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科技文化·杰出的科技人物

巴蜀文化·科技文化·杰出的科技人物

(1) 我国最早的历算学家落下闳

西汉时期，我国民间有一位杰出的历算学家，他就是落下闳

落下闳，字长公，西汉巴蜀阆中人(今阆中县)。他从小就喜欢观察天象，爱好天文，加上他虚心求教，刻苦钻研，因而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早期杰出的一位民间历算学家。他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历算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国古代历法的种类很多，仅《汉书》就记载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六种。这些历法都是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历法，由于各家所取的历元不同，就形成了四季混乱，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困难，人民群众早就盼望对历法实行改革。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颛顼历，基本上结束了战国以来历法混乱的局面。但颛顼历经过一百一十多年的使用后，累积误差越来越大，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的严重情况。改革历法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汉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派司马迁出使“西南夷”，他从巴蜀回到长安第二年(前110)，向汉武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并推荐落下闳参与建造新历法。朝廷召其进京，负责新历《太初历》的运算工作。落下闳在制定太初历时，本着“历之本性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认识，亲自制造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精密的观测仪器，这就是中外闻名的落下闳浑仪。他通过浑仪进行具体观测的实践，为中国古代长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宇庙观——“浑天说”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通过长期的观察、实测积累工作后，落下闳将一日分作81份计算。 认为一月的时间为天，即29.53086日，一年时间为天，即365.250162日。以1539年为一统，共562120日，4617年为一元。在135个朔望月中，有23个日食周期。该历法首次采用连分数推算历法，所求近似值极确。连分数的理论，在西欧直到1579年才由朋柏里提出来，我国落下闳对这一原理的提出与运用，较之西欧早一千六百多年。《太初历》包括一统母、二纪母、三五步、四统术、五纪术、六岁术、七世经等内容，成为我国历法史上第一部较系统，成体系的历法。汉武帝为了表彰落下闳的功绩，特授以侍中之职，但落下闳视“富贵如浮云”，拜辞回家，继续总结研究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天文科学。

(2) 蜀相诸葛亮与木牛流马和十发连驽

诸葛亮，字孔明(181——234)，琅琊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人。公元214年随刘备入蜀，至公元234年病故，在蜀中秉政二十年，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做出了重大成就。他有不少重大的创造和革新，其中如运军粮的“木牛流马”和威力很大的“十发连驽”就是中外公认的、世界最早的杰出科技成就。

公元231年，诸葛亮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制造了“木牛、流马”。木牛、流马，实际上就是一种独轮小车。诸葛亮根据“巴蜀道阻”的特点，为了“便于登陟”，对巴蜀原有独轮小车“鹿车”作了一番改进，使之在狭窄的蜀道上运转自如。使用这种独轮小车轻便灵活，爬坡前可加人力引，停休时后足可屯。又省去了铡草喂牲口之事，确是不吃草的牛、能转动的马。这种木制独轮小车具有牛马的功能，因而得名“木牛流马”。据传，现在四川昭化的白马山和陕西勉县的黄沙镇，就是当年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地方之一。“木牛流马”是诸葛亮在总结劳动人民成果的基础上，改造创新而成，在当时是世界上一项全新发明，它比欧洲早十个世纪。

驽，是用机栝发箭的弓。这种兵器在战国就开始出现。到了汉代，这种远程兵器用途很广，在铜兵器中占有重要地位。诸葛亮总结前人的经验进行了重大革新，创造了威力强大，“十矢俱发”的连驽，又名“元戎”。它比前人制造的驽在结构和性能上都有重大的革新，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兵器。1964年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太平公社出土了十发驽机栝的实物，名蜀汉铜驽机。这个制作精良的机械发射器，由机盘、钩栝、扳机(缺)和栓塞几个部件组成。这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杰出发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惊人的创造。

(3) 雷威与“雷公琴”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上唐太宗及唐玄宗的重视，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舞蹈家。与此相适应的乐器工艺，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其中尤以琴的发展更为突出。它不仅是我国国乐的“骄子”，而且琴、书、剑还是古代文人的随身“至宝”。唐代琴的制作十分精美，其中又以雷、张二家为最好。所谓“雷”、“张”二家，就是指蜀中成都的雷霄、雷威、雷文、雷迅、雷钰和江南吴地的张越两家，而在这两家当中又以雷家的琴声誉最高，雷氏一门又推雷威的琴为首。

唐代西蜀成都雷氏，以制琴为世业，在开元至开成(714—836)年间，一百多年中都保持着最高的声誉，几乎被众口一词赞为雷氏琴，“其业精妙，天下鲜俪”。现代专家杨荫浏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称：“关于古琴的制造，在唐代有极大的改进，尤其是蜀人雷氏的琴，直到现在，仍被演奏家们视为杰出的好乐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代雷琴“九霄环佩”，一直被中外人士欣赏赞美。

雷琴的主要特点，在于“妙”和“精”。其妙在音色柔美动听，音质清越幽雅，音量浑厚而有余韵。《陈氏乐书·琴制论》说：“清雅而沈细。”《墨庄漫录》称：“弹之清越，声压数琴。”《六一诗话》说：“余家蓄旧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公所，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声清越如击金石……真余家之宝玩也。”雷琴精在工艺超群，制作细致，造型美观。雷氏制琴的工艺是：第一精于选材，第二精于制作，第三严于审检。正因为如此，雷琴才能够音妙绝伦，名震天下，获得空前的声誉。

雷琴除现存故宫的“九霄环佩”外，还有雷威的“松雪”、“响泉”、“春雷”、“忘味”、“百纳”等诸名琴，被当时人视为南北名琴的绝品，最为爱重，尊称“雷公琴”。宋代人李百声从渑池温氏处得到“忘味”一琴，竟“喜而不寐”，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此琴名为“忘味”，是因有人在琴上题诗说：“峄阳孙枝，匠成雅品，一听秋堂，三月忘味。”言其琴好，品为当代第一流。另外，雷迅制的“玉涧鸣泉”和雷氏中其他人制的“秋溏”、“寒云”等琴，也都是有名的绝品。

雷威及雷霄、雷迅、雷文、雷钰等人是唐代制琴的巨匠，他们的一双手，是劳动的手，创造的手，智慧的手，他们把我国古代制琴工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巧夺天工的技术水平，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才能。

(4) 妇产科专家昝殷

昝殷，蜀人，是唐代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昝殷一生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他撰写的《经效产宝》《食医心鉴》《异养方》三部医学著作上。很可惜，《食医心鉴》和《异养方》早已散佚，只有《经效产宝》流传到今天。

《经效产宝》，大约成书于公元853至858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据记载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剑南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家中妇女多患难产，并有妇女因此丧命。白敏中十分着急，派人到处寻找妇产科名医。当时有人向白敏中推荐了昝殷，白敏中亲自接待了他，并当面询问治疗妇产科急难病症的良策，昝殷一一剖析决断，对答如流，令人信服。特别是一经昝殷亲自临床治疗，白敏中家中难产的病妇即转危为安，使白敏中对其治疗妇女难产的医学技艺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建议并积极支持昝殷将这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整理，写成专书，向社会推广。经过昝殷的艰苦劳动，大约在公元853至858年间完成了这部书稿，送请白敏中审阅。白敏中看完后，认为此书很有水平，“重其简要，命曰产宝。”《产宝》刊印成书，向社会广泛传播后，由于在临床中“医效神验”，被人们颂称为《经效产宝》。从此，《经效产宝》就代替了《产宝》原来的正式命名。

《经效产宝》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体例和孙思邈《千金方》大约相似。内容分四十一门，计二百七十六方。上卷和中卷是关于妊娠和生产的问题，下卷是专论产后疾病。《经效产宝》篇幅虽然不多，但它论述的都是有关产科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它所载的处方，大多可用于临床，其中还有不少是目前中医所常用的。因此，它不仅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还有较高的现实意义。

五代周序称：“昝殷产宝，深入医门，”百姓妊娠之家视为“家内明师”，“常恨不家藏一本。”(《医籍考》)

清代张金城称：其书与北宋本《千金方》、元大德本《千金翼方》“并可宝贵”。(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

现代学者李焘在《中国妇产科史大纲》总结说：“中国医学家对于妇产科贡献最大者有扁鹊、张机、巢元方、孙思邈、昝殷……等”。并指出：“九世纪昝殷著《经效产宝》，是为现存的第一部产科专书。”还强调象《经效产宝》等一类的中国古代的妇产科学，“主要是建筑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其中药物治疗，尤为突出，如当归、川芎、益母草、红花、香附子等，对中华民族保健上有极大贡献。”

《经效产宝》自问世后，不但为历代名家著书立说时广泛征引采用，更加以多种刊本广泛流传社会。而且很快就传到了日本，同我国医学名著《千金方》《千金翼方》一样受到日本人民的珍重。《经效产宝》在日本有仿北宋刻本非常风行。这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历史见证。

(5)陈希亮与“汴水飞桥”

“飞桥”，既无桥礅，又无桥柱，桥梁呈拱形直接横跨江河两岸，远远望去，美如天空的彩虹，所以俗称为“虹桥”。这种结构新颖，造型别致而质地轻巧的木桥的出现，谱下了我国桥梁建筑工程的新篇，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

有关中国古代“飞桥”的事迹，最先载于东晋的《秦州记》。该书讲：“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作者注：约公元411年)，乞佛于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成。”以后，宋代的《渑水燕谈录》也有记载：“青州城四面背山，中贯洋水，限为两城。先时跨水置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作者注：1032——1033年)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巧思，垒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不坏。”很可惜这两座“飞桥”没有留下图籍和更多的资料，以备考察研究。后来，陈希亮集中了前人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建造了著名的“汴水飞桥”，奏报宋王朝批准向全国推广，才使这一不朽的创造放出了灿烂的光彩。

陈希亮(1001—1064)，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青神县)人。他从小好学，为了坚持学习，曾坚决拒绝其兄叫他放债经商的安排，找来借债人当面烧毁了债券，然后出门去投师学习。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此后曾担任北宋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多种官职。据《宋史·陈希亮传》记载：“希亮知宿州，州跨汴为桥，水与桥争常坏舟。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诏赐缣以褒之，乃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这段记载说明，陈希亮当时创建飞桥不仅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由于利兴患除，水陆交通畅达，为国济民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这一创举曾轰动一时，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进而使虹桥的修建推广到山西、河南、安徽诸省。陈希亮造“汴水飞桥”吸取了前人造飞桥(如青州飞桥)的先进经验，但他又根据宿州汴水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了大胆的创造。因此，陈希亮架的“汴水飞桥”，无论在设计、施工、造型、实用等方面都是空前的第一流的水平，至今令人赞叹不绝。

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景物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当时首都汴京城外的一座桥头。画上集中突出地描绘了横跨汴水，美如彩虹的汴梁虹桥，这就是陈希亮当年所架设的“汴水飞桥”。清明上河图以忠实的笔法，画出了这座桥的全貌。《中国古代桥梁》一书指出：象这种桥梁“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同时，现代桥梁学者根据桥形观察、此桥虽外形是拱形，而结构的组合，仍是以梁交叠而成。因而命其名为“叠梁拱”桥。并认为，“叠梁拱的创造是我国木构桥的最高点”。在距今九百多年前，陈希亮为我国桥梁建筑科学创造了空前的奇迹。

(6) 黄裳和古老的星图“天文图”

在江苏省苏州市的文庙里，保存有两幅极为珍贵的石刻。它就是宋代绘制的“天文图”和“地理图”。这幅“天文图”是世界学者一致公认的世界现存的最古的星图。这幅“地理图”是至今还保存着的我国古地图中最古老的三幅地图之一。这两幅图的绘制者便是四川学者黄裳。

黄裳(1146—1194)，字文叔，号兼山，南宋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

黄裳自幼聪明好学，对于天文、地理、制图都很精通。在他任嘉王府翊善时，为了帮助嘉王学习，于绍熙元年(1190)绘制了《天文图》《地理图》等八幅图。《天文图》绘制的是北宋第四次观测恒星的结果(北宋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工作)。大约在1247年，由王致远经手，将《天文图》摹刻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这便是闻名世界的石刻《天文图》。《天文图》的面积为8×2.5尺，图分为两部分，上半部绘制星图，下半部是说明文字。星图上共刻有1430颗星。全图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度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图下附说明文字四十一行，每行各刻五十一字，对宋代天文知识，作了简单介绍。

黄裳《天文图》是我国宋代天文学发达的一个标志，它受到当今世界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并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天文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的平面星图以苏州石刻《天文图》为最有名。并认为该图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天文学的一种最简明(也最可靠)的注释。同时，李约瑟在广泛研究了世界各地绘制天图的情况之后，综合其他许多科学家的意见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因此，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文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

《地理图》是黄裳的又一杰作。它同《华夷图》《禹迹图》一道，是至今还保存着的我国古地图中最古老的三幅地图。这三幅地图都是宋代石刻保留下来的。

黄裳绘制的《地理图》较《华夷图》和《禹迹图》在时间上略晚。图上山脉呈层峦叠嶂之形，具有立体感，地名用阳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整个画面，具有图画特色。黄裳《地理图》不失为宋代一幅较好的地图，和《天文图》一样，成为中外学者极为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

(7) 秦九韶和《数书九章》

宋元时期我国的各门科学技术中，数学发展尤为突出。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产生了宋元四大数学家，其中首推南宋的秦九韶。

秦九韶(1202 —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县)人。他的父亲秦季槱，曾任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秦九韶早年随父从官，因得读国家馆藏书籍。他还向隐士学习数学。史称秦九韶“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及营造等事，无不精究”。(《畴人传》)大约在淳祐四年至七年(1244—1247)他辞官在家的三年中，秦九韶把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所得加以编辑、删改，最后写成了闻名中外的数学巨著《数书九章》(又名《数学九章》)。全书共十八卷，分为大衍、天时、田域、测望、赋役、钱谷、营建、军旅、市易等九大类，每类用九个例题来阐明各种算法。书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大衍求一术”(一次联立同余式解法)和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是对《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题和中国古代历法推算上的“上元积年”的总结和发展。“大衍同一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杰出成就，在西方，直到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初，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般的一次同余组求解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他们得到了与秦九韶相同的结果。但这已是五百年以后的事了。秦九韶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是对北宋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的发展，这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大重要成就，这是秦九韶的又一杰出贡献。在西方，直到1819年，才由英国数学家霍纳提出了类似的方法，但比秦九韶晚了五百多年。毫无疑问，《数书九章》是我国中世纪数学成就的高峰。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宋代是伟大的代数学家的时代，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宋代出现了中国各朝代中最伟大的数学家，特别是秦九韶、李冶和杨辉。”秦九韶的数学成就，为我们祖国的科学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3.文化名人和佳作

(1) 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

汉赋为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武帝时代是汉辞赋最兴盛的时代，而司马相如是这时期最大的代表作家。“武帝时代，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的辞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以赀为郎，入朝为武骑常侍，不久以患病为借口辞官，游于梁国，著《子虚赋》《美人赋》等。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故乡成都。这时，他家境转贫，无业，投靠临邛县令王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前后，与卓文君成婚同返成都。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前后，在临邛开酒舍，以卖酒为生，接着从文君之父卓王孙处分得僮百人、钱百万，返成都买田宅。建元四年作《天子游猎赋》。次年(前136)入京为郎。从此相如在汉宫庭任官，并深得武帝信任。

文学史家一般根据《文选》将《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赋》《上林赋》两篇。《子虚》《上林》是司马相如赋的代表作品。赋中假设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的互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这样，作品就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内容丰富，文辞华丽，是汉代散体大赋的杰作。

《子虚》《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们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相如赋虚构人物，相互辩论，以阐明观点，以后发展为汉赋的特征之一。所谓“设辞托讽，恢廓声势，则赋也”。《子虚》《上林》也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

司马相如还著有《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骚体作品。

司马相如还是一个有成就的散文家，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和《封禅文》等篇。这些散文说理雄辩，把散文赋体化了，对后代论说性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

(2)博物洽闻的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扬雄(前53—公元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汉书》的作者班固说过，自孔子之后到西汉末年，在众多的文人学士之中，“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者，不过六人，而扬雄就是其中之一。

扬雄年轻时极好司马相如的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后有人称颂雄文似司马相如，被汉成帝召入宫庭，先后任侍诏、黄门侍郎。入朝前，著有《蜀都赋》《逐贫赋》《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等。入朝后，他侍从成帝祭祀游猎，作了著名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河东赋》“四赋”，虽明显有模拟、因袭屈原、相如的痕迹，但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能在内容上出新，更以深透的思索见长。扬、马(司马相如)并称，说明了扬雄在辞赋发展中的地位。

扬雄写赋，意在规劝。但以赋讽谏皇帝，效果等于零。扬雄看清了现实后，不再写赋。他说：辞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于是转攻哲学，潜心著述，草创《太玄》。《太玄》长五千言，是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著作，模仿《周易》，多用古文奇字，隐晦艰深。扬雄对诸子百家的学说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模仿《论语》，写成《法言》。《法言》语言浅近，流传很广。

除了上述辞赋、哲学著作，扬雄还著有天文学著作《难盖天八事》以及文字学著作《训纂》、语言学著作《方言》和历史学著作《蜀王本纪》。

(3) 陈寿与《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少时受学于史学家谯周，钻研《尚书》及《春秋》三传，学习《史记》和《汉书》。蜀汉政权时，累官至散骑黄门侍郎。入晋以后，司空张华爱其才，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后为杜预所荐，授治书侍御史。

陈寿在蜀汉尚未亡国之前就已注意蜀事，西晋武帝灭吴后，他便利用魏、吴二国原有的史料修国史，并参考各种私人著述，撰成魏、吴、蜀三书，共六十五篇，合称《三国志》，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同时，又以曹魏为正统，故“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为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陈寿的《三国志》虽非完稿，但受到当时人的好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正在写《魏书》，见到《三国志》，自愧不如，遂毁己书而罢。陈寿死后，《三国志》被官方采纳。后世遂将《三国志》列为正史。

此外，陈寿还编有《蜀相诸葛亮集》，撰有《古国志》五十篇，《益部耆旧传》十篇，其书已亡佚。

(4) 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约291—361)，西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人，字道将。自后汉迄晋，世代为官。少时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曾任成汉李势的散骑常侍，掌著作，撰有《汉之书》十卷，其书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记成汉李氏兴亡。此书已佚。在任成汉史官时，获读宫中典籍。撰《梁益二州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成汉，以常璩为参军，随行至建康。大约在永和四年至十年之间，常璩又撰成《华阳国志》一书，为我国地方史志的编纂，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的地理志，涉及疆域，北起陕甘南部，南到滇南和滇西南边境，西起今川西地区，东到长江三峡。五至九卷，分别记载公孙述和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治下的梁州之域的历史，类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分别记载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类似列传。常璩将历史、地理、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编纂地方史志的新体例。此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富饶，提供了有关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地理、民族、人物等方面的众多珍贵史料，倍受历代史家重视，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史志著作和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5) 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

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仍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自幼具有豪侠浪漫的性格。少年时代曾闭门读书，遍览经史百家，树立了远大的政治报负。二十四岁举进士，上书论政，得到武后的重视，任为麟台正字，再迁为右拾遗。他一方面支持武后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武后的不合理弊政也屡次提出尖锐的指责。他曾在二十六岁，三十六岁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军事问题提出过一些有远见的建议。后一次出塞，因为和主将武攸宜意见不合，遭到排斥打击。三十八岁后辞职还乡。后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加以迫害，冤死狱中。

陈子昂在著名的《脩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并且打着复古的旗帜，批判齐梁绮靡的唯美文风，主张恢复汉魏雄健沉郁的风骨。在唐诗发展史上，《脩竹篇序》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象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故《新唐书》卷一百零七《陈子昂传》说：“唐兴，文章承徐、瘐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陈子昂在其诗歌创作中，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为《感遇诗》三十八首、《蓟丘览古》七首和《登幽州台歌》。《登幽州台歌》最为著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总之，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诗圣杜甫称赞他：“有人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

(6)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诗中，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李白(701—762)，字太白。五岁时随父入蜀，居于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县境)县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二十岁以后，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诸名山，游三峡、过白帝城，饱览四川锦绣壮美的山河，从而开阔了胸襟，形成了自然豪放的诗歌风格。李白二十五岁“辞亲远游”，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他对四川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如《蜀道难》《峨眉山月歌》《登锦城散花楼》《上皇西巡南京歌》《朝发白帝城》等等，都是以四川为题材的名篇佳作。李白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反映现实生活，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风格，扩大了诗歌的境界，把唐诗推向新的高峰。一千多年以来，李白诗一直被人们所喜爱和推崇，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诗仙”。

(7)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与四川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肃宗乾元二年(759)，他从成州谷县(今甘肃省成县)流落到四川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边。此后又在四川各地流寓，代宗大历四年(769)离开四川。在四川整整生活了十年。杜甫客居四川的十年，正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文，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疾苦，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活动及社会经济状况，这些诗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杜甫在蜀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成熟时期，也是他创作大丰收的时期。其中在成都浣花草堂(今杜甫草堂)就写诗二百七十一首，占他一生诗作的百分之二十，在夔州写诗四百三十多首，占他诗作的百分之三十。正因为如此，杜甫在四川的十年生活与创作活动，便为后人所怀念。北宋时期，在浣花草堂故址修建了杜公祠，以后历代均有培修。至今，成都杜甫草堂仍是人们怀念杜甫之地。

(8) 前蜀词人韦庄

前后蜀时期，四川文学比较发达，最能代表当时文学成就的是词。当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四川成为五代词坛的代表区域，人称“蜀为词乡”，并形成了词发展史上有名的“花间派”。“花间派”由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花间集》共收十八家，除温庭筠、皇甫松与孙光宪外，其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花间词人里的韦庄，向来和温庭筠齐名，在前蜀词人中，最有成就。

韦庄(836—910)，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早年作长诗《秦妇吟》，人称“秦妇吟秀才”。韦庄后以才名入蜀，为王建所赏识，任掌书记。与温庭筠的词相比，韦词稍有内容，风格上也较温词清新明朗，而且韦庄词里还有部分直抒情怀的作品，可说是花间词里的别调。所以夏承焘先生认为：“就韦词的整个风格看，应该说他的创作最大特征，是把当时文人词带回到民间抒情的道路上来，又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韦庄词校注》)

在五代诗坛上，韦庄也颇有名气，他一生中，“凡著歌诗文章数十通”(《浣花集·序》)。到其弟为他编《浣花集》时，其诗尚存千余首，流传至今的还有三百余首，其中较著名的有《秦妇吟》《伤灼灼》和《悯耕者》等。

(9)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苏舜钦

北宋初年的文风，仍是唐末五代浮靡文风的继续，诗文大都形式华丽，内容空虚，其代表为西昆派。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不满意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高举唐代古文运动的大旗，从理论上和创作上向浮靡文风展开了进攻，掀起了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当时，四川一些文人也积极投身这一变革。苏舜钦就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初期的一位重要人物。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其祖父苏易简、父亲苏耆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苏舜钦在政治上，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革新运动，在文学界，他又是宋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开创者。在“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的时候，苏舜钦与穆修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浮靡文风。苏舜钦在诗文改革运动中，起了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他上承穆修，下启欧阳修之流。欧阳修对苏舜钦在诗文改革运动中的开拓之功，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子美为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世也。”(《居士集》卷四十)正因为如此，后人评说苏舜钦“为欧苏大家之前导”。

苏舜钦一生中，创作了大量散文，包括奏议、书启、记辩、墓志、祭文、行状等。现存苏文共七十余篇，其中不乏佳作。如《答韩持国书》《沧浪亭记》等。其散文说理性强，抒情真挚，叙事清晰，具有雄健朴素的风格。

在诗歌方面，苏舜钦的成就更加突出，他致力于诗歌创作，发扬了《诗经》《离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创作了思想内容积极、艺术上有创新的作品，流传至今。其诗，在思想内容上以关心政治和现实生活为特点，在艺术风格上，豪迈奔放，清新刚健，别具一格。其代表作有《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庆州败》《中秋松江新桥对月》等。

(10) “眉山三苏”——苏轼、苏洵、苏辙

在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中，四川文人出力最多者首推眉山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而苏氏父子中，尤以苏轼最为著名。苏轼是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他多才多艺，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诗、词、赋、文，还是在书法、绘画等文艺领域，都是独树一帜的开山宗师。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在《梅龙图书》中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足见苏轼是坚决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文风的。同时，苏轼充分肯定了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功绩，大力提倡古文。当苏轼步入文坛时，西昆体文风已日薄西山，而诗文革新运动所面临的主要对手是产生于其内部的“太学体”。所谓“太学体”，即以“怪诞诋讪为高”的文风。苏轼对太学体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认为这种文风会导致“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的可悲结果。(《谢欧阳内翰书》)因此，苏轼提出写文章要“正言之”，使“人人知之矣”(《答谢民师书》)。苏轼对北宋古文运动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都旗帜鲜明，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大量堪称典范的文章，使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至此确立了坚实的地位。

苏轼的论文触及面极广，其中尤以政治论文最为突出。他的写作目的都是希望有益于当时，如他考制科时，针对北宋王朝的腐朽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二十五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主张。他还有二十五篇《进论》，属于史论文章，其中《留侯论》《晁错论》等都能推陈出新，立论超卓，辨析毫芒。苏轼还写了一些书信、杂记、序跋、随笔、小赋等小品文。这些作品大多夹叙夹议，抒情描写错杂并用，艺术成就在政治论文之上。苏轼的《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都是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

苏轼在宋代诗坛上，也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苏轼一生，诗歌创作甚为丰富，至今尚存约二千七百余首，洋洋大观，素有“苏海”之称。苏诗继承并发展了唐诗的优良传统，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在风格上具有超迈豪纵，锐意创新的特点;同时，诗文运动的成果——诗歌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也在苏诗中得以充分发展。

苏诗题材极为广泛，几乎是无所不写。在“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和“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东坡先生墓志铭》)创作思想的指导下，苏轼写过一些反映民间疾苦、斥责官吏贪鄙、关心国家命运的作品。如《入峡》《馈岁》《吴中田妇叹》和《荔枝叹》等。但是，苏诗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江上看山》《游金山寺》《百步洪》《新城道中》《饮湖上初晴后雨》等，都是传世名篇。其许多诗句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等等，更成为千古绝唱。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专章评论苏诗，其中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对苏诗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概括。从11世纪后半期，苏轼主盟北宋诗坛，在他的率领下，终于形成了宋诗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唐诗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成就的是宋词。苏轼是宋代词人中最负盛名者。苏词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表现了四川词坛的雄厚实力，也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苏东坡在中国词文化发展史上，立一代宗风，成就巨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苏轼一生，博才多艺，词作仅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分，用力不多，然而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流传于今的词就有三百余首。正如宋人王灼所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而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

苏轼把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带入词创作中，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的宛约词风，创立了豪放飘逸的风格，成为词家豪放派的开创者，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最能体现苏词风格的代表作是《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两首千古名篇。《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足见其绝。

在书法领域，苏轼也自成一家，居于显著地位，被公认为北宋书家之首。

绘画方面，苏轼也享有盛名，爱画竹木怪石之类，深受时人喜爱。

他不仅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全面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在社会生活、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一位罕见的博闻多识的高手，如他长于水利(疏浚西湖的“苏堤”至今仍是苏杭名胜)、精于医道(有《苏(轼)沈(括)良方》传世)，还善于烹调(“东坡肉”、“东坡鱼”)，真是一位全才、奇才，值得四川人民骄傲。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古文方面具有相当成就。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著有《嘉祐集》。苏洵的散文，风格雄奇，擅长议论，《权书》《衡论》等篇，纵谈古今形势和治国用兵之道，大有战国纵横家的风度。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颖滨遗老。他一生著述丰富，有《栾城集》等著作。苏辙最擅长记叙文，他的《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都是传世名作。

三苏由于古文方面的成就，共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

(11) 元诗五大家之首虞集

在元代文坛上，以祖籍四川隆州(今仁寿)人虞集宏才博学，著述甚丰，诗文负盛名。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世称邵庵先生。为宋丞相虞允文之五世孙。大德初，入京为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学助教。英宗时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文宗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受命与中书平章赵世延等修《经世大典》，任总裁。虞集一生著作甚丰，“平生为文万一厘，藁存者十二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除编修《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外，另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源类稿》六卷等传世。

虞集为文最擅长典册之作。“一时大典咸出其手”。(《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随着他的官途显融，其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虞集为文，“著作法度谨严，辞指精核”，“粹然自成一家言”。以至当时“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赠言，如犹拱璧”(欧阳玄《雍虞公文序》《道圆学古录·序》)。足见其文受欢迎程度。

虞集不仅是著作家，在诗词界也颇有地位。当时，虞集同赵孟覜、杨载、范得机、揭傒斯一起，被称为元诗五大家，而虞集为五大家之首。他的词作三十多阕，辑有《道源乐府》一卷。

(12) 一代雄才杨升庵

杨慎是明代第一流的大学者。《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惟慎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慎赅博圆通，究在诸家之上。”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文人地理分布表》上，明代四川仅有杨慎一人。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著名政治家杨廷和之子。少年时代的杨慎，善读书，往往过目成诵;其文思敏捷，“每一搦管，万言立就”。所写诗文，格高辞俊，被人视为神童。

作为诗人，杨升庵的诗作甚丰，仅流传下来的古近体诗就有约二千三百首(不包括词、曲)。诗的内容如讽陈时事，师友唱和，托物寄志，吟哦风月，题咏山水，寄情交游，忧愤贬逐，咏史怀古等等，十分广泛。其风格技巧，则独树一帜，雄视一代。

杨慎的词、曲同样享有较高的声誉。王骥德《曲律》曾对明代散曲作家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杨俊而葩”，这个评语基本上概括出杨慎在词曲方面的艺术风貌。难能可贵的是，杨慎还把词的典雅形式和通俗文艺结合起来，写成长篇《廿一史弹词》。弹词唱文系十字句，再配以词曲，文字浅近，易于传播。其中词曲部分继承了前人咏史的传统，多半是有感而发，作品不受历史细节的约束，意境超脱而有力雄浑。

杨升庵知识十分渊博，不但对经、史、诗文、词曲、戏剧、音韵、文字等造诣精深，而且于天文、地理、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医学等也颇有研究。他去世十八年后，陈文烛到新都“收其遗书，十才一二也”，“得其著作四百余种”(《杨升庵太史年谱序》)。那么，他平生实际著述，当在四千种以上，可见多么宏富!

(13) 蜀中诗人张船山

清代诗歌创作成就最大者为乾隆年间的张问陶。袁枚称他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

张问陶(1764—1814)，字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时年二十七岁，授翰林院检讨，后曾任御史、知府等职。张船山的诗内容丰富，数量大。以他仅仅五十一岁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四千首诗。其总量超过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其诗经删存，见于二十卷《船山诗草》的计有二千二百七十首。由于家境贫寒，长期漂零，使张船山能接触到民不聊生的社会矛盾，写下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诗作，反映出较强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