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蒙学

作者:高源 来源:原创

明清时期的蒙学有三种形式,一是坐馆或教馆(指地主士绅豪富聘请教师在家进行教学),二是家塾或私塾(指教师在自己家内设学),三是义学或义塾(指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小学招收贫寒子弟,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明清的蒙学已经定型,有了一般固定的教学制度和教学程序,也有了一批教蒙学的教师队伍。

蒙学教师简称为蒙师,有的是当地的童生或穷秀才,有的连童生、秀才也不是。《儒林外史》第二回描绘山东薛家集有位60多岁的蒙师名叫周进,“却还不曾中过学”,即仅是童生,还没中秀才。他来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看,却“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家长贽见蒙师,赠送的礼钱,“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潦倒青衫”是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清初的郑板桥(公元1693—1765年)早年家贫也当过蒙师,曾作诗《自嘲》:



教馆原来是下流,

傍人门户过春秋。

半饥半饿清闲客,

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

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作青云客,

遮却当年一半羞。



清同治年间的李静山在他编的《增补都门杂咏》上有诗曰:



蒙馆舌耕不自由,

读书人到下场头;

每逢年节先生苦,

亲去沿门要束脩。



清嘉庆年间佚名编的《都门竹枝词》上也有首诗,描述了蒙馆先生的贫寒生活:



三两言明按月支,

支来两月便迟迟。

束脩漂了随君便,

再请旁人做老师。



清光绪年间有位蒙师叫李森庐的,以出外教读谋生,某年逼岁除,不能归,寄其妻诗曰:



我命从来实可怜,

一双赤手砚为田。

今年恰似逢干旱,

只半收成莫怨天。



有的蒙师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连《三字经》、《千字文》也读不下来,乃有“先生不如鼠”之嘲,意思是老鼠在无米、无油可窃时,还会到故纸堆中啮书籍呢!

蒙师文化水平低,和他们的生活待遇有关,因为稍有才识,衣食有奔头的,都不愿当教师,所谓“家有二斗粮,不作孩子王”。他们在社会上无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于明清朝廷的不重视。张履祥(公元1611—1674年)说:“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谓不知类矣!”意思是说,蒙师教育责任重大,但社会地位低贱,而科举考试之学问简陋,但社会地位却那样高,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清代的崔学古在《幼训》中呼吁改变蒙师状况,他说:“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日易为功。甚矣,不可不慎也。”

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很多,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外,流行一时的还有《千家诗》、《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童蒙观鉴》等等。《清稗类钞》第四册有一首《嘲私塾诗》,勾划了明清时期蒙学教学活动的情景:

一阵乌鸦噪晚风,

诸生齐放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

天地玄黄宇宙洪。

《三字经》完翻《鉴略》,

《千家诗》毕念《神童》。

其中有个聪明者,

一目三行读“大”、“中”。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完后再读《千家诗》、《神童诗》、《鉴略》,然后再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

《千家诗》共选诗200余首,大部分语言流畅,词句浅近,易读易记,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王之涣的《登鹳鹊楼》,杜牧的《清明》,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等名诗。由于《千家诗》成为蒙学中主要的诗歌教材,社会上又将它与“三、百、千”合称为“三、百、千、千”。后来,清代孙洙又择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编成《唐诗三百首》,署名蘅塘退士印行。此书一出,“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不只在蒙学,也是社会上十分流行的诗歌集。

还有一种蒙学课本叫作“杂字”书,在历代史书上很少著录,但其内容切合日用,又分类编纂,既可作识字课本,又能起字典作用,适合一般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及其子女的需要,在蒙学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今举《五行杂字》为例:

“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你若待知道,听我诌一篇。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朱筐草绳拴。……”

下面都是与耕种活动和农家日常生活需要有关的内容:

“面饼大犒赏,豆腐小解馋。说的咱家话,财主却不然。弱人服参汤,肚壮吃黄连。清晨用点心,晚晌吃糖圆。夏天鸡卤面,鸡蛋合肉丸。 哪怕天鹅肉,说要也不难。……”

最后以“几句俗言语,休当戏言观。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结束。

又如《六言杂志》中有这几行:

“黄花金针木耳,蘑菇大料茴香。鱼肚海蜇紫菜,香蕈燕窝白糖。花椒胡椒芥未,红曲酱瓜腌姜。……兄弟哥哥嫂嫂,母舅妗子姨娘。 大伯小叔侄儿,丈人岳母姑娘。……飞叉木锨扫帚,推扒梯子刮板。……”

蒙学主要进行读书、习字和作文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而每一方面的教学,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百、千、千”的阶段,进而再读“四书”。这时,学塾教学的重点在于指导儿童跟读、熟读和背诵上。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讲书,着重阐述书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伦理原则。习字的次序,先由教师把着手教儿童用毛笔,而后描红,再进入临帖书写,这时学塾教学的重点在于指导儿童用描红本及名家字帖。作文之先必练习作对。教师训练儿童作对,先从模仿做起。如教师讲“正名”这一格式,就要举例“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再让儿童仿着写一句。教师讲“因类”这一格式,亦要举例“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再让儿童仿着写一句。教师还运用一些作对学文的书和诗词范文指导儿童。如: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夹岸晓烟杨柳绿,满园春色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簑〔suo 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作对练习是一种不讲语法理论而实际上却是相当严密的语法训练,经过多次练习之后,儿童可以纯熟地掌握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这一种基础训练的方式,的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学塾中实行个别指导,教学进度以儿童的接受能力为转移,一般来说,都遵循由易及难,由浅入深的原则,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铺垫基础。教学中尤重视温故,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儿童复习旧课,在温故的基础上再上新课。

当时流行有《训蒙歌》一首,也生动地反映了蒙学与蒙师的情状:“牢记牢记牢牢记,莫把蒙师看容易。教他书,须识字,不要慌张直念去。声声字眼念清真,不论遍数教会住。教完书,看写字,一笔一笔要端详,不许糊涂写草字。字写完,做对句,见景生情不必奇,只要说来有意趣。平仄调,毋贪异。做完对句有余功,写个破承教他记。催念书,口不住,时常两眼相对看,怕他手内做把戏。非吃饭,莫放去。出了恭,急忙至,防他悄悄到家中,开了厨门偷炒米。清晨就要来,日落放他去。深深两揖出门外,彬彬有礼循规矩。若能如此教书生,主人心里方欢喜。”(《解人颐》卷下)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辛丑科状元龙启瑞,于道光二十七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清代的蒙学教学实际,提出了一个新的《家塾课程》:

“大约以看读写作四字为提纲:读熟书(经类及《文选》、《古文词类纂》)以沃其义理之根,看生书(史类)以扩其通变之趣,写字以观其用心之静躁,作文以验其养气之浅深。四者具而学生之基业始立,鲜慝志亦鲜遁情矣。(初上学者,先作读写两字功课为要)早起,少长以序,入塾拜先师神座,毕,谒拜师长,请安毕(应对进退礼节,以管子《弟子职》、朱子《小学》为主)。理昨日生书,带温书一卷,背。上生书,师长先依经讲解逐字实义,毕,再讲实字虚用、虚字实用、本义有引申、异义有通假之法(以《说文解字》、《尔雅》、《广雅》、《玉篇》、《广韵》为主)。其每一字得声则有古音(古谓周秦先汉)、今韵(今谓魏晋以下)、方言之互殊、双声迭韵翻切之相贯,然后析其章段,离其句读,条其意指。讲毕,命学生复述一遍(看其有见解否)。乃就位念一百遍。初缓读,后稍急读,字句要有抑扬顿挫之节奏,四声要有高下低昂之准的(不熟再加一百遍)。午饭讫,循阶走三百步,拉弓习礼射毕,写字一二张(以初唐人碑版为主,讲把笔、讲间架)。温书一本,背(有误字尖出命改正)。仍读主书,将晚属对(自两字至五七字,以为作四六文张本)。灯下念唐贤五律诗(取于试帖相近)或《古诗源》;上生诗时,为之逐句讲解(有正对、有借对、有反对、或明使故事,或暗用故事)。间日出诗题,试作五言绝句一首(以次增至四韵六韵)。功课做完,跪叩先师神座前,揖师长毕,命之退,乃退。逢三八日作文,初一、十五日作史论及诗赋。草订一簿,每日自记行事、读书,及有所疑、有所悟(为作论及制义张本),次早呈阅。学生有不率教,不及格者,依科惩责,决不宽宥。”

龙启瑞的《家塾课程》总结了中国古代的蒙学教学经验,提出以看、读、写、作四字为纲,强调要熟读精思、渐进有恒、自求自得、严格要求,颇受当时社会各界的重视,流传很广。即使对今天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亦可提供启示和借鉴。

随着蒙学的发展,童蒙教学法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宋元以后,在学塾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专门研究童蒙教学法的著作陆续得到刊行。著名的有清代王筠(公元1784—1854年)撰写的《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本专门论述蒙学教育的著作。它对识字、写字、读书、作对、作诗、作文方面的基本训练作了系统的论述,对蒙学的一般原理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它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反对呆读死背的教学方法。书中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儿童不了解书中的意思,读起来好像和尚念经,枯燥无味,自然把学习看成苦事。书中说:“小儿无长〔chang 常〕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这是说,儿童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教学中要有适当的休息,休息时可以给学生讲些知识性故事,死典故可以训练儿童的记忆,活典故能够培养儿童的思维。书中还要求教师了解学生,因材施教,而不能使用体罚威吓学生。并以观察学生是“欢欣鼓舞”,还是“奄奄如死人”,作为判断其师是“良师”还是“笨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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