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不仅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还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家，二十多岁即为博士，一年中官至太中大夫，文帝惊其才，拟授以公卿之位，后因见嫉权臣，被贬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才得入京面君。当时，文帝刚主持过祭礼，有感于心，所以在未央宫前殿的宣室，与他谈开了鬼神之事，并多有咨询。贾谊对此一一作答，使文帝不觉中移膝倾听，并感叹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贾谊列传》)。李商隐此诗写的正是这件事，只是他不象一般文士常会做的那样，以赞颂或企羡的口吻报写君臣的遇合，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此事作别具深意的阐发，从而使诗歌有了一种独特的内涵。
诗歌一开始直写文帝夜召贾谊事，“求贤”、“访逐臣”两词写出文帝的求贤心切，而逐臣的“才调无伦”是其所以要深夜相召的原因。如前所说，贾谊年少才高，然他因才高而达，也因才高而穷，被贬长沙便是证明，现在文帝深夜相召，莫不是有独排众议，重新起用逐臣的打算?读这两句，人们不免对此有所期待。然而，这正是作者高明之处：先蓄足声势再行折转，为突出后两句作铺垫。因为事实是文帝宣室夜召逐臣，并不为听取如何治国安民的大计，他感兴趣的只是鬼神之事。由此，这种求贤心切，适足证明其政治上的昏愦慵弱;其对逐臣有所咨询，适足成为对逐臣的愚弄和侮辱。试想，贾谊年少得志，自视甚高，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现在文帝不问他治国安民之策，反向他讨教鬼神之事，岂不是将他与巫祝同列，难道还有哪一种怀才不遇比这种抱负遭人冷落，才具被人荒唐的估量更令人痛切、丧气呢?贾生才高被贬的坎坷遭遇曾激起历代人的同情，他们感念其空抱经国之才，痛惜其不幸的结局，然而视线总跳不出一己穷通荣辱的圈子。作者此诗表明：个人的穷通与是否被识赏，当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否被采纳，政治才能是否得到发挥为标准，这一隐含在诗歌深层的见解不能不说高人一筹。
这里还必须指出，作者此一番议论并不是针对文帝而发的，因为文帝刚行过祭礼，由此而感鬼神之事，问及贾谊，算不得耽溺鬼神，更不能由此断言他不以天下苍生为念，更何况历史上的文帝是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他继承高祖打下的基业，有鉴于天下初定人心思安的情势，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使天下大治，“文景之治”为历代史家所称道。这一点作者并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写，原是为托古讽今，借前朝旧事寓现实感慨。作者是晚唐诗人，晚唐不少皇帝多有因崇佛媚道，服药求仙而荒废政事者，他们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才是他所要真正讽刺的对象。
寓意深刻是本诗的最大特点，作者于此可谓颇费斟酌，他没有去追求诗歌前后两部分内容转换的突兀，而只用了“可怜”和“虚”两词轻轻拨转。“可怜”即可惜之意，虽不及“可恨”、“可悲”等词来得强烈，但却更能让人体味作者情感的冷峻。“虚”即空自之谓，也是淡淡地置一词，却将文帝“夜半前席”的求贤之举一下子推倒，读者的心理震撼也因此达到高潮。应该说，象本诗这样，以寻常字传达深切的主观情感，且传达得如此委婉，不露圭角，在历代咏史诗中是不多见的。北宋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同题诗：“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取意与李诗相反，见解也颇独特，然而就艺术表现而言，其一任议论肆行，坦直发露，与李诗寓意深刻而形象生动，虽辞锋犀利而抑扬有致，相比显然有上下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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