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太学

作者:高源 来源:原创

汉代太学的教官由博士担任。博士各专一经,或《诗》、或《书》、或《易》、或《礼》、或《春秋》,在太学中以专习的一经对弟子进行讲授。这些博士均是当时的名师硕儒,政府给予优厚的待遇,学生对博士特别尊崇。

汉代太学的学生为博士弟子,也称太学生为“诸生”。太学初建时有太学生50名,以后逐渐增加。除由京都直接挑选入学的“正式生”外,各郡国县邑选送的地方知识青年为“特别生”。在年龄上要求不严格,有的太学生天资聪颖,不足18岁就应选了。太学里有12—13岁的“童子郎”,也有60多岁的白发老人。在出身方面,太学生中贵族子弟居多,但也有家境较为贫寒的子弟。“正式生”为公费,政府给俸禄;“特别生”为私费,食宿自理。有个别贫寒子弟,一边学习一边做小工,或者其母随至长安为人织布做鞋以供读书。太学生的数目在西汉末年已增至3000人。随着学生的不断增加,西汉末年曾大规模地扩建校舍。东汉时太学生人数大增,最多时达三万余人,京师形成太学区。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送子弟入太学。太学建有博士宿舍和内外讲堂。至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拓建房屋共计240房,1850室”。如此规模的太学出现在我国汉代,在世界教育史上首屈一指,标志着我国汉代的经济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西汉末,出现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今文经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经晚出,以战国时古文字书写。同时,经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说也有差异。今文经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太学中设立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博士。古文经只在民间私学中传授。当时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dou 豆〕皆靠口授,故博士讲解经书重视传授关系,形成师法和家法。某一经的大师,如得到朝廷赏识被立为博士,这位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相传,遂有不同解释,自成一家之言,再传下去,便成家法。汉代博士各以师法、家法教授弟子。同是一经有了不同的解释,在学术上就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如自立门户,各家对经书章句纷纷进行详细解说,甚至不惜以几万字或十几万字去解释一句话或一个典故。所谓“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太学的教学方法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西汉时就有了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技术,到东汉蔡伦(?—公元121年)发明“蔡侯纸”后,物美价廉的纸开始流行于世。同时丝织技术也有了极大进步,已能织出薄如蝉翼的绢帛。绢帛的增产和纸的普及,为书写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用绢帛和纸抄写的书逐渐增多起来,不仅朝廷有“兰台”、“石室”、“广内”、“延阁”等图书馆,而且太常、太史、博士等也都有藏书,东汉洛阳还有了买卖书籍的“书肆”。书多了,书写方便了,教学方法由个别口授的问答法教学变为大班上课。太学的讲堂长10丈、宽三丈,同时听讲的人数总在几百人以上。学生听课带有书卷和纸笔,随时可圈点记录,积累了很多材料。学生的学习是以直接间接听讲与自修并重,从时间上来说则大部分时间用于自修。有的太学生利用充裕的自修时间,除正课外还研究其他经学或自然科学,而成为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家。有的学生除在校内听博士讲诵外,还拜校外某经的专家为师,如王充(公元27—约97年)拜班彪(公元3—54年)为师,符融拜李膺(公元110—169年)为师,后来他们都成为有卓越成就的学者而名垂青史。

太学的教学制度并不严密,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但却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习成绩。太学建立之初,汉武帝规定用“设科射策”的方法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所谓“射策”,即抽签口试问答,所谓“设科”是按试题的难易分甲乙两科。学生可抽签应试,签上写有试题。考试后甲乙两科各择优录取数名或十数名,授以不同的官职,如郎中或太子舍人等。经考试,发现有不合格或不能通一经的学生,即令退学。东汉桓帝时改甲乙两科为上、中、下三等,后又改为两年考试一次,不限制录取名额,根据通经的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已授官的和不合格的两年后还可再试。有的学生竟有屡试不第的,甚至有年过60岁还留居太学的。

汉代太学确也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并有一些出身卑微的布衣寒士由此而显名。如匡衡“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儿(倪)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以为同学烧饭来换取读书的机会。又如翟方进家境贫寒,其母跟他一同去长安“织履”,以供方进读书。匡衡、儿宽、翟方进均以“射策甲科”而荣擢。匡衡、翟方进为布衣丞相,儿宽官至御史大夫。出身微贱而入太学者不乏其人,太学也确为门第低下、却勤奋好学之士开拓了一条入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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