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宋学和《春秋学》的进一步政治化·南宋的《春秋》学

春秋学·宋学和《春秋学》的进一步政治化·南宋的 《春秋》 学

宋高宗在临安建立偏安政权，在国力勉强可以自保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朝廷内外始终存在着进取与苟安两派的争论。从汉族士大夫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说，向“胡虏”俯首称臣，实在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耻辱，即使是苟安派，在口头上和文字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求和自保只能是一种屈辱的现实，而绝不能成为舆论导向。在长期政治化了的《春秋》学里，《公羊传》中庄四年一再申明的“复仇”大义，就十分自然地成了时代的强音。其集中体现是胡安国的著作。

胡安国，字康侯，以气节称于时，学者称“武夷先生”。他认为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是招来国势哀亡的原因，所以毕生专治《春秋》。宋高宗让他为《左传》点句正音，他回答为人君者不宜欣赏此书的文采而虚费光阴，应该研究经世之大典《春秋》，之后，就进呈了自己的著作《春秋传》。

和北宋相比，胡氏之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更加自觉，尤其是在严华夷之辨上。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僖二十四年周、郑交恶，其曲未必在郑，周襄王力量不足，引狄人为助攻伐郑国。郑文公有背于尊王而周襄王有背于攘夷，两条大义不能统一，胡氏还是把攘夷放在首位，批评周襄王“用夷制夷，如木之植拢其本也”，而且以前事为鉴，说：“唐资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兵戎之祸;晋借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迁之辱”，差一点就要说到本朝如何如何。这种例子，全书中触目皆是。当然，胡氏之书本身并非没有优点，主要是性质体例便于初学。卷首在“纲领”之下有《春秋诸国兴废说》，类似于各国简史，其后又有《春秋提要》，列举大事，条分件系，是一部相当有系统的《春秋》教科书。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此书在南宋成为官书，影响极大，降及元明，甚至升格而为科举考试中《春秋》经义的标准，与三传合称“四传”。直到清初康熙指令儒臣编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对胡传作了猛烈的抨击，此书的影响才逐渐消失。

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与胡安国为同榜进士。他是宋代著名的学者文人，撰有《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他自视甚高，对北宋以来的《春秋》学者都表示不满，明白表示要出而补偏救弊，方法是斟酌三传，以求史实与大义的契合。他标榜尊经而攻排三传，但多是从字义、史实出发立论，和胡安国大不相同。其剔抉传文中的矛盾失误，不少地方都能一矢中的，但也有过于苛刻之处。例如《春秋谳》为《左传》所记昭公十二年的内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应该说，这一段历史牵涉到二十年的旧账，头绪纷繁，《左传》的作者确实没有说清楚。叶氏提出的问题确实都击中了要害，然而这位法官审问的是一千多年前的旧案，又找不出任何新的材料如马王堆帛书，其结果只能是永远无法定谳。这个例子可以相当典型地说明叶氏学风中的长处和不足。

宋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他的哲学思想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被宋以后几代统治者奉为正统，整整统治了中国思想界长达600余年。在哲学上他的体系被视为客观唯心主义，使人感兴趣的是，当朱熹离开他的哲学体系而进入具体的学术探讨，往往会有相当实事求是甚至精密周到的意见。为人们所熟悉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在他指导下蔡沈撰写的《书集传》都可以作为上述意见的样本。他对《春秋》经传并没有专著，但是在程川所编的《朱子五经语类》 中却留下了不少有影响的好见解。

(1)反对深文周纳的褒贬说。他认为，《春秋》虽然富有圣人的大义，“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言字字有义也” (卷一七 《统论经义》)，但并不存在什么“例”和“法”：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 (同上)

从汉儒以来，在《春秋》学中还从未见过这样直截痛快的议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

(2)论三传。朱熹观察问题，多不在琐屑的问题上纠缠而具有统观全局的气魄。他明确指出《左传》为史学，而且所记载的历史 “恐八九分是” (赵汸《春秋师说》卷下引)，读《左传》需要“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卷五七《统论左传》)。关于《左传》的作者和编定的年代，他继承赵匡以来的怀疑，毫不含糊地说“是后来人做”(《统论三传》)，理由是《左传》中的卜筮有好几处都应验于三家分晋以后，“只是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耳。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统论左传》)。和多数宋儒不同，朱熹不赞成 《公》、《榖》。“问： 《公》、《榖》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当初圣人无此等意”(卷五七《统论四传》)。“有那道理”，表明理学家朱熹同意二传阐发的大义;“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则是学者朱熹怀疑二传的穿凿。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对《春秋》经传的态度上，而且存在于朱熹整个的哲学体系之中，即唯心的世界观和实证的方法之间的矛盾。

朱熹反对从孙复到胡安国以来的学风，他的门人弟子又纷纷为之张目。张洽的《春秋集注》、吕大圭的《春秋或问》都是朱熹《春秋》学的具体阐明。另外，董仲炎虽非朱熹门下，但他的《春秋通说》也属于朱熹一派，对胡安国作了尖锐的抨击。其他《春秋》学者，值得提到的还有吕祖谦、陈傅良、吕本中、李明复等人，或重视《左传》的文采，或排比春秋史事，或集诸儒之说以为集注，都各有特色。

元、明两代的《春秋》学以胡安国为宗师。胡氏之于《春秋》，犹如朱熹之于“四书”。在近四百年中的《春秋》学，其中心就是围绕胡传，多数人赞成拥护，加以注疏阐述，一部分人则宗奉朱熹，对胡传辨疑考误。宋人虽有主观穿凿之弊，但一变前代的陈陈相因而敢于独立思考。元、明用科举和八股束缚士人和引诱士人，学问之道乃被逐渐忽视，所以这两代中很少有高质量的著作，唯一应该提到的是元代的黄泽和赵汸。黄泽自己没有著作，其学说都是通过弟子赵汸保留下来的，很像唐代的啖助和陆淳。赵汸的著作有《春秋集传》、《春秋师说》等多种，推尊朱熹，反对胡安国，提倡 “据《左氏》史实而兼采《公》、《榖》大义的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