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甚矣，人之贵耳贱目也!
《草堂诗余》南宋书坊编集，成书于宋宁宗庆元(1195～1200)前，是一部唐五代宋词选本，所选作品以宋词为主。今存最早的是元刊本名《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署何士信编，以时序景物分题，为四季、天文、地理、人物等十一类，这是为了满足征歌的需要。《草堂诗余》历来与《花间集》并称，在明朝大为流行，刊本也多，到了清朝，该书遭到严厉批评，影响随之消失。《绝妙好词》周密编，是一部南宋词选本，偏重遴选雅词，采录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史邦卿、周密词较多，对其他风格的词也有所存录，张孝祥4首，范成大5首，辛弃疾3首，刘克庄4首。此书在元明两朝晦黯未彰，至康熙时才广为流行，并受到一致推崇，它与《草堂诗余》的遭遇恰好相反。清人普遍认为，《绝妙好词》与《草堂诗余》分别是雅词和俗词的代表。
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崇雅斥俗，所以高度评价《绝妙好词》，处处贬低《草堂诗余》，以为《绝妙好词》代表词风之盛，《草堂诗余》代表词风之衰。此外，他们所以重视《绝妙好词》，还因为这个选本采录姜夔词较多，这与他们标举姜夔的论词主张相契合。朱彝尊在词学批评文章中，经常将《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与《草堂诗余》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拿来说话，借以指导词坛趋避。他在《书绝妙好词后》说：“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在《乐府雅词跋》又说：“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对于《草堂诗余》，不惟朱彝尊予以严厉贬斥，而且这也几乎是清朝词论表现出来的一致态度。如高佑钯《迦陵词序》说：“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凌廷堪《书孙平叔雕云词序》则用“不拾《草堂》余唾”来称扬作者。所以不妨说，清词复兴正是以批判《草堂诗余》为开端，这种词学思想在清朝一直延续不衰，从而在清人词学观念中，不步《草堂诗余》后尘似乎已经成为一条不证自明、毋庸置疑的道理。
王国维论词常呈与定论背逆的特征。他极不满意朱彝尊以后对《草堂诗余》和《绝妙好词》所形成的这种主流意见，因而采取了尊其所贬、贬其所尊反向式的评价态度。他认为，《草堂诗余》“亵诨”之作只是少数，“十之六七”是“佳词”。这就为《草堂诗余》做了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因为从清初以后，《草堂诗余》已经成为词坛淫靡之风的代名词，词人担心与这四个字沾边而遭人讥笑，避之惟恐不及。在这种氛围下，后人已经基本不读《草堂诗余》，但是他们照样讲它不好，这显然是先入之见在起作用，就是王国维指出的“贵耳贱目”，人云亦云。《草堂诗余》作为一部较早的词选本，在保存词方面有其作用，所选大多是可读的作品，甚至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体现文学的审美性比较集中，描写也多出色。清朝人对它的过度贬低并不完全合适，反而显出清朝尚雅的文学风气本身的狭隘。王国维的反拨是有眼光的，也有道理。他又认为，《绝妙好词》除所选张孝祥、范成大、辛弃疾、刘克庄的作品外，其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这样基本上就将一部备受人们推崇的词选本否定了，这又是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王国维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与他论词好贬南宋词，不看好姜夔等一流词人有密切关系，而《绝妙好词》选词最多的词人，正是他在《人间词话》集中批评的对象。无疑，王国维做的这篇翻案文章富有争议性，因为姜夔等词人自有其重要成就，他们在词史的地位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有时候被批评的对象是对批评的一种潜在威胁。应当说，《绝妙好词》是一本出色的词选本，它对清词复兴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都使王国维以上批评难以获得广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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