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唐宋赋论

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唐宋赋论

唐人重开创，重事功，就诗赋而言，创作远比理论总结兴盛。但还是提出了一些见解。

唐代赋论是从批判齐梁赋风揭开序幕的。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即其代表。唐初开史馆修史书。唐太宗曾对监修国史房玄龄批评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史学家们遵循这一指示，根据儒家诗教，要求文学“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对齐梁文学，特别对庾信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庾信是 “词赋之罪人”，齐梁文风是 “淫放”、“轻险”，是“亡国之音”，批评是十分严厉的。

继之而起的是古文运动前驱者们的赋论。他们要求“文以载道”，反对重词采、重声律、重对偶的骈赋与骈文，进而对屈宋和汉魏时期文采富艳的辞赋也深表不满。此风始于王勃与刘知几。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就深致不满于屈宋枚马的辞赋。刘知几《史通·载文》也批判扬马班张的赋“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至古文运动的前驱者们，这种批判更是纷至沓来。萧颖士说“屈原宋玉，文甚壮丽而不能经”，“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不近风雅”(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李华也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柳冕更指责屈宋扬马“感哀乐而亡雅正”，“感声色而亡风教”，“感物色而亡兴致”，“皆亡国哀思之音”(《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他们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抒情状物之赋，表现了恪守儒家诗教的偏见。至于目屈宋赋为亡国之音，更是荒谬之极了。至韩愈柳宗元出，才改变这种偏激态度。他们主张从辞赋中吸收瑰丽辞藻和磅礴气概，这股否定屈宋扬马之风才被煞住。

唐宋科举取士，律赋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因此，对律赋创作、律赋考试的利弊都作了探索。首先是探索律赋创作，产生了许多赋格一类的专著。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 白行简《赋要》一卷，范传正 《赋诀》一卷，浩虚舟 《赋门》 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和凝《赋格》一卷，张仲素《赋枢》一卷，马偁《赋门鱼钥》十五卷，吴处厚《赋评》一卷，郑起潜《声律关键》八卷。这些著作大都亡佚，今存者仅《声律关键》一种，大抵皆为指导律赋创作而著。其次，重声律，重词采，重骈偶的一派肯定律赋考试，“唯诗赋之制，非优学才高不能当也”(《简寓》引孙何语)，认为律赋考试可以考察应试者的才华与器识。而重经学轻诗赋的一派则极力反对。王勃、赵匡、杨绾、贾至即其代表。他们认为，律赋“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郑樵《通志·选举》引赵匡语)。唐代律赋考试时行时辍，就是这两派意见斗争起伏的表现。

宋人与唐人不同，重总结，重理论。因此宋代赋论虽尚未出现系统的专著，但论赋的言论却甚多。仅孙梅《四六丛话》中的《赋话》与《骚话》，就引录宋人笔记、诗话著作数十种，论赋资料百余条，可见宋代是我国赋论的兴盛时期。这些资料主要是记载辞赋创作的遗闻佚事，也品评了历代赋家与赋作，论述了赋体的发展与流变，而且不乏精辟见解。这里仅举两则以见一斑。项安世 《项氏家说》云：

汉人之赋铺张宏丽，唐至于宋未有及者。盖自唐以后，文士之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丛蔚，写物雄丽，小者十余韵，大者百余韵，皆用赋体作诗，比亦汉人之所未有也。予谓贾谊之 《过秦》，陆机之 《辨亡》，皆赋体也。大抵屈宋以下，以赋为文。庄周、荀卿二子书，体义声律，下句用事，无非赋者。自屈宋以后为赋，二汉特甚，遂不可加。唐至于宋，则复变为诗，皆赋之变体也。

这就指出了赋铺张扬厉的特点，赋与诗文创作的关系，唐宋诗赋盛衰演变的情形，很有点历史的眼光。洪迈《容斋随笔》云：

枚乘《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 《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 《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

这就不仅评论了赋家赋作，而且明确说明了七与对问设论体赋的继承与演变。

宋代赋论成就最突出的是楚骚的研究。宋代是楚辞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属楚辞学范围，这里就不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