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原文、翻译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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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

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词牌(《望江南》),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又因白居易词中有“能不忆江南”句,改名《忆江南》。此外,尚有《梦江南》《望江梅》《梦江口》《江南好》《春去也》《安阳好》《梦仙游》《望蓬莱》《步虚声》《壶山好》《归塞北》等诸名。一般为单调,宋人喜填双调,即将单调重复一遍。苏轼这首词就是双调《望江南》中难得的一首佳作。

词题《超然台作》。密州(今山东诸城)北城墙上原有旧台,年久破败。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由杭州调任密州,第二年,将旧台“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并由在济南作官的弟弟苏辙命名曰“超然台”,苏轼因之作有著名的散文《超然台记》。这首词是他在熙宁九年(1076)清明节前一天登超然台时所作。《全宋词》些首题作《暮春》。全词咏密州暮春之景,抒作者超然之情。语言晓畅,蕴含深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上阕一开头,就点明了季节,而且轻轻地拉开了舞台的帘幕,亮出了密州春景最有代表性的一角:柔软嫩绿的条条柳枝,在春风吹拂下,缓缓飘动,呈现出飘飘欲举的“斜斜”之态。春意正浓,春色还没有衰老(以人喻春)。这时,柳枝尚轻,柳叶未浓,而拂动它的,又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自然不会出现“颠狂柳絮随风舞”的狂态,也不会是浓阴垂地的静景,而是一番生机萌动、使人如醉如迷的丽春景象。“试上超然台上看”,词人一声召唤,把读者领到了他常常登高望远的超然台上。在这里,游目四顾,可以“南望马耳、常山”,东瞰“庐山”,“西望穆陵”,“北俯潍水”(《超然台记》)。而今天,词人指给我们所看的不是这些远景,而是目前城下的:“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护城河里,清清的半壕春水;城里城外,艳艳的一片春花;千家万户,参差错落的红墙碧瓦……这一切的一切,在清明时节的烟雨笼罩下,既真切,又朦胧,使人感到花花柳柳、迷迷蒙蒙,产生无限的遐想。唐人杜牧有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说的江南春景。密州地处北国,其春色之丽,原来也并不逊于江南啊。东坡胸襟阔大,才气纵横,他寥寥几笔,就给我们点染出了一幅看不透、想不完、赏不尽的阳春美景。而他老先生这时在想什么呢?这就是他下阕所要抒发的超然之情了。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寒食节后两天就是清明节,千家万户,都要出城扫墓。久别家乡、远离京都的苏轼,又正在政治上失意之时,目睹异乡春景,又见他人扫墓,怎能不思念家园、怀念亲人,怎能不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呢?在这异乡寒食,酒醒之后,他不由发出咨嗟之叹。看来,他在下边该有一连串的牢骚和感慨了。然而,东坡毕竟是东坡,他并没有沉入沮丧之中,而是以超然物外的旷达胸怀,既似劝人、又似慰己地道出了两个极为工整的劝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不要在老朋友面前诉思亲怀乡的衷肠,且燃起寒食节后的新火(唐宋风俗,在清明节前两日是禁火寒食的),煎煮这清香的新茶(指春季刚采的“雨前茶”、“明前茶”)。“诗酒趁年华。”趁着这阳春美景,饮酒赋诗,度过青春年华吧。这里,既有无可奈何的自慰,更有振志奋力的自勉。

苏轼是一位有卓越政见的思想家。他面对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心存君国,常忧民元,有一整套富民强国的改革方案,未能施展。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与他的目的虽然一致,但有许多脱离实际的错误主张和作法,他是反对的。因而被“新派”视为政敌,排挤打击,远离京师而外任地方官。他每走一地,都对民众疾苦十分关注。熙宁七年冬,他刚到密州,就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申述了这里的天灾人祸:“臣所领密州,自今岁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二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去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熙宁九年七月,他在《密州祭常山文》中痛惜地说:“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得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囷簏。麦田未耕,狼顾相目。道之云远,饥肠谁续?”他又说:“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南,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了解了这个背景,知人论世地读这首词,我们就可以想见,在蝗旱相属、民无岁蓄、“狼顾相目”的困苦灾年,寒食登台,作为太守的苏轼,就绝不是专门去赏景散心。他透过眼前自然界的阳春美景,看到了民间的疾苦和国家的祸患。所以,词中“烟雨暗千家”的“暗”字,就不单是烟雨笼罩的自然情景,而是包含了作者心底深处忧国忧民的忧思暗影。他的“咨嗟”也就不光是对景怀乡之叹,而是掺和着密州民众的苦难“咨嗟”。他词中所谓的“休对故人思”、实则不能不思的“故国”,也就不单指蜀中家园,也必然包括、甚至主要指的是京都所在:高居庙堂的君主大臣们,你们可知天下民众的苦难!可意识到国家的隐患!——这样的内容,在唐五代和北宋前朝,都只能在文中出现而不能诉诸词章的。而苏轼是一位极富独创和革新精神的文学大师,在词的发展史上,他是划时代的开创新局面的功臣巨匠。他打破了“词为艳科”、只能写“杯中物、眼前景、意中人”的狭小局面,使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成为“无意不可入,无情不可言”的文学正宗之一支。这首词虽不是苏轼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但我们仍可看出,其中既有李太白的飘逸,又有杜子美的沉郁。双美合璧,化出东坡本色。你看,他给我们展示的那幅密州春景图,多么明丽,多么美好,但—“暗”—“嗟”,又透出多么深沉的忧思。然而,他既不迷于美景,也不困于忧思,而是儒道相杂,既超然物外,又执著于现实。他以后的屡遭打击贬谪,随遇而安,至死不忘国家、民众,不改初衷,以及大量的传世佳作,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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