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宋金元文·周敦颐·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① ;自李唐来② ,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注〕① “晋陶渊明”句: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又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续晋阳秋》: “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东篱下摘菊盈把,俄见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弘送酒,便就酣饮。”② 李唐: 唐朝皇帝姓李,故称李唐。
周敦颐是北宋理学濂洛学派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的老师。他博学力行,品德高尚,为官清廉,不媚权贵,明断狱案,得到人民的赞赏。北宋中叶,士大夫在封建统治者诱掖下,追求富贵利达,耽于享乐之风盛行。作者目击时弊,慨然命笔,写成此篇借物咏志的小品,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其懿德高行与美学情趣,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也不失其思想价值。
作者起笔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选用“可爱”二字,包罗群芳,表明托物寄兴,并不刻意求工,极见其立言斟酌之妙。接着叙说“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归隐后,饮酒赋诗,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独爱菊”,显示渊明雅致芬芳,傲然物外的性格。继写“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据唐人李肇《国史补》卷中载: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馀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又刘禹锡《赏牡丹》诗: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买花》诗: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唐人、特别是统治阶层“甚爱牡丹”的好尚。然后作者撇开一笔说,让那班人爱其所爱吧,“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令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嵚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作者所表达的,决不是一班文士墨客百无聊赖的闲情逸致,而是他身处污浊环境,独能超然脱俗,保持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他为官正直,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行,澹泊明志的体现。这正是这篇小品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
接下来,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但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它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啊!另外,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座。唐释道世《三宝敬佛》云: “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作者《题莲》诗也云: “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正可与这篇小品参照阅读,情趣相得益彰。
最后,作者饱含激情,由评花进而对“爱”也作出评价: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深深地慨叹: 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言下虽不免流露出一种孤掌难鸣的哀怨,但一语暗讽,意味深长,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寡廉鲜耻之徒,给读者留下联翩的浮想。
《爱莲说》为宋代散文中的上乘之作。不仅思想深刻,情趣健康,其艺术手法亦别具特色。全文仅一百十九字,内蕴却无比丰富。其中有对芸芸众花的叙述,有对莲花君子形象的描写铺陈,有对爱花态度的议论,有对内心感慨的抒情,而这一切又都为“爱莲”的主旨服务,主题思想十分鲜明。又运用拟人化手法,将人类美好的品德情操赋予莲花,备加礼赞,借花喻人,自况自励。又将“隐逸者”、“富贵者”、“君子者”三者对比映衬,以揭示莲、菊、牡丹各自不同的形态与气质;并以菊为陪衬,以牡丹为反衬,使莲花挺拔超群的高洁形象矗立于读者心中,歌颂了自己坚贞不渝的理想和洁身自爱的君子情操,对竞名逐利的世态人情表明了心迹,言已尽而意无穷,极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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