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从前我有一个习惯：每逢游览名胜古迹，总得先找些线装书，读一读前人(当然大多数是文学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记载——题咏、游记等等。
后来从实践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之时，确实很受感染，陶陶然有卧游之乐;但是一到现场，不免有点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觉得前人的十分华赡的诗词游记骗了我了。例如，在游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从《桂林府志》里读到好几篇诗、词以及骈四骊六的游记，可是一进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笔之可畏——能化平凡为神奇。
这次游“天涯海角”，就没有按照老习惯，皇皇然作“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仍然有过主观上的想象。以为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条陆地，突入海中，碧涛澎湃，前去无路。
但是错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谓“天涯海角”就在公路旁边，相去二三十步。当然有海，就在岩石旁边，但未见其“角”。至于“天涯”，我想象得到千数百年前古人以此二字命名的理由，但是今天，人定胜天，这里的公路是环岛公路干线，直通那大，沿途经过的名胜，有盐场，铁矿等等：这哪里是“天涯”?
出乎我的意外，这个“海角”却有那么大块的奇拔的岩石;我们看到两座相偎相倚的高大岩石，浪打风吹，石面已颇光滑;两石之隙，大可容人，细沙铺地;数尺之外，碧浪轻轻扑打岩根。我们当时说笑话：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这个石缝里坐下，谈半天情话。
然而这些怪石头，叫我想起题名为《儋耳山》的苏东坡的一首五言绝句：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感慨寄托之深，直到最近五十年前，凡读此诗者，大概要同声浩叹。我翻阅过《道光琼州府志》，在“谪宦”目下，知谪宦始自唐代，凡十人，宋代亦十人;又在“流寓”目下，知道隋一人，唐十二人，宋亦十二人。明朝呢，谪宦及流寓共二十二人。这些人，不都是“补天遗”的“道旁石”么?当然，苏东坡写这首诗时，并没料到在他以后，被贬逐到这个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与胡铨。这些名臣，当宋南渡之际，却无缘“补天”，而被放逐到这“地陷东南”的海岛作“道旁石”。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
经营海南岛，始于汉朝;我不敢替汉朝吹牛，乱说它曾经如何经营这颗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汉朝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宝岛只作为采珠之场，可是它到底也没有把它作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从唐朝开始，这块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于唐朝。宋太宗贬逐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就有这样两句：“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原来宋朝皇帝把放逐到海南岛视为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你看，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怎样的“险恶军州”。
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参观兴隆农场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个海岛，又一次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归国华侨经营的一个大农场。你如果想参观整个农场，坐汽车转一转，也得一天两天。从前这里没有的若干热带作物，如今都从千万里外来这里安家立业了。正像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万里投荒，为人作嫁，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这个南海大岛，却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补天手了!
我们的车子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平畴的稻田之间的公路上，扬长而过。时令是农历岁底，北中国的农民此时正在准备屠苏酒，在暖屋里计算今年的收成，筹画着明年的夺粮大战吧?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此时也是刚结束一个战役，准备着第二个。但是，眼前，这里，海南，我们却看见一望平畴，新秧芊芊，嫩绿迎人。这真是奇观。
还看见公路两旁，长着一丛丛的小草，绵延不断。这些小草矮而丛生，开着绒球似的小白花，枝顶聚生如盖，累累似珍珠，远看去却又像一匹白练。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统年间王佐所写的一首五古《鸭脚粟》了。我问陪同我们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
“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路旁有鸭脚粟。”
真是新鲜，飞机草。寻根究底之后，这才知道飞机草也是到处都有，可作肥料。我问鸭脚粟今作何用，她说：“喂牲畜。可是，还有比它好的饲料。”
我告诉她，明朝一个海南岛的诗人，写过一首诗歌颂这种鸭脚粟，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把它当作粮食。这首诗说：
五谷皆养生，不可一日缺;谁知五谷外，又有养生物。茫茫大海南，落日孤凫没;岂有亿万足，垄亩生倏忽。初如凫足撑，渐见蛙眼突。又如散细珠，钗头横屈曲。
你看，描写鸭脚粟的形状，多么生动，难怪我印象很深，而且错认飞机草就是鸭脚粟了。但是诗人写诗不仅为了咏物，请看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垄。大熟八月登，持此以不恐。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每到饥月来，此物司其命。闾阎饱飦饼，上下足酒浆;岂独济其暂，亦可赡其常。
照这首诗看来，小大两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
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963年5月13日
(1963年《人民文学》6月号)
赏析茅盾是“学者型”的作家，为文谨严而寓赡。这篇游记写得很有特色，不同凡响。
文章开头部分是说，鉴于不少游记言过其实的教训，所以这次来游海南也就没像过去那样翻阅前人的记载。这样的见解和做法令人感到既切实、又亲切，同时也激起了读者往下看个究竟的兴趣。
以下的文字都是记述游览海南的感受，这是文章的主体。大致可分两层：前一层主要写海滨巨石引起的联想，后一层主要写野草鸭脚粟今昔的功用。前者写人事，后者写生活，二者都表现着今昔时代的不同，从而讴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然而两层各自的结构不同，而且今昔对比也不像某些文章那么简单、直接。前一层中，作家的目光掠过“天涯海角”的形胜和繁荣局面之后落在奇拔的巨石上，于是引起了作者的沉思与感触：首先是苏东坡的五绝《儋耳山》，接着想到仅从唐代到明代就有五十来位“补天石”式的文臣武将被遗弃在这“天涯海角”的“险恶军州”。而解放后，大批万里投荒的华侨回到宝岛作了给祖国“补天”的能手，连那异乡的热带作物也随之赶来安家落户，蔚为壮观。如今的海南岛真称得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了。后一层里，作者正惊异于海南隆冬季节的无边碧野，目光忽然被路旁美丽的飞机草吸引住了，从而想起与之类似的野草鸭脚粟。这种草如今只能充作不很好的饲料，然而解放前却是海南人民的“救命丹”，王佐的诗篇便是绝好明证。结末又缀上一首王佐的五古《天南星》来作“陪嫁”，烘托得鸭脚粟更加俊美，也就更有力地反衬出了当时小民百姓的“面黄肌瘦”，因而我们可以说，前一层是由眼前的景谈到古代，又谈到今天，亦即由“苦”谈到“甜”;后一层则由眼前的景，谈到古代即谈到“苦”就打住了。然而除了景，也都有深情，也都有动人的诗篇来说明问题，来助兴。情、景、诗三者配合默契，相辅相成。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海南岛从荒凉、痛苦的往古跨到了美丽、昌盛的今天，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章的质朴而又深邃、均齐而又错落之美。
选材的典型，是本文之所以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文中不论是宏观上的风光、事业，还是小处的岩石、野草，不论是历史的昨天、今天，还是社会的人事、诗篇，它们无不与海南息息相关，也无不含着深刻的意蕴。宋太宗的诏书，不仅是对忠臣、良将刻薄寡恩的典型，也是海南痛苦历史的一页。同样，那三首古诗，虽然少有人知，却是海南人民生活的直接写照。于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学识的渊博和运用学识的严格。可谓信手拈来而又恰如其分。
与其他游记相比，本文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虽然写景，然而着重写“变”，写海南古今之“变”。因而一般游人最感兴趣的“天涯海角”、隆冬碧野以及作者最为关心的奇石、野草都是粗略的勾勒，甚至是点到即止。而主要文字用来写那由此而生发的联想，从而对比今昔的社会。如果说其他游记多是从空间上来横向写景的话，那么本文则是在横向写景的同时，大部分文字用来从时间上纵向写事。所以也就有了其他游记难以比拟的思想和意义。读者不但领略到海南风光之奇美，而且也深切地感受到海南变化之巨大、变化之神速，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同时本文还善用“空白”艺术。开头部分的末尾，如在一般作者笔下，很容易写上这样的两句：尽管没有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而其收获反而更大。这样不但使这部分的文意得到了强调，而且也密切了上下文的关系。同样，游过海南之后也很容易情不自禁地唱几句赞歌。这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也是文章中应有之义。可是都被作者省去了。然而这不仅无损文章的价值与意义，反而会使有心的读者感到“引而不发”的力量和简练、含蓄之美，正如书法中的“飞白”、音乐中的“间歇”，这也正是
老子所说的“当其虚而为用”的辩证思想的艺术体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