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四日，开了大会回来，精神旺盛得深夜都睡不着觉。
象这一类性质的、叫人兴奋的群众大会，我一辈子只参加过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二六年秋天，十八年以前了，国民革命军克复武汉，全广州的市民集合在东校场开大会庆祝，人们叫着跳着——大概有十万人吧，好像凭空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填满了那么大的整个校场，我感动得眼睛热热的说不出来话，心里想：
“共产党真是个怪物，有这么大的力量呀!”
那时候人们全相信，凭着这一大批勇敢的青年，整个中国马上就会翻转过来的。第二次，在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广州的市民们为着纪念上海抗战一周年，举行了人民献金大会，这个会也曾经使我感动，自然，拿它和一九二六年的大会比较起来，它是比不上的，一九二六年的广州人，是自由自在的，差不多解放了的，一九三八年的人民，却像大病一场以后，刚刚勉强起床的人一样，一面也是快活，一面也还有忧虑。当局对人民也只是这无可奈何的样子：
“好，你们要自己出来走动走动，那就……有什么办法呢?我看最好还是静静的躺着。”
所以虽然不那么够劲，也就算难得了，也就算十二年都没见过的大世面了，要知道，广州人倘若在那十二年之间，这样子自己出来走动走动，那就会对他很危险。
第三次，那就是一九四四年这次的大会了。延安莫说别处不得跟它比，就拿大革命时的所谓“革命策源地”广州和它比，也还差得很多。广州人还不过是“差不多解放了的”，延安人，边区人民，那是真正解放了的，是这土地上真正的主人，他们有权力任命他们所高兴的官吏来管理这块土地，和管理这上面的一切大小事情，这在当时的广州还没有办到。
会场布置得那样简洁，那样阔大，那样庄严和明快，流动着延安群众大会那种传统的活泼的紧张的气氛，但是比以前更加开朗和快乐。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在两山之间的那条文化沟，差不多在沟口那里的青年运动场——这广场东边的进口处搭起一座彩色牌楼，广场西边尽头是一座满挂着肖像画的主席台，台旁又有一个高脚杆的小方台，好像南方河边渔夫的木屋似的，那是指挥台，三面用白布围起。刚下过雨不久，台前的露天广场好像铺着一幅赭黄色的大地毡，一点没有飞扬起来的尘土。两旁的山坡好像两堵绿色的墙壁，也显得又清新又明润，这不是简洁，阔大，庄严而又明快的么?
大会快开始的时候，天上轻轻的云片遮住六月的火热的太阳，秧歌舞的鼓声歇下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进会场，坐在主席台前的来宾席里，四万群众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坡上送给他们热烈欢迎的掌声。英国记者斯坦因先生，美国记者福曼先生，苏联记者普金科同志和其他几位国际友人来得那么凑巧，他们正代表着我们强大的盟邦英美苏三国的人民来和我们一道庆祝联合国日。
从高处往下望，我们可以看见，好像会场的绿色墙壁一般的两座山，山坡的每一个突起的部分都坐满了人，使得整个山改变了颜色，叫人想起许多大大小小的地图挂在墙壁上，就把墙壁原来的颜色改变了，这是两座人的山。
广场当中的人坐得那么拥挤，使得那块赭黄色的毡只露出一点边边和一点小角落。在这密挤挤的人群中间，一看那服装的颜色就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的纵长的部分，当中的学校行列最长，是蓝灰相间的五个方阵组成的;左边是杂色的行列，从旗帜上可以看出那是一些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右边是一色密密的树林似的红缨枪林，每一杆枪下坐着一位白衣的勇士，这是人民的自卫军。因为两旁的行列较短，中间的行列较长，看来好像谁用那么粗大的一管笔在大地上写下一个腕力雄健的“中”字一般，这是一片人的海。主席台前的旗帜和从主席台前八字形伸展出来的三十七个联合国家辉煌耀目的旗帜，在这海洋上飘荡着，正像许多船上的樯桅。人们静静的坐着，忽然一下子又汹涌澎湃起来，正像变幻无常的汪洋大海。
透过扩音机，朱总司令用他的又雄壮又沉着的声音向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说话。他那样明白坚定地指出来：“为了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必须停止!”台下的群众频频用热烈的呼号，像海潮似的响应着他，以致打断了他的声音;这种情形在中外记者和冈野进同志、李副主席的演说中也是如此，群众热烈的鼓掌，激昂的呼喊口号，表示了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要求，四万人的声音一起一落的震动着整个山谷。这是争民主，争自由的海潮。它之所以表现成为力量，就在于它是有规律性的，不可分离的，同时每个波浪又是自由的，勇猛的。
“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退敌人的进攻!”
“实行民主政治……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四万人的手一齐举动起来，四万人的脸都是红红的，朝着一个方向。这声音到如今还在我脑子里响着，和大会所留给我的印象一样，永远不能消散，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举行这样的大会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民闷气的时间太长了!
但是有些中国人害怕人民的力量，就是说，他们甚至不愿意为了打日本的原故而使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这看来好像是不可理解的谜。抗战初期，那些先生们考虑过一个问题：“民众运动，勿友难收。”这自然是很可笑的，要收民众，自然很难，其实要发又何尝不难呢?是为了什么道理，要收他们呢?打算把民众收在什么地方呢?倘若你要收而永远收不住，他要发而终于发起来，又将如何呢?不过就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些先生们也因为想不通而不去再想，却另外用别的办法，想叫人民永远躺着不动了。
现在长沙已是那样，潼关又是这样，都不大妙，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我想，把那些问题用一种全新的态度去再想一遍的时候，总该是已经到来了吧!
(1944年6月20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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