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祭祀·儒学文化与宗教祭祀·儒学文化的宗教色彩

一天地君亲师—宗教与祭祀·儒学文化与宗教祭祀·儒学文化的宗教色彩

儒学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三纲五常是其不变的天道人伦，忠孝是其道德的最高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做人的责任，天命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是其思想上的三大要求，这些是儒学文化传统最核心的内容。

儒学非宗教

在儒学中，研究、宣扬祭祀的理论和礼仪占了很大的比重。整个封建社会以儒学提出的天、地、君、亲、师为崇拜的偶像。由于儒学中大量包含着天命鬼神的内容，祭天、祭祖、祭孔是从天子到庶民都必须遵守的儒学祭祀仪礼。因此有人将儒学视为宗教，认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四书》、《五经》是儒教的经典，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天地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君亲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师相当于解释经典、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教派及传世法即儒家的道统论。国外的大多数学者，根据中世纪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的现象，因此也把中国的儒学视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从六朝起，就有称儒学为“教”的说法，并将它与佛、道并列，统称“三教”。宋朝景德寺僧法云所编佛教辞书《翻译名义集》记载“吴主问三教，尚书令阚泽对曰：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设教，诸天奉行”。梁武帝萧衍曾作《会(一作“述”)三教诗》，他在诗中述说自己青少年时学儒学，中年时学道书，晚年信佛，可见萧衍将儒道佛统称为“三教”。六朝中后期，“三教”之称已普遍运用。自唐至宋，由于儒、道、佛三家学说的纷争与相互贯通达到高潮，因此史家往往将它们的纷争与贯通在习惯上称作“三教鼎立”与“三教合一”。儒学是否宗教? 这是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史家习称的“儒教”之“教”的含义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教化之教。尽管儒学的天命鬼神思想确实包含着某种宗教性，但儒学的基本特点是重现实、尚实用，重人生，主入世，崇教化，所以它不是宗教。宗教的基本特点是出世性，构造一个虚幻的天国或西方净土，认为它能拯救人间的苦难，使人得到解脱。如基督教信仰天主(上帝)，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佛教讲人生是个苦海，有生老病死四大苦难，只有如来佛才能把人类救出苦海。基督教重在讲“天学”，佛教以有“生”为人生痛苦的根源，主“不生”，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情，如地狱、轮回，宣扬的是“鬼学”。道教讲神仙理论，追求肉体成仙，主“不死”，有所谓“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之说。可见宗教重在讲天国鬼神，重在解决生死问题，追求解脱。而儒学重在讲“人学”。孔子强调“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对鬼神、来世存而不论，把人的注意力引向现实人生的问题。梁漱溟《儒佛异同论》说：“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远高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儒学思想包括世界观和政治道德理论两部分，而儒学的政治道德理论更为重要，它适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适应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适应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关系，总之，它符合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提倡、宣扬，儒学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宗教(如基督教、佛教)提倡禁欲主义，宋明理学也有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儒家的“禁欲”与宗教的“禁欲”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要人们折磨肉体以追求灵魂的解脱，而是要人们节制个人的欲望，服从封建的统治，作一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圣贤，从而能够去经邦济世，最终达到使封建统治风平浪静、千秋万世的目的。两种修养虽提法相同、方法相似，但落脚点及其目的终归不同。儒学中的天命论和鬼神思想是传统宗教神学的重要内容，但儒学不等于宗教。儒学有接近宗教的一面，即它有一定的宗教性，但它又有远离宗教的一面，即它又有更多的非宗教性。它的重心不在宗教祭祀，而在修身治国，所以以孔子为首的儒学主流派“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重人事而轻鬼神。儒学中的宗教成分虽然有可能使它发展为宗教，但儒学的根本性质使它始终没有宗教化。儒学有自己的学统，宗教有自己的教统，孔门圣贤是人而不是神，儒学的道统是人道而非神道，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绝非宗教文化。

“天地君亲师”系宗教形式

“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是中国封建社会普遍供奉的牌位，但我们如果通过对这些牌位供奉的宗教行为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它的人文实质。“天地”是虚设的，崇拜的核心是“君亲”，最终落实在“君”上。为什么在崇奉“君亲”时要先配上“天地”? 这是儒学对自然万物与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祭天祭祖是报本答恩的方式。敬天必忠君，因为“君”是天之子，“天”是虚的，“君”是实在的。对君的忠则从对“亲”的孝引申而来，尊亲必讲孝，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位，父子情亲，家庭伦理的孝扩展为君臣关系，政治伦理的忠：“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伦也。”(《礼记·礼器》)所以《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人忠可移于君”，意思说君子能侍奉父母尽孝道之心，那么也能把侍奉父母的孝心，移作侍奉君主的忠心。《礼记·祭统》则说得更直接：“事君不忠，非孝也。”在儒家看来，国与家相通，君与父一体，国是放大的家，凡在家事父能孝者，在国事君必定能忠君。推此及彼，最终目的还是移孝于忠，因为孝是“德之始”，而忠才是“德之正”(《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儒家就是这样借君权神授的幌子，通过孝亲的桥梁，利用宗教祭祀的形式，把对忠君思想的灌输，注入进对人伦情感的培养上。至于“师”，是出于儒家圣贤崇拜的传统。《礼记·中庸》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本人在后世也成为儒生们崇拜的对象。至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将孔子神化，不过是利用定于一尊的孔子创造的儒学为其统治服务罢了。而且“师”也享有类似父亲的尊严，又是忠孝观念的灌输者。祭师，抬高师的地位，就是要告诫人们万万不可离经叛道，成为统治阶级的逆子。因此，“天地君亲师”中“天、地、师”处于陪衬的地位，“君亲”处于核心地位，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内蕴。宗教宣扬弃家出世，等于主张无君无父，与儒家思想形成尖锐的对立。由于忠君和孝亲的意识笼罩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才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至于成为“六亲不认”、“无君无父无子”的宗教狂徒。正因为如此，忠和孝也就成了封建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两面旗帜，成为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

由此可见，儒学虽有一些宗教的形式，但它的内核不是宗教。梁漱溟说：“‘儒教’或‘孔教’之名，自不宜用，我一向只说‘周礼教化’，以免混淆。”(《儒佛异同论》)历史上“三教合一”提法不准确，事实上儒道佛三家也并没有合而为一，只是相互贯通而已。如道教把忠孝列为戒律之首，不忠不孝的人是不能成仙的，至忠至孝的人可以感动鬼神得列仙班。佛教之禅宗也有了所谓不入世则不能出世的教义，而儒家则接受了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用它来提高自己的理论境界，出现了如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朱熹的“吾人与天地同体”、王阳明的“致良知”、“心即理”等说法。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融贯的情况，是因为儒、道、佛的思想可以通过互补，共同为巩固封建制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