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王国文明
考古学上一般把“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视为国家或文明出现的典型标志”。中华文明起源于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属于王国时期，它的建立标志中国从此开始进入多元一体的复合型国家阶段。王国文明自夏朝开始直至春秋结束。
恩格斯曾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社会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国家的形成。“建城是立国的标志”，像陶寺遗址那样的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中华文明的初步形成。中心城市的出现，也同样是世界上有些文明产生的标志，比如位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都是伴随着青铜铸造业、文字以及发达的城市中心一起诞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取得“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这一共识。
“城者，所以自守也”，标志国家出现的城并不是五六千年以前在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发现的一般概念上的普通城邑，也不是仅仅用高大围墙围护起来的大型聚落，而是由周边小型城邑环绕的中心城市。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活动也是从这里开展，这种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是天下共主式分封制的产物。
中心城市内不仅有宫殿宗庙、祭祀天地等高等级的建筑物，还有具备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以及手工业专业化分工等特征的遗存。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的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一处以都城为中心和周边大小不等的各种聚落相结合而成的、具有国家特征的中心城市遗址。考古发现城墙、宫殿区、贵族居住区、祭祀、天文台和等级分明的墓葬群，以及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随葬品，包括在陶寺城址周边发现的由规模大小不等的遗址所构成的陶寺聚落群，这一切都表明该遗址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超大型都邑，并且说明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已经进入文明的初期阶段。
相当于夏代后期、遗址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包括“择中”的宫殿规划理念，均表明此阶段无疑早已进入文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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