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科技文化·伟大的科技成就

巴蜀文化·科技文化·伟大的科技成就

(1) 水利科学史上的奇迹——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岷江自峡谷进入冲击平原的交接点，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区(原灌县城)西侧，引岷江灌溉成都平原广大地区并利用渠道通航、漂木等。都江堰是我国保留到现在的最古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秦国并吞蜀国和巴国后，设置了蜀郡和巴郡。秦昭王三十年前后(前277年)，李冰继张若之后为蜀守，他是古代一位卓越的水利工程师，在王叕(音缀)等人的协助下，主持了这一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建设。都江堰与当时的郑国渠和灵渠一道被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关于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史书多有记载。《史记·河渠书》曰：“蜀守冰凿离堆，辟(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华阳国志·蜀志》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蜀郡、广汉、犍为)，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古代叫“湔堋”、“湔堰”、“都安大堰”等，宋代才有人叫都江堰，取名于成都江(简称都江)，指过成都的府河及锦江。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当时一共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首先是修建渠首分水工程。《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堆”，就是指此而言。早在春秋时代，蜀人已经在今都江堰市城南开凿了一条人工河，分引岷江水流入沱江，减轻成都平原的水患。李冰废弃了这个入水口，而在玉垒山下凿开离堆，引水注入内江的灌溉渠道，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流量，便于引水、防洪和排沙。凿离堆的工程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疑是一伟大的创举。

其次是在离堆进水口以外，作分水堤，将江水分为内、外二江。《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壅江作堋”，就是指此而言。堋就是堰，《大平寰宇记》卷七十三说：“蜀人谓堰为堋”。李冰利用岷江左岸(东岸)的湔山控制江水，改变流向，减少流速;而在右边(即离堆西侧)修筑堤坝作为内外江的分水堤。为了观测水位，李冰还“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其标志是“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华阳国志·蜀志》)这是水则(标尺)的最早记载了。

为了灌溉和通航，李冰又“穿郫江、检江”(《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注·江水》则说：“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并于湔堰上穿羊摩江，“灌江西”即灌溉岷江以西的地区。渠道遍布成都平原各县、市，现在还在穿过山区丘陵向东、南、北各区发展。从此以后，成都平原水灾大为减轻，有航运灌溉之便，使整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现在看到的都江堰堰首布置结构是两千多年来整修、改进的成果，但基本技术原理古今无根本区别。它的历久不衰与它的简便合理有关。它由宝瓶口、人字堤、飞沙堰、内外金钢堤、鱼嘴和百丈堰等部分组成。最重要的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项建筑。鱼嘴下达金钢堤，分岷江为内外二江。外江是岷江正流，内江是引水干渠，由宝瓶口控制引水流量的大小。宝瓶口左岸是玉垒山，右岩为离堆。飞沙堰是内江分洪减沙入外江的工程，堰身的高度可使汛期入内江的洪水和大量的砂石由堰顶溢入外江。水太大时，堰被冲毁，洪水沙石直接泄入外江。三个建筑物配合，一般可以保证水小时足敷灌溉之用;水大时不致冲入内江成灾。大致在江水少时，内外江分流比例是内六外四;水大时是内四外六。百丈堰的作用是导流和护岸，人字堤的作用是护岸兼溢流，可以补飞沙堰溢洪之不足。

都江堰这一宏伟的水利工程，布局缜密妥贴，治理相当科学，充分说明了两千多年前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水平。至今许多中外水利工程专家去参观后，都惊叹神奇，认为是水利科学史上的奇迹。其工程技术原理，成为我国水利工程上的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2) 钻井术——自贡井盐

巴蜀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卤资源，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地。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出产岩盐之外，四川的绝大多数地区只生产井盐。因此，四川的盐业，实际上就是井盐业。四川井盐历史悠久，尤其是以其独具的钻凿技术、采卤鬻炼工艺，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构成我国科学技术史、四川经济史上的瑰丽篇章。

井盐的天采，是我国古老文明发展的产物。起初人们利用天然盐泉，受惠于大自然的赐与，尚未具有认识和开凿盐井的能力。当我们的祖先进入定居的农业时期，为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便开始掘凿水井，故历史上曾有过“伯益作井”等传说。到商代，甲骨文中的大量“井”字和“录”字表明，此时的水井，已备有栏棚、且使用辘轳汲水了。凿井技术的进步，为盐井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秦至蜀汉，巴蜀盐业的最大变化就是出现并普及了盐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巴蜀地区的盐井，创凿于李冰任蜀守期间。说李冰“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盐井的开凿是我国盐业史上的一大革新。秦至蜀汉，巴蜀盐井，是我国的第一批盐井，在全国井盐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但在秦统治期间，盐井尚未普及，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广都(今双流)县。此后，盐井的数量不断增大，产盐区由秦时的三县，达至魏晋时的十八县，隋唐时竟达数十州、县。誉满全球的盐都——今之自贡市亦开始崭露头角。

以四川盐井的外观而言，秦汉至北宋以前巴蜀各地盐井的共同特征是：大口浅井。开井前一般要经过勘探考察(当时往往是请巫师看“风水”)，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当时开一口盐井，往往需要五至七人经数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劳动，才能成功。当时凿井工具主要是锸、锄等，以此挖掘作业，故曰“掘井”。由于生产工具不精，兼之固井技术原始，以至井身结构并不完全一致，有束腰式、立桶式、坑洼式等。由秦至蜀汉，盐井井口由大到小，有一逐步发展过程。秦李冰时，“纵广三十丈”，称之为盐井诸陂池”，入西汉后，井口大幅度缩小，不再称盐井为“池”。到蜀汉时，又在广都县开凿“小井”成功。

如果开凿的盐井打到了盐卤，下一步就是从盐井中汲取卤水。汲卤的方法，各地不尽相同，有的浅井是用竹竿系上水桶，入井汲卤。多数地区则是“以牛皮为囊，数十人牵大绳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则泉脉渐竭，乃缒人于绳，令下井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后引绳而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五)。“役作甚苦”，劳动强度极大。到了唐代，部分盐井开始采用机械提卤，在井侧设大车，以人推车汲卤，用“大牛皮囊盛引水出之”(《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陵州·仁寿县》)。

北宋庆历、皇祐时期，四川井盐开凿工艺发生了巨大革新，川西南一带出现了新型的卓筒盐井。不论是深度，或是固井技术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种新型的竹筒井用“圆刃”冲击顿挫代替锸锹挖掘盐井，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的竹筒为井壁的小口井代替大口井;以装有牛皮活塞的竹筒汲卤器代替牛皮囊，“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苏轼《东坡志林》卷四)，取水入灶，煎煮成盐。这种先进的凿井方法，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功效。“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天工开物》卷五《井盐》)。故私家小户均能开凿，所以卓筒井一诞生，就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它的兴创和推广，对四川井盐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钻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据文献记载，北宋仁宗时有各类盐井七百二十八余眼，产量达一千六百三十万斤。到南宋高宗时期有盐井四千九百余眼，产盐六千余万斤。由于井盐产量不断增加，尽管宋代四川人口不断增加，但仍改变了唐代四川井盐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宋代做到自给自足，不再仰赖外地供应食盐。

到了清代，四川盐业钻井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钻井工具出现了多种形钻头和在钻头前后两面开凹形泥槽以及钻头加钢刃等技术，被称为“龙眼”，即在锉头上钻保险孔的技术也发明了。由于钻井技术的改进，钻井深度也大为提高，道光十五年(1835)钻出了井深为1001.42米的燊海井(在今自贡市内)，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口深超千米的井，燊海井的凿成，标志着清代四川钻井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在我国和世界钻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川井盐业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的标志，是19世纪末第一部采卤蒸汽机车的诞生并在富顺盐厂(自贡治区)投产。蒸汽吸卤机车的问世，标志着四川井盐业开始进入近代工业行列。

清初全川井盐产地，按生产和运输惯例，自然形成五个生产厂区：其中以富荣盐厂最为有名(在当时的富顺县和荣县境内)。据有关统计，富荣盐厂在极盛时拥有盐、火井三千至五千眼，煎锅两万余口，年产食盐二十至三十万吨，产额占全川一半以上。其运销范围，除四川四十余州县外，还畅销贵州、云南和湖北的百余个州县，民国28年(1939)将富荣盐厂所在地独立为一个行政区，即现在的自贡市，这样“盐都”便成为自贡市的誉称。建国后，自贡井盐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制盐工业基础雄厚，已形成从地质勘探、钻井采卤、输卤制盐、综合利用、机械制造、运输销售到情报收集、质量监测、科研开发设计、教育培训等完整配套的体系，成为四川的盐业生产中心和全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科研、情报基地，全市制盐基本实现了真空化。该市盐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年原盐产量约占全国井矿盐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3) 天然气与石油

天然气是一种清洁的气体燃料，也是一种很好的化工原料。四川盆地，历来就有“油气之乡”的美称。早在两千二百年前，巴蜀劳动人民就在四川盆地发现了天然气，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经钻出了天然气井。西蜀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煮盐的地区。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早在秦孝文帝时(前250)，就曾派李冰太守在四川办盐、凿井、制盐养生。在钻盐井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天然气。《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时“取井火(即天然气)煮之，一斛水(卤水)得五斗盐”。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的记载，早于西方国家一千余年。当时发现天然气的分布已十分广泛，如成都、华阳、双流、峨嵋、洪雅等地都有。日后许多史料证实，位于今邛崃市文井江上游的“临邛火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钻凿的天然气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即称“临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西晋文学家张华《博物志》一书谈到蜀汉丞相诸葛亮曾亲临火井视察。公元557年，宇文觉建北周，特于临邛火井煮盐处设置火井镇;隋末时，升镇为火井县。明嘉靖末，张瀚入蜀记：潼川西“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气煎盐，一井可供十余锅，筒不焦，而所通盐水辄沸。”(《松窗梦语》卷二《西游记》)这说明，明代对天然气(低气压井)的利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到清代，对天然气的天发更有进一步发展，富荣盐场中的荣县更偏重火井开发，为后来富荣盐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四川盆地目前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气开采基地。到1975年，全川已建成数十处天然气田，勘探查明二百多处可能含油气的地下构造。1976年所钻的井大部分都在三千至五千米深，有个别达六千多米的超深井。其中主要油气田有泸州、自贡、江油等气田。70年代末天然气产量已超过五十亿方。

四川的石油矿产并不丰富，在四川矿业史中，就储量和分布而言，远不及金、银、铜、铁、铅、煤等矿，直到1907年才在资州(今资阳)开办了规模不大的罗泉井石油矿。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口石油竖井就诞生在四川峨嵋山下的嘉州(今乐山)。该石油竖井开凿的深度达九百米，开创了中国钻井取油的新时代。这个成就在当时居世界第一位，比北美和欧洲早三百多年。

(4) 造纸术与印刷业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四川的造纸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造纸业集中在成都地区。入唐以后，四川的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益州(今成都)的造纸业最为发达，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五代时，南唐李后主还特意派人“求纸工于蜀”(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一)，仿造蜀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在蜀工的指导下创制出来的名贵纸张。

四川是著名的麻类作物种植地区，特别是蜀麻，质量好，产量多，所以这里的造纸原料，主要是麻。直到宋代，仍然还是“蜀中多以麻为纸”(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此外，四川地区也以树皮为造纸原料，最常见的是用桑科的构树皮制作皮纸，称为谷纸，亦称楮纸。在唐代，剑州、雅州、万州生产的蠲纸，也是以树皮为原料。

纸分生纸和熟纸两大类。生纸是指直接从纸浆中抄出晒干的未加工纸，熟纸是指对生纸进行过各种技术处理的加工纸。《唐国史补》卷下《叙诸州精纸》说，蜀纸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这些著名的蜀纸就是经过砑光(用细石碾磨生纸)、涂布(在生纸的表面先涂一层白色粉料，再砑光)、施胶(为防止纸张洇水，涂布后，施以胶矾)、染色(主要以黄蘖染纸，以防虫蠹。为了增加纸张的美观程度，也用其他染料染纸)、洒金(用金、银粉装饰纸张)、印花(在纸上印制暗花)等技术处理的加工纸，即熟纸。

四川纸张的规格，差别极大，通常分为大小两种，大纸多用于绘画、裱糊。当时的纸笺多是大幅纸。唐宪宗元和年间，寓居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钱易《南部新书》卷七)，从而创制出一种新样小笺，“短而狭，才容八行”(《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成都府·土贡》)，同时用胭脂把笺纸染成深红色。这种红色小笺既便于写诗，又显得十分雅致，因而深受文人喜爱，成为名噪一时的佳品而风靡全国。此后，四川的其他彩笺也都按照薛涛所创制的样式，改为小笺，通称为薛涛笺。

宋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较唐代有了很大进步，古代的造纸技术也发展到成熟阶段，造纸的产地和品种越来越多，纸的用途越来越广。特别是竹纸的发明和大量生产，标志着进入了造纸史上的新纪元。北宋时四川尚未生产竹纸，南宋时竹纸生产也很不发达。但宋代四川的麻纸、楮皮纸和各种加工纸，在唐和五代的基础上，仍有长足的发展，不失为全国的重要造纸基地。长期的生产实践，还使人们发明了水力捣浆造纸和认识到水中杂质对造纸的不良影响。所以当时纸厂往往建于靠近清水河流的岸边和山间清泉之处。既保证造纸用水，又利用水力捣浆。成都城南百花潭、浣花溪，水清异常，造纸最佳，这一带从事造纸的达数十百家之多，是著名的造纸基地。

宋代四川加工纸中，除继续生产唐代名噪一时的“薛涛笺”外，还出现了与“薛涛笺”齐名的“谢公笺”。谢公笺是谢景初(1019—1081)在成都浣花溪出意制造的十色书画笺，比“薛涛笺更为丰富多彩，为时所重。”加工纸中的水纹纸的品种，更比唐代为多。所谓水纹纸，是指迎光看时能显出帘纹以外发亮的线纹和图案的纸，以增加纸的潜在美。它的制作方法，一是在纸帘上用线编成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发亮而显于纸上;二是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模子，用强力压在纸面上，使纸上隐显纹理。现在世界各国通用的证券纸和信纸等水纹纸，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宋代四川水纹纸的品种很多，有布纹、绫绮纹、人物花木纹、虫鸟纹、鼎彝纹等，变化多端，千形万态，生趣盎然，别具一格。

宋代四川蜀纸不如徽纸、池纸轻细，不便于运输。这是蜀纸的一大缺点，限制了它的销路。但蜀纸厚重坚韧、洁白而耐折叠，不易磨损的优点，又非随手便裂的早期竹纸所能替代。因此，无论是唐代或宋代，印刷用纸，特别是对纸质要求高的书画用纸，大都用麻纸和楮纸。其中纸币因流通关系，磨损厉害，两面又要印刷各种复杂的图案和暗记，对纸张要求更高，几乎为蜀纸所独占。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四川交子，就是“制楮为券”，用蜀纸印刷的。以后全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纸币，亦都用蜀纸印刷。因此，尽管四川竹纸生产较江浙落后，但由于麻纸、楮纸、加工纸生产的发展，四川仍是全国重要的造纸中心之一。

四川造纸业的发展，为印刷提供了条件，大大推动了四川雕刻印刷业的繁荣。

印刷业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在唐代开始形成的一个新兴手工业部门。雕版印刷是从印章、拓石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复印方法，这种印刷方法，大约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中唐以后，雕版印刷逐渐在民间普及，其中长安和成都的印刷业最为繁荣。唐末，成都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最主要的印刷中心，宋人朱翌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成都)始有墨板”(《猗觉寮杂记》卷六)。《宋国史志》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语言、音韵学)。”虽然雕版印刷并不是始于唐末的益州，但是四川在我国雕版印刷的创造阶段，确实占有重要地位，民间大量雕印农书、历书、医书、字贴和各种各样的佛、道书籍。

五代中原战乱，衣冠之家(官绅、学人等)多避乱蜀中，大批图籍流入四川。一时文人荟萃，诗词又极盛;佛道盛行，寺观林立，高僧名道辈出，信徒众多。这一切都促进了民间印刷业的发展。前蜀武成二年(909)，任知玄自出俸钱，雇佣良工，开雕印行杜光庭《道德经广义》三十卷，使人持诵(《古文旧书考》卷一)。后蜀宰相毋昭裔更是大规模刊印书籍。这就使四川的印刷业进入广泛雕印图籍的新阶段，为宋代四川印刷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雕版印书事业较唐代有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四川在唐代就经济发达，又出产印书的好材料——益州麻纸。从唐末到五代，四川一直是全国印刷中心之一，为宋代四川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四川经济较唐代发达，文人学者需要阅读和出版的书籍很多。加上官府的提倡，致使官刻和私刻图书都很发达。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发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质不佳。”四川和杭州、福建成为全国三大雕板印刷中心。四川印刷出版事业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唐代和五代，对当时和后代的科学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雕版印刷广布于成都、眉山、什邡、双流、临邛(邖崃)、金堂、泸州、铜梁、潼川、遂宁、绵竹、嘉州、益昌(广元)、忠州(忠县)、资州(资阳)、夔州(奉节)等州县。而以成都、眉山雕版印刷业最为发达。

宋代的四川官刻图书，以雕印《开宝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三部巨著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开宝藏》的雕印是宋代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官府出版工作。全藏五千零四十八卷，刻板十三万块，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七字，历时十三年，从开宝四年(971)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竣工。这是佛教史上第一次开雕《大藏经》，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印行的一部佛经总集。《开宝藏》的雕刻，培养了大批雕印工人，积累了丰富的雕印经验，对推动四川和全国印刷业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此外，四川官刻图书尚有《周易》《华阳国志》《水经注》《三国志》等。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眉山漕司刻印的《宋书》一百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梁书》五十三卷、《南齐书》五十九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为版本学上有名的《眉山七史》，又称《宋蜀刻七史》。这七部史书版，历宋经元至明，曾多次修补重印，至今流传不稀，在全国很多大图书馆都藏有此类书的三朝本。

除官刻图书外，四川的私刻图书也很发达。私刻图书又分书坊、书肆和私家刻书，简称坊刻和私刻。私家刻书的目的，多是为了保存和传播文化，显名于世。坊刻图书则主要是为了赢利赚钱。特别是毋昭裔大量刻书，他的子孙在宋代以出售图书致富，更刺激了四川坊刻图书的发展，使私家刻书的风气大开。宋时成都辛氏，临邛韩醇、李叔廑，蒲江魏了翁，眉州(眉山)苏林，三台刘甲，都是著名刻书之家。广都(双流)费氏进修堂、裴宅、西蜀崔民书舍、眉山程舍人、眉山万卷堂、眉山书隐斋，都是著名坊刻印书之所。宋代四川私刻业主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还在世界上首创了两项保护印刷出版单位权益的规定。一是注明印行图书的单位，防止他人假冒。现残存宋蜀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十卷，书末就有“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字样(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开创了印行图书，注明出版发行单位的规例。二是开创了“版权所有，不许翻印”的禁约。现存“五松阁”仿眉山程舍人宅王偁《东都事略》，自录后就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的长方牌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翻版有禁例始于宋人》)。

四川雕印的图书称蜀本、川本。宋刻蜀本同其他刻本相比有显著特点。一是宋蜀刻本数量多，流传广。“宋时蜀刻甲天下”(民国《华阳县志·艺文二》)，“吾蜀文集巨细毕备”(《太平御览》蜀刻本《蒲叔献跋》)。四川是保存和刊印图书最多的地区之一。在宋代和后代，我国很多图书都是根据宋蜀刻本翻印刊行，得以继续流传和保存。二是宋蜀刻本，依据古本雕刻，精于校勘，内容可靠。宋代四川的刻书家，往往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精通古籍、长于校雠的专家。他们在雕印书籍时，尽量依据原藏善本精心校雠。所以今天人们仍然十分重视宋蜀刻本，把它作为校勘古代文献的好版本。第三，宋蜀本还有板好、字好、墨好、纸好等优点。宋代四川雕版多用梨木，纹细质优，既能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广都费氏刻印的大字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也称龙爪本，以及今日传世的宋蜀刻《春秋经传集解》，字大如钱，墨光如漆，闻之犹有清香之味，都一直为人们所称誉。宋人叶梦得就认为“蜀本在建本之上”(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明人胡应麟亦说，“蜀本宋最称善”(《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宋代四川还印刷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套版印刷纸币，不但是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货币史上也是一次革命。

两宋时期四川蓬勃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事业，在南宋末年元兵入蜀，四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焚掠下，受到极大摧残，四川印刷业一落千丈。明末清初四川大动乱，图书文物几乎荡然无存。到了清代，随着四川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也开始恢复发展，具有悠久传统的四川刻书业得到迅速复苏，并进而发展起来。乾嘉时期，四川书坊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外省的刻书技术和经验，随着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省人的大量入川开垦、作工、经商以及省内外文化交流，也传到了四川，促使四川刻书业更加兴旺发达。随着四川刻书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绵竹帮四大帮口。按刻书的性质，又有官刻、学刻、寺刻、私刻和商刻等分工。在刻字印书的过程中，清代四川已在实践中形成了包括：备料、写版、画版、校对、清版、贴样、刻版、打样、校对、付印十项工艺流程。清代四川的书版除大量是整块版子雕刻而成外，活字印刷已较广泛使用。清代四川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画版、刻字工匠，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写板、刻字技艺，刻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籍，为四川雕刻印刷业的繁荣和保存四川文化典籍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