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清末民初新史料的大发现为我国传统金石学注入了新活力——古器物学的形成·我国近代几次新史料的重大发现

金石学·清末民初新史料的大发现为我国传统金石学注入了新活力——古器物学的形成·我国近代几次新史料的重大发现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最初十年间，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出现了奇迹，这就是大批珍贵史料的几次发现。其中，主要有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汉晋时代的木简牍，敦煌经卷和佛画等。此外，就是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和图书等等。应该说，上述大批珍贵史料，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书缺有间”和“文献不足”的殷商历史研究，是弥足珍贵的。这些新资料的发现，给我国传统史学和金石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在这里，把这一时期的几次新史料的重大发现作一概要叙述：

1.殷墟甲骨文的发现

殷墟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占卜记事文字。商朝灭亡，“失国薶卜”，甲骨文自此深埋于地下。由于典籍失载，所以商朝曾经使用甲骨文之事，再也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899年，这些被埋没了三千年之久的 “字字珠玑”，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购藏以后，才又在殷商文化研究中重放异彩，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熠熠闪光的明珠。这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2.敦煌写经和佛画的发现

有关敦煌写经和佛画的发现经过和各列强探险式“考古”活动对它们的劫夺，可参看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有关叙述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一书所记。这里所要谈的是，我国敦煌秘室古代文化珍品惨遭盗劫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直到它们发现(1901年)以后的第八年(1909年)，才为我国学术界所知。自此以后，中国学者开始了抢救敦煌古代文化艺术珍品的工作。

首先，就是大力搜集积累已被劫走原件的大批文物的复制品和内容的资料。罗振玉见到被伯希和掠走的原件后，“亟求写影，遽承函诺，后先三载，次第邮致，则斯编所载是也”，出版了 《鸣沙石室佚书》，将不少散佚在法、英、日本的珍贵文书收入。但“兹编所列，千不逮一” (罗振玉： 《鸣沙石室古佚书》序)，远不及被劫走4万卷的九牛之一毛;而被列强劫走的珍贵佛教艺术品，学者们也千方百计搜集和积累有关资料。甚至罗振玉亡命日本时，仍在留意被大谷光瑞等人劫走的文物。“比至海东，又于大谷氏兵库别邸，见所陈列之画壁数十，皆铲削由西陲载归。间有施之缣帛者，亦遍观焉”。当罗振玉见到德国人勒柯克把劫走的数十幅壁画在《高昌访古志》一书中刊出后，“予乃选尤精者20帧，影印以饷我国士夫，并将大谷氏所得二缣画附焉”(罗振玉：《高昌壁画精华》序)。这就是罗振玉选编的《高昌壁画精华》 一书于1916年出版。

其次，为抢救列强“劫后之余”的敦煌文物奔走呼号，抢救了一批幸存的敦煌残卷。

其三，大力向国人介绍敦煌经卷和佛教艺术品散失的情况和国外关于这些文物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国本土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

3.汉晋简牍的大量出土

在我国近代于古“丝绸之路”一线发现大批简牍以前，历史上也曾有几次简牍出土。我们在“汉唐重大金石资料的发现”中已做过介绍。

清朝末年，即在二十世纪初年，随着列强国家在我国新疆、甘肃等地探险式“考古”活动的展开，敦煌塞上及 “西域”各地屡有简牍出土。

汉晋简牍的大批出土，为简牍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自此以后，我国不少学者致力于此学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为简牍学在我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后，三十年代又在汉代居延故塞发现了成批汉简，我国简牍学研究逐渐形成高潮。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有楚简、秦简和汉简出土，简牍学研究已蔚为大国，成为一门较为活跃的成熟学科。

4.关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史料和藏书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本属文献学范畴。但这些前代传下来的文献材料，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清旧档案本身也是一种珍贵的文物。

清朝的所谓“内阁”，是沿袭明朝的内阁设置而来，虽然内容稍有变化，但仍“掌议天下之政”。是协助皇帝办理军国大事的政府最高机构。但到了雍正时期以后，另建了“军机处”。自此以后，内阁形同虚设，一切大权都集中到军机处。

由于清朝内阁的权力为军机处所取代，所以内阁所存明清以来旧档不复为人所重视。内阁旧档积案盈椟，分存礼、乐、射、御、书、数等六库之中。礼、乐、射、御四库主要为明、清档案，以及清入关前盛京旧档等，内容是“历朝政府所奉之朱谕，臣工缴进之敕谕、批折、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等等。而书、数二库所藏为典籍，“多为明文渊阁之遗”(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新学问》)。

清末宣统元年(1909)，因内阁大库房屋年久圮坏，需大加修理，遂将这些档案“暂移文华殿之两庑”。但因旧档太多，“然露积库垣内尚半”。对如此之多的珍贵明、清史料，昏聩无知清官僚曾议决付之一炬。但经过罗振玉等人的努力，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关于内阁大库明、清旧档详细情况，可参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新学问》。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79—80页。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第154—156页)。

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材料的发现和整理，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大批珍贵资料。罗振玉等学者对内阁大库档案材料的发现和保护，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