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日出—轴心时代的华夏文明·生命价值的确认—“至圣”孔子·生命人格与乐感精神

一壮丽的日出—轴心时代的华夏文明·生命价值的确认—“至圣”孔子·生命人格与乐感精神

春秋时期，大国诸侯为了争霸称雄，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不但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生灵涂炭，人的生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正所谓“争野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其惨状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对于这些战争，孟子评价道：“春秋无义战。”(《孟子· 尽心下》)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就自然地萦绕在当时哲学家的心头。

热爱生命

读罢《论语》，我们便深切地体会到孔子以一个圣哲的胸怀表现出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与珍惜。当他从朝廷回来得知马棚失火时，便急忙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论语·乡党》，以下只注篇名)，其对人类生命的关切溢于言表。

孔子像(明人绘)

我们知道，战争是当时人类生命的主要威胁，所以孔子对战争特别谨慎，“子之所慎：斋，战，疾”(《述而》)。当卫灵公问孔子，请教如何排列军阵时，孔子便一口拒绝了他：“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并在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当然，孔子也不是一味地反对所有战争，不然，何以保卫祖国呢? 不过，孔子认为对人民进行长时期的训练以后，才可让他们参加战争：“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否则，“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同上)。让未经训练的人民去作战，势必造成更大的牺牲，所以这等于是糟踏生命。人总是难免一死。如何对待他人的死亡呢?孔子认为，首先应该以悲哀的心情处理丧事：“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其次，对于那些有丧事的人也应给予特殊的尊敬，态度肃然：“见齐衰者，虽狎，必变。……凶服者式之。”(《乡党》)“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述而》)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有丧者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死者生命的惋惜。这就是说，孔子所最慎重的三件事—“斋、战、疾”，无一不与生命息息相关。

重视人格

孔子固然热爱人的自然生命，但他更重视生命的精神价值，并且他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生命的本质：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子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不但保卫人的自然生命的军备可以去掉，而且用来维持人的自然生命的粮食也可以去掉，但“信”是万万去不得的，因为它是生命的精神价值。自古以来人的自然生命难免一死，但作为生命本质的精神价值却是永恒的。正因为这种精神价值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孔子说“民无信不立”。

人的精神价值表现为人格，所以孔子非常强调对人格的尊重。当子夏问他何以为孝，他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总要表现在脸色上。孔子说对父母和颜悦色是件难事，事实上是说真正地尊重父母的人格是件难事。所以，如果仅仅为父母服务，仅仅供应酒食之类，即仅仅维护父母的自然生命，而不尊重父母的人格，那就不算孝了。不但父子之间应如此，而且君臣之间亦应如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这里的“礼”和“忠”，分别是君和臣尊重对方人格的形式。在各种类型的人当中，孔子还特别注重对有身份的人和残疾人人格的尊重：“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子罕》)“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乡党》)强调尊重“冕者”、“冕衣裳者”的人格，是当时等级观念的表现，看来圣智如孔子者也难免受这种陋习的影响;但对“瞽者”人格的尊重，就是一种超阶级的感情了。《卫灵公》篇较详细地记载了孔子对待盲人乐师师冕的细节：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众所周知，在古代，乐师的地位是相当低贱的。孔子对师冕如此无微不至的关心，实属难能可贵。由子张的疑惑可以得知，当时一般人对盲人的人格并不是这样尊重，而孔子能为之，正表现出孔子对超阶级的生命和人格的一种超阶级的尊重。

孔子不仅从自然生命的角度将人和禽兽区别开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 不问马”即其明证，而且还从生命的精神价值的角度将两者区别开来：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人不仅有生存的权利，而且有被尊敬的权利;如果没有后者，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人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因为就连犬马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孔子的人权观。这又一次说明“敬”，即对生命的精神价值和人格尊重的重要性。在这里，虽然孔子是针对父母所发的议论，但由他尊重超阶级的人格的态度来看，也完全适于所有人。正是在这种严于人禽之辨的思想指导下，孔子才发出了“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的感叹。孔子的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孟、荀，而且对后来历代儒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方面，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表现为人格;另一方面，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价值的实现。什么是健全的人格呢? 孔子提出了一整套概念，诸如仁、礼、智、勇、义、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好人、恶人、立人、达人、不忧、不惧等等，多达数十种之多。事实上，这些品格正代表了生命价值的不同侧面。尽管孔子并不主张偏废用以维持自然生命的物质财富，如他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上)并且孔子总是主张以后者为原则，“见利思义”(《宪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而不是以前者为原则：“放于利而行，多怨。”(同上)因此，孔子所真正追求的是生命的精神价值：“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这里的两个“道”字，是生命的终极价值，它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志于道”，即对“道”追求的过程，就是人心对生命真正意义体验的过程。

古昌平乡碑。古昌平为孔子故里。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得到了“道”，即获得了生命的终极价值，他就会达到超然自拔、出神入化的境界。孔子本人大概到了七十岁才达到这种境界。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虽然随心所欲，但仍丝毫不超越规矩。看来在七十岁以后，孔子真正进入了自由王国。在这个国度里，没有世俗的烦恼，没有社会的制约，有的只是无限的精神自由。大概只有在这个国度里才能最充分地体会到生命的真正意义罢!不过，达到这个境界谈何容易!孔子至少经历了“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主要阶段以后，才“会当凌绝顶”。“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小人”由于没有得道，就难免经常局促忧愁，不可自拔;“君子”由于得到了“道”，自然就会胸怀坦荡、潇洒自如。正是因为“道”是生命的终极价值、得到了“道”就体会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或者说攀登上了生命价值的顶峰。所以，一旦得“道”，即使马上死去，也就毫无遗憾了：“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乐感精神

如果一般地讲“志于道”和得到“道”便可体验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恐怕尚嫌抽象。在孔子思想中，这种对生命真正意义的体验，落实在一个“乐”字上。孔子曾经对颜渊之贤大加赞赏，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也大致如此。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又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同上)这就是为后儒所称颂的孔颜乐处。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等境况，对世俗之人来说是苦不堪言的，但孔子及其高足颜渊所追求的是生命的精神价值，而不是物质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感到乐不可支，这不正是对生命真正意义的体验吗? 曾晳在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便“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在此之前，孔子曾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其他言志者或“哂之”，或不屑一顾，为什么独独称赞曾氏呢? 就是因为曾晳把握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试想，暮春时节，穿上新做的春服，伴随着五六个成年人和六七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到清澈的沂河里洗洗澡，再到春意犹存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踏上回家的田间小径，真是美妙无比，其乐何极!这不正是对生命真正意义的体验吗?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对于任何事情，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而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这是就主客体的关系而言的。“知之”，即将客体作为被认知的对象，作为一种知识，这对主体而言，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好之”，虽含有主动的意味，但仍不免将主客体分为两截;只有“乐之”，才将主客体完全融为一体了。孔子将“乐之”作为最高境界，正意味着他将乐感精神作为生命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就是将人生作为艺术。

一方面由于乐感精神是生命过程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乐感精神是由主体自身所体会的、把握的，所以一旦真正掌握了这种乐感精神，人生之乐就会不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哪怕“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或者“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其乐如故。就是说，这种人生之乐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因此在孔子看来，人生之乐是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感叹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人的修养是为了自己真正得到只能由个人体会的人生之乐，并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其实，那些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人，也不会真正得到人生之乐。从这一角度看，人生之乐表现为出世倾向。所以积极救世的孔子难免时常流露出一些出世倾向。上文“吾与点也”就是这种倾向的流露。孔子曾经对其高足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甚至孔子曾经表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这就是说，孔子是一个同时兼有入世、出世两种相反倾向的哲学家—从对社会的责任心来看，他是入世的;从对生命本质的理解看，他是出世的。这看起来矛盾，其实不难理解。孔子不但自己如此，而且十分赞赏这种类型的人，称之为“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