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两晋诗歌·陶潜·咏荆轲》鉴赏
陶潜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是陶潜晚年的作品，大约作于晋亡之后，有人估计在公元四二○年之稍后。清人邱嘉穗曾经指出：“咏荆轲刺秦，所以自伤其不得讨刘裕(宋武帝)篡弑之罪也。”
刘裕是用凶残狠毒之手段取代东晋的。据史记载：公元四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在刘裕的压力下，“欣然操笔”书写了禅位诏。刘裕登上帝位后，废德文为“零陵王”，派兵防卫。不久，派手下张伟持毒酒酖零陵王，结果张伟自饮而死。次年九月，裕又派兵人“进药(毒)于王，王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杀之”。后世史家曾为此事慨叹曰：“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
这是一篇对战国齐人(祖籍)荆轲为燕国太子丹行刺秦王，抗击强暴而英勇赴义精神，进行歌颂的咏史诗。
荆轲，卫国侠义之士，其先为齐人。徙卫后，卫人谓之“庆卿”，后去了燕国，燕人又谓之“荆卿”。为太子丹去秦国行刺秦王，因剑术未精，不果，被杀于咸阳宫(《史记·刺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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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五古篇幅不短，共三十句，大体有五段：
一、燕太子得荆轲(头四句);
二、荆轲离开燕京(接下六句);
三、饮饯情景(“饮饯“下十句);
四、入秦行刺(“登车”下六句);
五、议论抒慨(诗末四句)。
第一段：燕丹得荆卿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这四句着重对荆轲其人的评价：称轲为“卿”、“百夫良”等。“卿”，此指时人尊重的称号。百夫良，一人可抵一百的良士，即俊杰，此指勇士。这是说，燕国太子丹，为了洗雪自己被质于秦国时所受到秦王无礼待遇的耻恨，到处招揽俊杰之士，直至年尾时，才找到勇士荆轲。
这是太子丹要行刺秦王的一个动机，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秦兵东犯，韩、赵已亡，弱小燕国岌岌可危，迫切需要自保，故有此举。
第二段：荆轲离别燕京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前二句，化用《史记》记述晋人义士豫让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表达了荆轲同太子丹关系之密切，以及荆轲离开燕国京城时的心境。
后四句，实写送行场景和气氛、情绪。据《史记》记述，此次送行场景异常慷慨激烈。你看，太子同宾客知其事者，均穿戴白衣白帽来相送。而诗人在此索性将马儿也着上了白色(即“素骥”)，又写马鸣声，特别是把“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之意，移用于诗，并以《
庄子·盗跖》中子路“危冠”(旧注云：“子路好勇，冠似雄鸡形”)之事，铸而成诗语。这样，就把当时送行的慷慨悲壮气氛，以及行者与送者的义愤和锐气，渲染得十分浓烈。
第三段：专写饮饯情景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易水，今河北境内之河，源出于易县。渐离击筑，渐离，即高渐离，乃荆轲之好友，善于击筑，当荆轲人秦时，他击筑相送，士皆涕润。“筑”，是一种与筝相似的乐器，十三弦，颈细而曲。左手按住弦之一端，而右手执一竹尺击弦发音，谓之“击筑”。宋意，乃燕国勇士，性喜歌唱。
这一大段均写饯别场面。在上段写了送别气氛之基础上，进一步作了正面的铺叙：诗篇有意将易水的澹澹寒波和原野的萧萧哀风，同饮宴上的悲沧商音、慷慨羽奏(五音之一，其音激昂)相互配合，彼此烘托，把一个饯别的激昂悲壮氛围营造得极浓极浓。陶潜这样写，既是他自己的诗语，又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并注重于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致刻划。它把《史记》中的记事和著名的《易水歌》大体意思，均体现于诗行之中。最后二句，既是第三段的结束，也是对此行结局的预测：大家(包括壮士自己)知道，此去难有返回，但愿留名于后世。这就是“心知”的具体含义。
第四段：入秦行刺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究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首句“登车何时顾”?写出荆轲勇往直前的气慨，诗人用反诘语气，更增强了绝无反顾决心的语势。用“飞盖”形容神速的行车，也从侧面烘托了“车中人”勇于赴义的急切心情。飞盖，形容奔驰如飞的车子;盖，即车之顶盖，古时车上用以遮阳挡水的圆伞，此为借代用法。下边接着二句，是补叙上二句之意的，是用诗的语言概述自燕入秦行程之遥，同时也表明壮士行刺的最大决心和壮烈情怀。最后二句，把荆轲献图追刺秦王的壮烈、惊险场面作了最精到的描述。豪主，即秦王。结尾怔营二字，把秦王那种惊恐狼狈情状毕现了出来，真是“暴秦夺魄，懦夫增气”(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事虽未成，却为人们吐气。
第五段：议论抒慨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这是全诗末段的四句，是“荆轲刺秦王”故事的“结束语”。前二句是鲁勾践叹语的化用。据《史记》载，鲁勾践听到“荆轲刺王”不遂之事，曾经说过：“嗟乎，惜哉其不讲(不论习也)于刺剑之术也!”指出此次失败，乃壮士剑术不精良所致，似点到了要害。后二句，表露人们(当然也包括诗人)的深沉痛惜和抒发不尽的敬意。这就是诗尾所言的“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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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以史书记载为依据的咏史诗。陶潜此诗的高妙之处在于，它不是复制原有的记载，也不是客观地重复史实，而是经过惨淡经营，经过了剪裁、提炼、生发和想象，进行了再创造，使原有故事中的抗暴精神更加突出，人物的精神世界作了更深入的发掘，加上对环境氛围等描绘，都同诗歌的题旨相合拍、相促进。诗篇虽然略去了故事的许多情节，但艺术感染力仍然很强、很吸引人。因此，它能同《史记·荆轲传》一样地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受人喜爱，传之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