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学·寓教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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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学·寓教于画

绘画不仅是为了欣赏,而是具有教化功能的。据《孔子家语·观周》中记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见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因而感慨曰:“兴废之戒也!”三国魏曹植在《画赞序》中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为此,他得出结论:“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晋陆机也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他的结论和曹植一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后汉王延寿说: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他从开天辟地说起,直到举出夏、商、周三代的末代帝王为例,“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文选·鲁灵光殿赋》)。到南北朝时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说:“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伏闻古人云: ‘画者圣也。’ 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其丽也,西子不能掩其妍;其正也,嫫母不能易其丑。故台阁标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把绘画和 《》、《书》、《易》、《礼》、《乐》和《春秋》六经并列。他还把绘画与记传、赞颂等文字著作进行了比较,认为“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所以,他赞曰:“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宋《宣和画谱》的评价是:“是则画虽艺也,前圣未尝忽焉。自三代而下,其所以夸大勋劳,纪叙名实,谓竹帛不足以形容盛德之举,则云台麟阁之所由作,而后之览观者,亦足以想见其人。是则画之作也,善足以观时,恶足以戒其后,岂徒为是五色之章,以取玩于世也哉!”上面所述,多指人物画而言,及至山水、花鸟画兴起之后,就增加了新的功能。如清王昱在《东庄论画》中说:“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清董棨的《养素居画学钩深》说到自己:“或人谓仆嗜画,乐此不疲。仆曰: ‘不然。我家贫而境苦,惟此腕底风情,陶然自得。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非外境之可夺也。’”

自古以来,论者对绘画的作用十分注意,各抒己见。从中国绘画发展阶段来看,人物画最早,因此评论之初也以人物为焦点。最初的着眼点并不在形象如何,笔墨如何,而把焦点放在教化方面,突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如“成教化,助人伦”,表彰忠孝,惩戒奸恶。后来发展到 “足以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董其昌《容台集》引明代杜琼语)。“学画所以养性情”,以及“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等等。

绘画的客观功能已如上所述,而对画家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历代论者对画家的人品、学识、修养都有精辟的论述。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引明文征明的题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清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他对追求品格高尚,归纳出四条途径:其一,“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鄙吝满怀,安得超逸之致?”其二,“夫自古重士夫之作者,以其能陶淑于书册卷轴之中”。其三,引元赵孟頫的话“乳臭小儿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批评这种人“是真所以为乳臭也”。接着解释道:“要知从事笔墨者,初十年但得略识笔墨性情,又十年而规模粗备,又十年而神理少得,三十年后乃可几于变化。”其四,追求风雅要坚持不懈,因为风雅是“最高体格”,是绘画的正路。清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揭发了某些画家只知追求名利,说这些人“初下笔时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赠某达官必不虚发,某幅赠某富翁必得厚惠,是其卑鄙陋劣之见,已不可向迩,无论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过诗画之蠹耳。”

画虽艺术品,但品评画之优劣首重人品,清松年《颐园论画》讲:“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

与人品紧密相连的是脱俗,脱俗唯一方法是读书。清王概在《芥子园画传》中说:“笔墨间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宁有霸气,毋有市气。滞则不生,市则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学者其慎旃哉!”清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说:“画师处处皆有,须分贵贱雅俗。不读书写字之师,即是工匠。”宋邓椿在《画继》 中说: “画者文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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