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社会功能·大一统的精神支柱·天下一家

儒学文化的社会功能·大一统的精神支柱·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一语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意思为从家的关系来认识和统一天下的秩序。此之谓家天下。这应该说就是儒家的主张，齐家而后可治国，治国而后可平天下。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先秦并未被各国统治者采纳。但在汉初，它却适应了统治阶级建立思想大一统局面的要求，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精神支柱。

在先秦思想界，除了儒家之外，还活跃着墨家、法家、道家等思想流派。老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小国寡民”。但老子这一政治主张似乎与他的关于“道”的思想有出入。因为道是万物的始基，所以道便是万物的统一性的根基。这是思想、文化大一统的一元论的形上基础。道家之外，墨家、法家都坚持着大一统的思想立场。

墨家大一统观念

如墨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上同天子”：“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茲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是其义，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墨子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是以天子为权力中心为其特征的。但墨子的大一统的思想已完全彻底地冲破了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而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他坚决地主张用人要“不党父兄，不偏贵富”(《尚贤中》)，要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才能贤德就要举而上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而对那些身居要位而无德无才的人则应“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墨子的这种“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用人思想，在一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先秦社会是根本不可能付诸实际的，可见，墨子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带有很浓重的空想色彩。

法家大一统尝试

与墨子的大一统思想相比，法家的大一统思想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法家渊源很早，可以说子产、管仲等就是最早的法家，但从商鞅、申不害以上，都是实际的政治家，很少有理论上的建树，慎到才是最早讲理论的法家，但他还不是纯粹的法家。给法家思想提供理论基础只有战国末期的韩非。然而主张大一统应该说是法家的基本精神之一。法家从李悝到韩非，正当战国时代，也是从奴隶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时代。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发展地主阶级经济，抑制奴隶主贵族的经济、政治特权，同时要求国家的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政权。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国力强盛”。变法使秦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秦始皇进一步运用法家的思想，适应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历史局面，统一了中国。战国争雄，历二百余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海内终归统一。这应该说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无可否认，这种大一统的历史现实性从理论上来说是法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具体落实。

秦始皇在位十二年，促成了许多有利于统一事业的措施。在思想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利用法家学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下令禁止“私学”，取缔“党与”，“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它反映了以秦始皇为首的秦王朝已把法家学说定于一尊。在政治上，秦王朝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塗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种历史状况显然不利大一统的历史趋势。秦统一列国后，竭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策，并统一了度、量、衡制度，以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确保秦王朝传之万世。

秦始皇把秦国的法令推行天下，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符合民众的需要。关于此，贾谊曾在其《过秦论》中作过充分的肯定。他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 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不幸，秦王朝的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史家们都说秦始皇横征暴敛，咎由自取。不可否认，秦始皇筑长城、修骊山墓、建阿房宫，吸尽民膏民脂，逼民造反，从而点火自焚。用贾谊的话说，就是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其“不施仁义”。贾谊等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秦王朝不施仁义在理论上可以上溯到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等思想。法家的这些思想只有利于最高的统治者而极大地损害甚至剥夺了广大民众的基本的生存权利。而且这些思想主张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社会上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着的宗法血缘性的文化系统相对峙的。所以法家对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这种分析并未深入地揭示出问题的实质。而且秦王朝虽然灭亡，但大一统的局面仍然在历史上延续了下来，形式虽时有变化，然大一统的本质却依旧。

秦王朝利用法家思想创立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所以法家思想在促使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的创业之功不可没。但统一的意义不可仅仅局限于文字、交通、度量衡、法制、政体等层面。它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必须确立一个能够同时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的大一统的精神支柱。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文化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部分则是制约、规范人们行为系统的观念模式，尤其是价值系统的建构。秦王朝运用法家思想在文字、交通、政体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只落实在支持大一统的行为系统层面，而还未真正涉及到制约、规范人们行为系统的观念模式或价值系统这一文化的内核。从表面上看，似乎法家思想是秦王朝实行大一统政治局面的精神支柱。但法家思想，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看，它只能具体地落实到政治的操作方法论的事实范围之内，充其量它也只能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制度层面的理论说明。秦王朝把带有浓重的政治工具色彩的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大法，显然在政治上是短视的。但在当时，这却是不可避免的。秦王朝陶醉在法家理论给它们带来的大一统的巨大的胜利之中。在先秦各家大一统的思想系统中，也只有法家的大一统思想才使中国实际地走向了历史的大一统。

儒家大一统精神支柱

汉王朝吸取了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所以在汉初至景帝的约七十年的统治中，一贯地采用道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注意与民休息，不多加干涉。这对于医治由于秦王朝过激地推行法家思想而遗留下来的社会弊病是很有必要的。但道家的“无为无不为”的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为政之方虽然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然而它毕竟不利于加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大一统的社会基础。对于由于实施道家思想而出现的危及大一统的弊病，董仲舒在其名为《天人三策》的第三策末尾曾有描述。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吴楚七国之乱也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这说明道家思想也不能充任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精神支柱。

汉景帝削弱了吴楚七国之乱，又削弱了地方诸侯王的割据力量。以后又有计划地寻找一些借口取消了诸侯王的继承权。由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另外，由于汉朝历经了高、惠、文、景四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北方匈奴贵族的掠夺采取退让容忍的政策，国家在行政开支、皇帝宫廷、陵墓的建筑等方面力求节俭，使得汉武帝时代国库充盈、钱索朽烂，太仓的粮食积累多年，有的已陈腐不能食用。盐铁官营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经济的繁荣有助于政治大一统的巩固。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急需得到思想文化上的统一的支持。西汉统治者经历了七十年的艰苦探索，最终找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神学体系作为巩固中央集权的思想工具。

董仲舒站在儒学的基本立场上，要求将儒学定于一尊，以作为政治大一统的精神支柱。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家学说的地位被抬到了高于其它一切思想系统的地位，而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也从平民思想家而一跃成为了“帝王师”，成为了圣人。孔子的言行则成了衡量、评判是非善恶的唯一的绝对标准。

但儒学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是以法家思想为基础而实现的中国大一统的局面为其事实的前提的。因为秦王朝以后历代绵延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主要的是法家思想的历史果实。秦王朝的灭亡并没有结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它只是提醒了以后历代的统治者，法家思想作为一种极有操作性的政治理论只可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工具，而决不能成为大一统的精神支柱。于是在秦王朝以后，法家思想便从政治的前台退出。但法家思想从未完全地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术，它始终顽强地活跃在中国的思想历史中。所不同的是，在它的“严刑峻法”的外貌上装饰了一幅儒家温文尔雅的政治外表。

而且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也已大大地不同于先秦时代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体系。它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并吸收利用了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系统中的某些思想成分而形成的、带有神秘的天人感应形式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儒学的神学化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因为它极其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董仲舒在政治思想上以儒家的仁义德治为主，同时吸收法家刑名思想，这一基本立场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较之先秦的儒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易为统治者采纳。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为汉初统治者所利用，这标志着儒学已成为了中国大一统文化的精神支柱。

儒学所以能成为中国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是与它所固有的思想理论的特性分不开的。儒学的基本教义是三纲五常，它易于为统治者、士大夫接受。但儒学又倡导“爱人”，要求统治者不要与民争利，这又容易为一般的民众所接受。而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很巧妙地将外在的带有强制性的等级秩序、礼仪纲常内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从而使有益大一统的行为系统自觉地受制于价值系统。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虽具有分裂的倾向，但那毕竟是短暂的，而大一统的局面却始终保留着，这不能不归功于作为大一统的精神支柱的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