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儒学·慷慨悲凉的变革进程·龚自珍——变革的呼唤者

晚清儒学·慷慨悲凉的变革进程·龚自珍——变革的呼唤者

1.龚自珍的生平及著作

龚自珍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处于独特地位的思想家。他生长在封建末世，晚年迈入近代社会的门槛。作为一个满怀忧国之志、经世之念的敏感士人，怀抱着急切的“救世”“补天”的愿望。正是由此出发，他以犀利大胆的笔触，揭露清王朝的种种病端，一再发出 “更法 “ “自改革” 的呼吁。

龚自珍，字璱人，又字爱吾，号定庵，又名易简、巩祚，晚年自号羽琌山民。龚自珍生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浙江仁和 (今杭州) 人，终年49岁。

龚自珍生在世宦之家，祖父龚禔身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臞山房诗》。过继祖父龚敬身，进士，曾任云南楚雄知府，迤南兵备道，著有《桂隐山房遗稿》。父亲龚丽正，嘉庆六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后官至衡州知府、江南苏松兵备道置江苏按察使，著有 《国语补注》、《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诸书。母亲段训，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女儿，是一位有素养的女诗人，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就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度过了孩提时代。他幼时即在慈母帐外灯前诵读吴梅村诗，方百川遗文，宋左彝《学古集》，耳濡目染，培植了文才诗兴。

嘉庆八年(1803)，12岁的龚自珍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许慎说文部目图解，奠定了“以经说字，以字说经”的考据基础。嘉庆十二年，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熟悉目录学，接触常州学派。

嘉庆十五年秋，19岁的龚自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二十八名。嘉庆十七年，又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嘉庆十九年，奉父命参加修纂《衡洲府志》。嘉庆二十三年，龚自珍27岁，第五次参加科考，中式浙江乡试第四名举人。嘉庆二十四年春，应恩科会试，落第。留京从经学大师刘逢禄。“问公羊家言”这是他由考据学走向今文经学的转折点。嘉庆二十五年，再次参加会试，又落第。出任内阁中书，开始了近二十年的京官生活。

道光元年(1821)，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此后，他在道光二年、道光三年春、道光六年三次参加会试，都落第。道光七年，龚自珍引疾离京，回故乡主讲杭州紫阳书院。道光九年，38岁的龚自珍再次应会试，中式第九十五名。应殿试获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仍归内阁中书原班。此后，一直留居京师，道光十九年，龚自珍48岁，辞职出都，回杭州羽琌别墅。道光二十一年春离杭州赴任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八月十二日暴卒。

龚自珍著作丰富，诗文涉及政治、哲学史地、教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全部诗文收集在《龚定庵全集》。

2.龚自珍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晚清清儒中，龚自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社会问题，并以锋利大胆的笔触将统治集团的腐败，清王朝的病症，社会危机的险象，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成为“讥切时政，诋诽专制”的一员猛将。

龚自珍生活在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时期，早在他青年时期就以罕见敏锐的洞察力，发觉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衰世。认为“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龚定庵全集》)。在太平天国起事三十多年前，他就天才地预见到了这一时刻的到来。他始终以经世致用观念，抨击时弊，关切兴亡，体现了儒家外王之道的传统。

龚自珍根据《公羊》三世说，认为“世有三等——治世、乱世、衰世。而他所处的时代，治世已过，官僚苟且偷生，人民沦为赤贫，背井离乡，他大声疾呼：“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全集》)乱世已经不远。因此，他提出了改革、更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 ( 《全集》)

所谓豫师来姓的自改革，即预先采用新朝代的更新办法，以防止本朝的崩溃。这一建策最典型地表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企图在封建制度内部自我疗治社会疾病的愿望。他的更法思想是针对当时嘉庆皇帝高唱法祖老调而发的，是有相当勇气的。

他的“更法”思想涉及许多方面，科考中取消八股文，改为策论;提倡兴修水利，打击强占民田的豪强地主，自造银元等等。他认为救治社会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尚平”。历代王朝灭亡的原因是社会过于贫富悬殊。所以，要平均土地，其具体办法是计农宗授田。这仍然囿于落后的社会关系。虽然他呼唤变革，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看不出变革的方向。

龚自珍认为嘉道时期的种种社会弊端中，无才是其一大端。这是所有社会疾病的综合症。从无才之世也可评判一个时代是治世还是乱世的标准。他认为当时不仅无君子之才，连小人也无才。这不是说时代没有才人，而是人才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遭到扼杀。因而他痛心地指出，由于人才遭到多方扼杀，导致了“士不知耻”的严重恶果。这种现象会延及于社稷。他特别讲究传统儒家人才情操观念。但仅仅从道德操守这一层面来看待问题，还没有找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龚自珍在谈到人才困厄的具体原因时，批判了论资排辈的积习，这是清王朝官僚制度的通病。它必然导致官场的昏聩，由这样一批人把持朝政，当然会导致国家的衰亡，“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全集》朋良论二)。二十六年后，爆发的鸦片战争，清朝的许多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遇上英军则望风而逃，这正是龚自珍青年时代揭露清朝官场腐败的绝妙注脚。

中年和晚年的龚自珍，更加怀才不遇，对于才智之士遭到排挤，尤觉痛心疾首。晚年写下：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作为一位儒家实学派，他始终坚持学用一致，学术与政治统一。他崇尚古代道、治、学合一，认为唐、宋、元、明以来，尤其是在清代，学与治相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这种后果，不但祸及士人，而且将危及社会。其具体原因在于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这是极有见地的。他指出古代贤人学用一致，学什么就管什么，而后世是学用两分，终年为了应付科举考试，钻研八股文。一旦得官，又抛开这些东西去处理兵刑、钱谷之事，其结果是：



“之人也，少壮之心力，早耗于禄利之笔蹏也，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己，……失未尝学礼乐也。未尝学兵之人，使之典兵而不辞，以凡典兵者，皆未尝知兵也。古者学而八政，后者皆学于政，此唐、宋、元、明之人才所以难语夫古初也。”( 《全集》 第116页)



龚自珍一生追求谋大事、医大病，但他的才华始终未能得以施展。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摇摇欲倒的封建王朝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龚自珍进一步分析晚清土风民气如此恶劣的深刻原因，还在于专制帝王，造成了“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现象。帝王的绝对专制，摧毁了臣子百姓的独立人格。清代官场空气相当污浊：“官益久，则气愈偷; 望愈崇，则谄愈固; 地益近，则媚亦益工。”( 《全集》朋良论二)

龚自珍援引古代例证，救治当时弊病。他认为近古君臣都十分随和、通达，显然比明清两朝臣见君必行三跪九叩之礼要融洽得多。君臣隔离，必然导致亿兆离心。其次，君臣分析，防止君权独断，这是防止吏治腐败的重要方法。君权也不是与天地并存的东西，而是社会发展的一定产物，否定了 “圣人创世说”。龚自珍站在士大夫立场上，引古筹今，从多方面对封建末世的绝对君权展开批判，要求扩大士大夫的权利，尊重士大夫的人格。这是在封建制度内部争取士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以使士人达到某种超越的境界。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论集中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特点，正是封闭的封建社会即将瓦解的前夜，晚清儒学大师们面对这种现实时，不得不喊出“变革”的呼声，但处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只能从儒家的传统中寻找救治现实的药方。

3.龚自珍的实学思想

龚自珍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不仅以抨击时弊的社会批判家的身份显示出来，而且还作为研讨国计民生实际问题的渊博学者得以发扬光大。龚自珍凭着他厚实的考据功底，本来可以致力于订正经书，但他认为还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魏源曾这样概括龚自珍的学术：



“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崔郭，以朝帝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魏源集》上册，第239页)



龚自珍生活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时，英国、沙俄对我国西北、蒙古、东北虎视眈眈，企图分裂我国领土。龚自珍当时利用他内阁中书职务之便，广泛研究了西北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问题。写成《西域置行省议》一文，分析清代版图的形成过程，肯定了康乾二帝对于西域的贡献，但是自清初以来，西域尚未改省，是行政管理比较松散的藩部。他力主在西域设省，加强对于新疆的管理。具体办法是将中原内地的稠密人口迁徙到新疆，并把边防汉族人也西迁，但他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朝的采纳。

后来左宗棠进兵新疆，李鸿章在光绪朝设新疆为省，证验龚自珍的预见。李鸿章曾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轫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于大设施于今日。”(《黑龙江述略序》)

龚自珍从当代实际出发，决定当代政策的思想，正是他实学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他还研究了蒙古史地，写了《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这是为一部后来并未完成的大型史地著作《蒙古图志》做的准备。龚自珍还有青海史地的论著。

龚自珍对于我国东南沿海也十分重视。他写了《东南罢番舶议》，便是讨论如何对付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活动的问题。他在晚年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论及东南白银“漏于海”的问题，力主严禁西洋商品入口，力劝林则徐从严查禁鸦片。但是龚自珍仍然采取的是一种传统的自我封闭的策略，在世界性统一市场形成的近代，也是无法坚守的。它反映了龚自珍的观点比较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的不是一个时代。

龚自珍为了实现他的经国救民之志，从小在典章制度方面成为一个饱学之士，他涉猎之广，探究之深，议论之大胆，相当惊人。而且，他议论典章制度还与改革当代弊政直接联系起来。他在论及典章制度方面也时常语带锋芒，随处刺戟专制政治。他认为帝王在京城蓄养歌妓舞女，是为了消靡天下士人之志。这是对封建专制帝王险恶用心鞭辟入里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龚自珍面对现实，面对国计民生，对苍生黎民的经济生活十分注意。一生着意研究农田水利建设。他曾经对于南北土壤进行过深入调查研究。对于东南地区的排洪、北方的抗旱都非常重视。并能把向民间学习和向书本学习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当时一般士人难以达到的知识水平。

他曾经倡导北方也种水稻，培植桑树养蚕。为了增加劳动力，他还提倡妇女废除缠足。这些都具有启蒙意义，但他没有深入阐发。

在西方殖民者大量的鸦片贸易中，我国东南沿海人民深受鸦片之苦。道光十六年，龚自珍的朋友、前江苏布政使梁章炬任广西巡抚、陛辞出都，龚自珍为他作序送行，力劝梁章炬杜绝鸦片。两年后，林则徐赴广东主持禁烟事务，龚自珍作序送行，再次提出“鸦片烟则食肤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危害极大。他建议林则徐用绞刑和砍头等办法严厉打击食鸦片，贩鸦片，制鸦片者。并从根本上主张抗击英国侵略者，彻底杜绝鸦片输入。他在给林则徐的信中说：“无武力何以胜也。”“此行宜以重兵自随”，“火器宜讲求”，“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 ( 《全集》第169—170页)

龚自珍虽有满腔爱国之志，救民之心的实学思想，但无奈他处的时代是近代的前夜，他的许多主张与思想都不能在当时付诸实施。客观上只起到呼唤变革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