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者，可置以为政

无私者，可置以为政

1．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

“欲为天下，必重其国家；欲为其国者，必重其民；欲为民者，必重其力。”（《权修》，第16页）民力是多方面的，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民力，民力主要是德力、体力、智力与能力。而德的要求主要是公，“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牧民》，第3页）。“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小匡》，第193页）无私而有才的人，可以使之为政，无私才能公正，公正才能容众，容众方可形成力量。

古人把无私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是很有道理的。管子说：“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雍蔽失正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明法解》，第531页）“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谓之国无人。”（《明法解》，第535页）

如何做到公正无私，“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 “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过而后废之”（《明法解》，第536页）。“毋以私好恶而害公，察民所恶，自以为戒”（《桓公问》，第452页）。去私而立公，好民之所好，利民之所利。我们要像天地日月一样，公正无私。“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复；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戴；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形势解》，第493页）那些假公济私，弄权谋私，贪天公为己有，也就是“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国家），以广其居，聚徒威（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这些人“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卖官）……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法禁》，第130页）。

2．授有德，则国安

“授有德，则国安。”（《牧民》，第2页）国之良才，公正无私是基本条件，此外还要有能、有智、有谋、有勇，“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君臣上》，第256页）。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在）乎任贤。”（《版法》，第522页）从长远战略看，在于用贤，郑子产也指出：“德者，国之基也。”“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问》，第231页）

每个时代，人才虽多，但必须善于识才、举才、育才、用才。齐桓公提出“三选”人才，要求从基层选拔人才。“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书面报告功劳），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小匡》，第194页）

管子指出：“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而且还要“匡君之过，救主之失，明礼义以道（导）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明法解》，第535～536页）

用人以德才为主，必须看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管子主张：“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法禁》，第130页）《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王有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法禁》，第130页）不仅要起用本地本国人才，也要引进外地外国人才。管仲提出：“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齐语》）

3.“三审”“四慎”的用人原则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而未明于朝者（没有成绩），则不可以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簿而位尊者谓之失，宁可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小人作威）。”（《立政》，第25至26页）

所谓三审，一是根据德才实绩选用人才，德不显而绩不著的不能贸然升用；二是德才与职位相当，量德才而授合适职位；三是用人不当，奸邪繁生，贤人去而奸人进，损害事业与民众利益。

“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同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没有威信），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不重视生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农业），务地利，重（慎重）赋敛，则民怀其产。”（《立政》，第26页）

用人问题，涉及国家安危治乱，历代统治者都慎重对待，因为“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乘马》，第39页）, “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立政》，第27页）。推荐人才不越级，用人尽量不兼职。

管子还提出如何识才的问题，“人情不二（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不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可得而官也”（《权修》，第17页）。

4．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

管子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大量人才，他说：“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牧民》，第3页）他说：“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几（机）而不密，殆。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法法》，第142页）他号召各级官吏向上级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政绩之一，同时向外广泛招纳人才，不怕人多，只怕人才不来。管子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形势解》，第493页）“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莅民如父母，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重言吾亲民，而民亲矣……天之裁（材）大，故能兼复万物；地之裁大，而能兼戴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信赖）。”（《形势》，第491至492页）用人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伺上》，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