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四家诗与汉代诗经学

作者:王章 来源:原创

诗经学·四家诗与汉代诗经学

秦代焚书,厉禁《诗》、《书》,汉初始废挟书之律,六经得以传承继绝。其中《诗经》一书,因是歌词,除去一部分《颂》诗以外,绝大部分的诗章都是押韵的,朗朗上口,易背易记,所以保存最为完整,“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汉书·艺文志》)。

西汉初,《诗经》已列为学官,设置博士,教授弟子。当时立于学官的只有属于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属于古文学派的,则“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至东汉终立博士,列于官学。两汉诗经学始终贯串着今、古文学派及四家《诗》的斗争,直到东汉末年郑玄兼通今古,为《毛诗》作笺,今古文之争才告一段落,而其影响却一直波及近代。实际上,四家《诗》的传承异同及其纷争,便构成两汉诗经学的发展。

今文齐、鲁、韩三家《诗》的起始与传承,俱见于《汉书·儒林传》。申公名申培,“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文帝时为博士,“始为《诗传》,号《鲁诗》”(《汉书·楚元王传》)。武帝时入见,为太中大夫,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辕固为齐人,“以治 《诗》,孝景时为博士”,所传为《齐诗》,“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韩婴为燕人,传《韩诗》,“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关于古文经《毛诗》的传授,《汉书·儒林传》仅言:“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不言其名。郑玄《诗谱序》称“大毛公、小毛公”,也不言名字。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毛诗》源流,为“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则又记载了三国时吴人徐整的另一说法:“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四家《诗》在两汉的传承脉络大致载于《汉书》与《后汉书》的《儒林传》,其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归纳概括了两汉时四家《诗》的传承情况,较为简明,可以参看:

两汉经说最重师法、家法,四家《诗》各有其政治文化背景,也都标榜为儒家嫡传。其后《毛诗》独兴,文献记载其传承较详,而三家《诗》失载,似乎唯《毛诗》为儒家正宗。但是,四家《诗》归根结蒂都是传授《诗经》,自当同出一源;又因汉代今文三家盛行,古文《毛诗》后出,所以史籍也有表明三家源自子夏、荀子的零星记载及旁证。因而整理研究四家溯源也成为汉代诗经学的课题,更成为清代诗经学的一大专题。

四家《诗》的区别,既是传承上的,也是文字、文本、训释上的。一般来说,《毛诗》文字多用古体;三家《诗》多用本字,而《毛诗》多用假借字。但在文字、文本上四家《诗》的差异不大,主要还是在训释上有所不同。例如《邶风·北门》:“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毛传》: “敦,厚。遗,加也。” 《郑笺》:“敦,犹投掷也。”而《经典释文》引《韩诗》说:“敦,迫也。”是训解不同。清代陈乔枞说,《后汉书·韦彪传》“以礼敦劝”,李贤注:“敦,犹逼也。”胡承珙《毛诗后笺》说,敦与督一声之转,“敦”是“督”的假借字,《广雅》:“督,促也。”今仍有双音节词“督促”、“敦促”。类似的例子所在多有,说明三家《诗》与《毛诗》的说解虽然不同,但正可以互相印证、互为补充。

除了文字训释以外,对诗篇大意的训解,四家《诗》也有所不同。如《周南·关雎》,是《诗经》的首篇。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无疑是一首爱情诗,而汉代人则认为是一首政治诗。但同认为是政治诗,三家《诗》和 《毛诗》的解释也有很大区别。三家《诗》认为《关雎》是讽刺周康王贪恋女色、不肯早起视朝的“刺诗”,《毛诗》却认为《关雎》是歌颂后妃不妒嫉,“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的“美诗”。又如《小雅》的首篇《鹿鸣》,《毛诗》认为是天子用以燕群臣嘉宾的“美诗”,而《鲁诗》却认为是 “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的 “刺诗”。另外,四家《诗》均有“四始”的提法,而其说解也各有不同。《毛诗序》在叙述了《风》、《雅》、《颂》的含义以后,接着就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孔颖达《正义》说“四始”就是指《风》、《小雅》、《大雅》和《颂》,“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 ‘四始’ 也。诗之至者,诗理至极尽于此也”。认为 《风》、二《雅》和《颂》就是至高至极的诗之“四始”。《鲁诗》对于“四始”的说解,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 《大雅》始,《清庙》为《颂》始。”《韩诗》的说法,据清代魏源《诗古微》考证,是以 《周南》十一篇为国风之始,《小雅·鹿鸣》以下的十六篇、《大雅·文王》以下的十四篇为二《雅》之正始,《周颂》中以周公述文武之道的诸篇为《颂》之始。《齐诗》的说法采自纬书,用阴阳五行之说,如“《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 《嘉鱼》在巳,火始也; 《鸿雁》在申,金始也”等等,更涉诡诞无稽之谈了。

汉代的经说能否立于学官,关系到功名利禄。凡为经学者,一经朝廷承认,都能受爵禄而得其利,所以当时的今古文学派之争十分激烈,古文经学派的《毛诗》长期受到今文三家的排斥。其实汉代经学无论今古,其思想脉络都有相同之处,即都从政教角度说《诗》,颇多穿凿附会。不过今文经学务事繁琐,臃肿庞杂,附会史事,兼采谶纬,故《汉书》评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林传赞》)“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 (《艺文志》)三家《诗》虽也谈“美”“刺”,却不如《毛诗》那样有严格的系统。而古文经学的《毛诗》,相对来说比较平和、质实,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入手,训释简明扼要,易于传习;它自命为子夏所传的儒学正宗,在全书前有“大序”,各篇前有“小序”,并严格按照“风雅正变”的原则将诗篇划分“美”“刺”,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严密整齐,井然有序; 它还“独标兴体”,标明“兴”义一百十六处,发挥譬喻,来表现其政治、伦理观念,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能够更好地为封建伦理纲常服务。再加上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专为《毛诗》作笺注,称《毛诗传笺》,简称《郑笺》,使得《毛诗》最终压倒了三家《诗》。

西汉时盛行的是三家《诗》,《毛诗》只能私相传授。到东汉时,情形已有改变,著名经师如卫宏、贾逵、郑兴郑众父子、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其中尤以郑玄影响最巨。

郑玄(127—200),字康成,曾受业马融门下,深得其道。44岁时遭党锢之祸,遂闭门不出,遍注群经。他为《毛诗》所作的训释称为“笺”,意为“表也、识也”(晋代吕忱《字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 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郑玄《六艺论》)。说明他虽宗从《毛诗》却不墨守《毛诗》,《毛诗》有不足之处,便兼采三家之长,破除了门户之见,成为融会今古的大师;又因他遍注群经,便能以彼证此,博极淹通,从而使《毛诗》更加完善。《郑笺》做到了以下几点:

(1)确立了经书训诂的原则,并将其运用于《毛诗》。郑玄在注释中多次运用丰富的训诂术语,如说“某,某也”时,是直释其义;说“某犹某也”是义隔而通;说“某读为某”、“某读曰某”时,是用本字注假借字;说“某读若某”是注明字音等等。这些训诂术语和原则,经郑玄确定后,一直沿用了两千年,在经学史上和《诗经》研究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熟悉这些训诂术语和原则就无法掌握汉代以来的《诗经》研究。

(2) 补充和完善《毛传》。如 《鄘风·载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毛传》仅解释了后一句:“不能旋反我思也。”《郑笺》则补充解释了前面一句:“既,尽。嘉,善也。言许人尽不善我归唁兄。”连起来就使人了解这两句意思是说,即使许国人全都不以我(许穆夫人)归国吊唁兄长的行动为善,也不能改变我的想法。

(3)表明其意。《毛传》有时过于简单或不够明确,《郑笺》就进一步加以说明。如 《小雅·何人斯》: “彼何人斯? 胡逝我陈?”《毛传》释 “陈”为“堂涂也”。《郑笺》进一步确定说,这里的“陈”是“公馆之堂涂也”。

(4)下以己意。如《鄘风·相鼠》:“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毛传》:“止,所止息也。”《郑笺》则说:“止,容止。”与《毛传》不同。按《韩诗》解为“止,节也,无礼节也”,与《郑笺》相合。故后世很多人都指出,郑玄的“下以己意”是采用了三家《诗》的见解。

(5)旁通他经。如释《小雅》中的《笙诗》时,皆引《周礼》文,云此数篇“《乡饮酒》、《燕礼》用焉”;释《周颂·噫嘻》“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时,亦引《周礼·地官·遂人》文,以说明周代的井田制来帮助对《诗》意的理解。

郑玄还作 《诗谱》,按照美刺正变之说,排列《诗经》各篇谱系世次,使《毛诗》经说更加系统化和有组织。由于他的淹博兼通,真正做到了“博通宏大,无所不包”,奠定了汉代诗经学研究的基础。从郑玄以后一直到清代,尽管《诗经》研究中出现了宋学否定汉学,清代朴学又转而否定宋学的激烈论争,研究者们实际上还是不能超出经学的范畴。

《郑笺》一出,《毛诗》大行,三家《诗》逐渐亡佚。《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迟至北宋也已亡佚,今天只有《韩诗外传》存世。后人从事三家遗说的辑考的,有宋代王应麟《诗考》,清代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丁晏《诗考补注补遗》、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等。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集诸家之大成,引证丰富,并参以毛、郑之说,是研考三家《诗》说的最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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