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秦观
踏沙行·雾失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度，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是淮海词的代表作，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激赏。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因“影附苏轼，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被贬处州。绍圣三年，又以“谒告、写佛书”再贬郴州，此词即写于谪居郴州期间，表现出屡遭贬谪后的哀苦凄厉之情。
开篇两句互文见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茫茫浓雾和朦胧月色遮住了人的视线，楼台与渡口都隐没消失了，一派迷迷朦朦的江边夜景，使人茫然若有所失。紧接一句“桃源望断无寻处”，更加深了这种失落与惆怅之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宁静祥和的理想境地，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哪里去找寻这一方乐土呢？现实对秦观来说，是险恶的新旧党争，是屡遭打击的厄远，因而理想中的“桃源”只能是“望断”而“无寻处”。高楼、津渡、桃源三者皆可视为美好事物的象征，词人分别用“失”“迷”“无”三字对它们的存在加以否定。这三句写得优美而朦胧，透露出词人屡遭贬谪的愁苦与对前途的迷惘。有人依据下二句提到“孤馆闭”、“斜阳落”，认为词人既然闭居孤馆就不可能见到津渡，时间上亦不可能由月夜反转去写日暮，因而断定开篇三句不是写眼前实景，而是幻景的象喻，后二句才是写眼前实景。这样的分析不免将诗词解得太落实，诗词不一定在时间上非得记流水帐不可。应该允许时间上作不规则的跳宕，场景上作大幅度的切换。写眼前实景而寓情于中，与将心中之情以一种视觉形象(景)表现出来，两者很难截然区别开来，因为写实景而寓情，所写之景也就不可能是客观写实，而是情的外化。
要说前三句与后二句的区别，前三句是用景来表现被谗后的总体复杂心情，意象的内涵比较朦胧；而后二句则重在表现谪居生活之苦，意象的内涵比较确定。因为后二句写到孤馆、杜鹃声、斜阳这些具体表现谪居、归思的意象。“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馆而孤，春而寒，已令人不堪，更何况夕阳西下，天色将暗，耳边传来凄厉的“不如归去”的杜鹃哀鸣。“孤馆闭春寒”不能理解为词人在春寒中闭居孤馆，而是类似李煜《相见欢》“深院锁清秋”的句型，也就是李璟《山花子》“春恨锁高楼”的倒置。“孤馆闭春寒”实即春寒紧紧笼罩着孤馆，馆中之人自然也就为此种氛围所逼，愁苦之情毕现。王国维最欣赏“可堪”二句，认为这二句最能体现秦少游凄厉的词境，是一种“有我之境”。
过片连用两则典故来表现羁旅之愁。“驿寄梅花”用《荆州记》典，相传陆凯与路晔为友，陆凯在江南寄一枝梅花给在长安的路晔，并赠诗云：“折花逢秦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鱼传尺素”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诗意，诗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句。秦观在贬谪后独自一人远迁异乡，并无家人相伴，“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自作挽词》)。“砌成此恨无重数”，恨亲人不得相聚，恨故土难返，恨命运多舛，用一“砌”字，遂使抽象之情思，变为具象之形容，使人感到他内心“恨”的深重与难以消除。
结拍又转为写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似乎是要从层层叠叠的恨中解脱出来，放眼山川。其实，这是“恨”的深化。郴江发源于湖南省郴县之黄岑山，出山后北流而入耒水，再北流至衡阳，东入潇湘之水。这本是山川地理形势，有何可问，词人却偏偏要问，问得无理，问得神秘。“幸自”、“为谁”二词更使无情之山川变得有情有感，词人借山川形胜寓托自己的情感，是以无尽的郴江水象征离恨别情，抑或是以流下潇湘象征自己生活的飘零不自主？不必一一落实。重要的是这一象征性的描写，使人对不息的宇宙，对无常的命运，产生一种思索，这种思索虽深隐幽微，难以作确定的解说，但其传导出的深悲极怨却又是确定的。无怪乎，与秦观有同样贬谪经历的苏轼要“绝爱”这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苕溪渔隐丛话》引《冷斋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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