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魏晋南北朝文·诸葛亮·前出师表》鉴赏

古文观止·魏晋南北朝文·诸葛亮·前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①，今天下三分，益州^②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③，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④，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⑤。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⑥，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⑦，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⑧。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⑩，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⑫!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⑬。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⑭。今南方已定^⑮，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⑯，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⑰ ，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注〕① 先帝： 蜀汉先主刘备。备于吴蜀夷陵之战大败后的次年章武三年(223)病死，年六十三岁。旧时称皇帝之死为“崩”或“殂”(cú)、“殂落”。② 益州： 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此指蜀汉疆域，相当于今四川、云南和贵州一部分。③ 引喻： 称引和比喻。失义： 失却义理。此指说话不合道理。④ 宫中府中： 后主建兴元年(223)命诸葛亮开府治事(《华阳国志》定为建兴二年事)，自辟僚属。宫中，指侍奉皇帝的官员。府中，指丞相府的属官。⑤ 陟(zhì 至)： 升官。臧： 善。否(pǐ 匹)： 恶。异同： 偏义复词，侧重于“异”。⑥ “侍中”句： 侍中、侍郎，皆为皇帝的侍从官。郭攸之，字演长，南阳(今属河南)人，当时任侍中。附见于《三国志·蜀志·董允传》。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谓郭“以器业知名于时”。费祎(yī 衣)，字文伟，江夏��(méng 萌，故城在今河南罗山县西)人，当时任侍中。《蜀志》有传。董允： 字休昭，南郡枝江(今属湖北)人，当时任黄门侍郎。《蜀志》有传。⑦ 向宠： 襄阳宜城(今属湖北)人。刘备时为牙门将。夷陵之战失败，唯向宠所部独无损失，故刘备称之曰“能”。《蜀志》有传，附《向朗传》后。淑均： 良善公正。⑧ 督： 中部督，掌管禁卫军。⑨ 桓： 后汉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灵： 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桓帝先信任外戚梁冀，后又宠信宦官，下诏逮捕反对宦官的李膺等二百余人，兴起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宦官继续专政，党锢之祸复起，朝政腐败，导致黄巾大起义。⑩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 侍中，指郭攸之、费祎。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官员，指陈震。震字孝起，南阳人，建兴三年拜尚书。《蜀志》有传。长史，主管丞相府文书簿籍的属官，指张裔。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此时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蜀志》有传。参军，丞相府属官，指蒋琬。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属湖南)人，建兴元年迁参军，此时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蜀志》有传。⑪ 布衣： 平民。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之隆中亲自耕种以待时，襄阳时属南阳郡。⑫ “后值倾覆”四句： 倾覆，指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在当阳长坂被曹操击溃，逃奔夏口(今湖北武汉)。后派诸葛亮赴东吴与孙权约，共御曹操，败操于赤壁。自“倾覆”至此上表之建兴五年整二十年;从建安十二年三顾草庐算起，为二十一年。⑬ “临崩”句： 章武三年春，刘备于永安(白帝城，今四川奉节)病危，召诸葛亮于成都，托以后事。⑭ 泸： 泸水，今金沙江。不毛： 未经开发的地方。“毛”指五谷及其他农作物。南方酷热，五月渡泸，极言其艰苦。⑮ 南方已定： 蜀后主建兴元年，云南地区越巂郡高定元、益州郡雍闿(后为孟获)、牂柯郡朱褒等发动变乱，诸葛亮以新遭先主之丧，未便用兵。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⑯ 中原： 指曹魏。⑰ 先帝遗诏：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付后主，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语。

诸葛亮并不是一个文学家，而所著《出师表》却成为千古传诵的文学名篇。诚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所说： “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见《乐全先生文集叙》)一篇不到八百字的短文，看似平实无奇，竟受到后人如此高度的赞扬，其原因何在呢?

无庸讳言，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看重《出师表》，自有其政治标准。他们往往着眼于文中表露的忠君思想，予以突出的鼓吹，藉以树立他们心目中的道德人伦的规范，是我们所不取的。但撇开这一层，我们仍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耐人咀嚼的好文章，有其自身不可磨灭的价值。它的特点可以用“理周情切，志尽文畅”八个字加以概括。

所谓理周，并非指文中讲了许多道理，而是说文章的立论很切合实际，针对性强，一字一句都落到实处，不作空泛之议，因而所讲的道理就显得有说服力，逻辑谨严，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优良文风。

此文写于后主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师北伐中原之际，而作者却把笔墨集中在修明内政这一点上。前半对后主进谏，直接谈朝政问题，后半自己述志，亦是落脚到劝刘禅“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上来。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北伐曹魏、统一天下，是蜀汉建国以来的既定方针，而为了争取北伐的胜利，事前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都是本已明了的事，不必赘言。诸葛亮放心不下的，是他率领大军出征后的国内政治。他考虑到，只有把内部政局稳定下来，才能有巩固的后方，也才能为前线军事斗争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临行前呈上的《出师表》里，反复叮咛修明内政，而无一字涉及军事方略的缘故。于此亦可见出文章的有为而发，不尚空言。

再来看修明内政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一问题的提出，离不开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文章开宗明义指出： 蜀汉先帝刘备开创的事业并未成就，天下仍处在分裂割据之中，而蜀国自身由于连年战争，国力疲弊，确实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起，起得突兀有力，好比在人背上猛击一掌，令人警醒，从而正视眼前的危机。这样，修明内政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那么，情况是否一团乌糟呢?也不然。文章在“然”字下笔锋一转，列举“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说明文臣武将都还追念先帝的恩遇，忠心耿耿地为国效力，上下协同，人心可用，这是蜀国当前拥有的最大的资本，也是修明内政的可行性所在。有了必要，又有了可能，改良政事势在必行;而根据蜀国物力贫乏、士气有余的特点，这一努力自宜着眼于进一步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文章接下来用正反对举的形式提出劝谏时，便把注意力放到“恢宏志士之气”、开通“忠谏之路”上面来，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开首这一节话语不多，而能从大形势的分析导引出修明内政的要求，真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

至于修明内政的具体措施，作者也说得很实在。一是内廷(宫中)与外廷(府中)须一视同仁，不能刑赏偏私、内外异法。史称刘禅嬖昵小人，听用宦官，可见诸葛亮的这一劝谏并非无的放矢。二是推举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贤臣主持朝中政事，又荐任将军向宠掌管卫戍营队，后方的军、政大权交付在可靠的人手里，国事就不致发生紊乱。三是以先前汉的兴隆与后来汉的倾败为鉴戒，规劝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信用眼下任职的一批贞良死节之士，才有可能实现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大计。几点建议都很具体着实，可以施行，而且围绕着一个中心，便是“亲贤臣，远小人”，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关于修明内政、恢宏士气的主张，亦且切中后主刘禅自身的弱点，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性。这些都显示了文章议事落到实处而产生的巨大逻辑力量，确实当得起苏轼所谓“开物成务”、“综练名实”的赞誉。

把道理说透，是一篇议论文的基本要求，但光能以理喻人，不能以情动人，仍不算上乘文字。诸葛亮早岁得到刘备知遇，后又受命托孤，辅佐刘禅，他同蜀汉两代君主之间的情谊非比一般，因而在远行告别时的进言中，自然饱和着感情色彩，读来特别感人。

文章的感情因素，较多地集中在后半部分，即作者述志之中。自“臣本布衣”以下，诸葛亮对个人一生的行事，作了简略的回顾。三顾茅庐，临危受命，突出刘备对自己的殊识;而平定南方，北伐中原，则表明自己对蜀汉政权的尽忠。这些情事的叙述，由于一一发自肺腑，尽管只是平平实实道来，自有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而反思创业之艰难，继成之不易，重提兴复之大业，君臣之职分，除了表白自己竭诚图报的心意外，同时也起着激励后主为光大先帝遗业而勤心国事的作用。本文这种披肝沥胆、痛切陈情的作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屈原所写的《离骚》，尽管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差别悬殊。清人丘维屏以“明白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来评说本文，是切中肯綮的。

当然，感情的表露并不局限于文章的后半部分。如一开头两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就有“百感交集”之慨。全文凡十三处提到“先帝”，时时不忘先帝的遗业、遗德、遗言、遗诏，足见情深志笃。而反复使用“宜”、“不宜”、“诚宜”字样，亦显示出叮咛周至、不厌其烦的心意。清浦起龙说： “伊尹频称先王，武乡频引先帝，其圣贤气象兼骨肉恩情，似老家人出外，丁宁幼主人，言言声泪兼并。”(《古文眉诠》卷三十七)确能捕捉住文章的神气。

说理与陈情的完美结合，理周而又情切，便产生了本文在表情达意上的能尽、能畅的功能，形成质朴无华、明白透彻的语言风格。《文心雕龙·章表》篇在列举章表这类文体的典范作品时，曾以“志尽文畅”四个字来形容本文的特点，并以之与孔融《荐祢衡表》的“气扬采飞”相对照，认为它们“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可见在章表这类文体中，《出师表》属于质直明畅而较少修饰的一路，诵读全文当可自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章绝无文采。由于语言自然气势的作用，文中出现了不少排偶句，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等，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至于一些词语的组合，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陟罚臧否”、“作奸犯科”、“裨补阙漏”、“斟酌损益”等，也往往能在简练的形式中得到鲜明、生动的表达效果，有的还流衍为成语、格言。但这类藻采主要来自自然语势，而非出于人工矫饰，所以并不给人以工巧琢炼或矜才使气的感觉，也并不损害文章质直明畅的整体风格。看来，苏轼所说的“简而尽，直而不肆”是能够把握住分寸的。

政治家的文章需要有政治家的风度，以今天的眼光来品味诸葛亮的《出师表》，似乎可以着重从这个角度加以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