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送张叔夏西游序》鉴赏

古文·送张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

玉田张叔夏与余初相逢钱塘⁽¹⁾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²⁾ 之衣，乘纤离⁽³⁾ 之马。于是，风神散朗⁽⁴⁾，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⁵⁾也。垂及强仕⁽⁶⁾，丧其行资⁽⁷⁾，则既牢落偃蹇⁽⁸⁾。尝以艺北游，不遇⁽⁹⁾，失意，亟亟⁽¹⁰⁾。南归，愈不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¹¹⁾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于是，余周流授徒，适与相值，问叔夏： “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叔夏曰：“不然。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 依所知，知者死。虽少有遇，而无以宁吾居。吾不得已违⁽¹²⁾之。吾岂乐为此哉!”语竟，意色不能无阻然⁽¹³⁾。少焉，饮酣气张，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¹⁴⁾，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¹⁵⁾，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盖钱塘故多大人长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钟鸣鼎食⁽¹⁶⁾，江湖高才，词客姜夔尧章、孙季蕃花翁⁽¹⁷⁾之徒，往往出入，馆谷其门⁽¹⁸⁾。千金之装，列驷⁽¹⁹⁾之聘，谈笑得之，不以为异。迨其途穷境变，则亦以望于他人而不知正复尧章、花翁尚存，今谁知之?而谁暇能念之者?嗟乎! 士固复有家世材华如叔夏，而穷甚于此者乎?六月初吉⁽²⁰⁾，轻行过门⁽²¹⁾云：“将改游吴公子季札、春申君⁽²²⁾之乡，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²³⁾其辞以为别。

〔注释〕(1)钱塘： 今杭州市。(2)阿： 细缯。锡： 细布。(3)纤离： 古代北方国名，产良马。(4)风神： 风采神志。散朗： 潇洒明快。(5)承平： 太平盛世。故家： 旧家族。不翅： 不亚于。(6)垂及： 将要到。强仕： 指四十岁。(7)行资： 路费。(8)牢落： 无所寄托。偃蹇： 困顿失意。(9)不遇： 没有遇到被提拔的机会。(10)亟亟：赶快。(11)山阴：在会稽山之北。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天台： 今浙江省天台县。(12)违： 离开。(13)阻然： 沮丧的样子。(14)噫呜： 叹伤的样子。宛抑：郁结。(15)亵： 亵渎，轻慢。企： 企及。(16)钟鸣鼎食： 指贵族生活。(17)姜夔： 南宋词人。孙季蕃： 孙惟信，词人。(18)馆： 住宿。谷：饮食。(19)列驷： 车马众多。(20)初吉： 指初一。(21)轻行： 轻装而行。过门： 到家门来拜访。(22)季札： 春秋时吴国公子。春申：战国时楚国贵族。(23)次第： 次序。

〔鉴赏〕戴表元性好山水，文好乐府，“每杖策东游西眺，不十里近，才数百步，不求劳甚，意倦辄止，忘怀委分” ：他备赏乐府“陈礼义而不烦，舒性情而不乱” (《戴剡源先生自序》) ，诗人于时事“有所愤切，有所好悦，有所感叹，有所讽刺，一系之于此”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九)。所以，戴表元的文章虽以唐宋大家为矩式，“矫讹翻浅，宗旨道原” ，但在表达怀念故国和民生凋敝的感慨时，重性情，讲隐晦，笔法委婉。读其文章，给人以一种“清而不露，如青峦出云，姿态横逸，而连篇不断，如通川萦纡，十步九折” (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的韵味。戴表元虽也受时代的限制和元初统治者的文威，不能在文章中直抒胸臆，但能秉山水性情系乐府精神于文章之中，因此他的文章隐而不晦，将意念藏于性情之中，形成自己的“清深雅洁”的风格。《送张叔夏西游序》很能代表戴表元的文章风格。古人有“赠人以言”的风尚，在唐代此风兴盛，凡友辈有不平常的出游、出仕或关系人生命运的举止时，知交者常以“赠序”劝勉、赞赏、忠诫其人其行，也不乏生发人生道理和治学之道的好文章。《送张叔夏西游序》不是一般的赠序，全文没有褒奖之类的语言，有的是“莫衷一是”的深沉的感慨和郁结日久的愤切，在娓娓描述之中深藏着作者的故国之思和对时政的不满。《送张叔夏西游序》在艺术构思上把表达的重点体现在作者对某种事物的感情反应上，以情动人，从而启迪人们对某种事物所包含的意念进行反馈深思。所以，短短的一篇文章，也能叫人抚卷叹息，引起某种共鸣。作者在文章中写了与友人张叔夏(炎)的三次相见： “初相逢钱塘西湖上” ，那时的张叔夏是个风度翩翩的贵家之子; 第二次，至少是在张叔夏“家钱塘十年”之后，作者“周流授徒”刚好与家道衰落、“失意” “不遇”的张叔夏相遇，令人感慨万分; 不久，在六月初吉(初一)张叔夏“轻行过门” ，“将改游吴公子季札、春申君之乡，而求其人焉” ，作者赠序以别。作者首先把全文构造成一种叙述性的结构，这样就可以对张叔夏其人其事进行形象的描述，而避免由此触发直接的议论阐述。因为张叔夏的颠沛身世正是由宋入元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缩影，戴表元不愿也不敢明目张胆表示自己的思想观点，在形象的描述中流露的不过是“莫衷一是”的感慨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作者描述的手法简约有度，曲折有序，渗透着情感，笔触很动人。作者描述十年前的张叔夏“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突出他的富贵和“风神散朗”的风度神采，甚至比“故家” (世家大族) “贵游” (无官职的贵族子弟)少年还要过分。待到张叔夏“强仕”之年，也就是四十岁的时候，家道破落，碌碌无为，作者只用了“牢落偃蹇”四个字就极其概括地用同情的笔触描述了张叔夏的孤寂和窘困。“强仕”之年的张叔夏精力充沛、气力强盛，是不甘寂寞的，于是就有北游、东游之举，作者非常简略地把张叔夏十年间的奔波轻轻带过，仅点明其辛苦遭逢的结果是“不遇”与“少遇” ，然后用较多的笔墨来刻画其失意后的情态，具体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苦闷心情。作者用“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发问，这是明知故问，在语势上提顿一下，也是前文所说的让“青峦出云，姿态横逸”，委婉曲折地使一个失意文人的“声音笑貌”显现出来。张叔夏以不得已的心情诉述了自己出游的苦衷，“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即使偶尔有相知相遇者，也没有能力为他安排一个安宁的栖居之处。听来令人伤感，这难道仅仅是张叔夏的个人际遇吗?作者也不必来道破个中原因。张叔夏惋伤的表现不是叹息、沮丧，却是“饮酣气张” ，歌唱起自己所作的乐府词来，音调“噫呜宛抑” ，声情“流丽清畅” ，在醉歌之中如此情趣高洁、气度不凡，教人不可轻慢，使听之者也“忘去穷达得丧所在”。张叔夏在“途穷境变”之后的心理变态，正被作者用白描的形象渲染出来，感情的基调虽是伤感的，但不低沉，文章的动人力量也主要体现在这里。最后，张叔夏在历经坎坷之后又要西游，作者莫置可否地只能答以“唯，唯”。作者、张叔夏和读者的感受，同样是惘然的。文章给人这样的感觉，是作者在元初特定环境下的艺术构思的结果。前人说戴表元写文章，“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元史》本传)，是指他善于在文章中藏匿思想的技巧。所以，他把文章构造成叙事结构，在对张叔夏其人其事的“摹画”之中，能把自己的思想藏匿得不露痕迹。戴表元这种写法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是形象包含思想。张叔夏这个形象是生活本身给予的，但在文章中通过作者的观察、思维，然后用文学语言表现出来，其中就一定包含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作者偏重于表现思想，文章就得以论辩喻人; 如果偏重于表现感情，文章必须以情动人，从而把作者对事物的看法藏于情感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即使是一时的“惘然” ，艺术的直觉也会帮助读者认识包含在形象之中的思想。这是艺术的认识规律。戴表元写文章虽然讲隐晦，但其文章的总的风格是清新、深邃、典雅、高洁的，因此，《送张叔夏西游序》读来晓畅，毫无晦涩艰深的矫揉文辞，从思想的表达来说，是隐而不晦的，我们只要推敲一番，还是能洞悉其对事物的看法和思想倾向性。人到“强仕”之年，既而“牢落偃蹇”，这本身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不仅张叔夏怀才不遇，即令山阴、四明、天台等文人之乡，也少有遇者，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作者借张叔夏之口写出了“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的话来，所谓“贤者”、“知者”，即是与张叔夏有同样命运的知识分子。作者自己在宋元两代都没有出仕的愿望，但他对知识分子的没落处境较张叔夏看得透彻，也更痛切。文章中写到张叔夏高歌乐府，可以“令人忘去穷达”，反思起来，旧知识分子本身就有个“穷” (不得志)与“达” (得志)的不同命运，只是因各人境界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戴表元也曾因“兵变走避邻郡”，其“家素贫，毁劫之余，衣食益绝” ，只能“授徒卖文，以活老稚”(《戴剡源先生自序》)，元执政者虽欲起用，他也不愿求“达”。因此对于张叔夏“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 ，虽有同情之心，也不可能有赞叹之语。作者对张叔夏遭遇所引起的感叹，只是因联想到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才抒发出“盖钱塘故多大人长者”以下的一段议论。象叔夏先世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就连姜尧章、孙花翁也曾“馆谷其门”，一旦“途穷境变”也要“望于他人” ，那么，“尧章、花翁尚存，今谁知之?而谁暇能念之者?”戴表元不禁喟然长叹，“士固复有家世材(才)华如叔夏，而穷甚于此者乎? ”作者在愤切不平的感情的激动中，对元初统治者的愚昧的文化统治发出严厉的谴责。“情动于中而发于言” ，作者写作此文的真正的意念也就非常妥切、熨帖地藏匿在情感的表现之中。这是一种看来平常、实际高妙绝伦的艺术构思。构思是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的。构思的形成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作家艺术观的支配。作家的艺术观对他的写作构思有时会起着直接的支配作用。戴表元写作古文与当时一般“公卿大夫” “濯然自异” (宋濂《戴剡源先生文集序》)。他在《许长卿诗序》中说： “酸咸甘苦之于食，各不胜其味也，而善庖者调之，能使之无味。温凉平烈之于药，各不胜其性也，而善医者制之，能使之无性。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托于诸物，各不胜其为迹也，而善诗者用之，能使之无迹。是三者所为，其事不同，而同于为文之妙。何者? 无味之味食始珍，无性之性药始匀，无迹之迹诗始神也。” (剡上丛书本《剡源集》卷九)因此，戴表元写文章重视调理性情，在摹画事物之中很自然地将其写作意念调匀在性情之中，“人情世故托于诸物”，“使之无迹”。戴表元在《送张叔夏西游序》中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对元初统治者的不满，托之于叔夏世家的兴衰及其奔走道途的“牢落偃蹇”中，在愤切深沉的感情流露中，使文章的思想性更加深邃莫测。所谓隐而不晦，也就是“无迹之迹”; 所谓“莫衷一是” ，也就是指将思想藏匿得更深更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