶像。尼采是位极端破坏偶像家,而尼采式的超人也不免是一种偶像。中国的老子极端破坏偶像,而他的“绝学无忧”还不免是偶像。做人到了出世,发议论到了阮籍的“大人先生”,任凭翻上十万八千筋斗,终打不出“世界大偶像”的范围。
但是,虽然古今中外都不免像偶像,然而我们在一堆分不清楚的偶像和非偶像中,也有法子选择。这法子就是认明白时代的关系。但凡适于当时的、对于当时最多数的人类有平等的利益的,都认以为非偶像,反是,都认以为偶像。
若是,问为什么要顾“人类”和“利益”呢?难道“人类”、“利益”不也是偶像吗?我却无从回答,只好说我的直觉这样,并且我觉得别人的直觉也是这样。一人乐不如大家乐,死了不如活着。既然认清时代了,我们应当晓得我们不是三皇五帝时候的人,又不是一百零一世纪时候的人。
由前一说,我们不必保护三皇五帝时代的“非偶像”,由后一说,我们也不必相信自己的道理到了一百零一世纪还不成偶像。这只有比较的差别,人世上没有绝对的道理、“天经地义”。孔丘当年把神的知识转成历史的知识,我们若是和孔丘同时,定要崇拜他,上他个偶像破坏家的高号;但是到现在,孔丘又是偶像了。孔丘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尼采说:“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或者是过几世纪,尼采这话又成偶像,也未可知。果真成偶像,成得很快,尼采死而有灵,必是不怒而喜。孔丘若有“在天之灵”,看见现在许多人说他是偶像,也必然不怒而喜。这样,才见人的人性。而人类的进化,全仗这偶像的新陈代谢。五通神到了现在是偶像,若倒退上五千年,便是当然,不可说是偶像。Apollo(阿波罗)诚然也是个偶像。但是从这偶像生出希腊人自由尚美的精神,到了现在,这精神在人世上还正发扬。我们就不妨用这偶像打破专门制造生殖器崇拜的五通。更清楚着说,我们拿人道的偶像,打礼教的偶像,是应该的。
但是这位用崇拜外国偶像一句打人的美术家,却是很好的一位偶像保护家。他用外国偶像四字把别人破坏中国旧偶像的事件扫过,便成就了他的保护中国旧偶像——如汉字、旧文艺等等的作用。中国人最会把舶来的事务想出个新用法。偶像一个名词到中国,就成了保护偶像的器具!
(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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