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的十二月，我们的办事处设在汉口交通路的某个旅馆内。那所谓办事处，是从南京迁往重庆去时一个文化机关所设置的;而我就被派在那里，担任着转运机件，接洽船只，和订购零物这一类不需要灵感就能应付的工作。我轻松地忙碌在电话号码、邮政局、公司单据和商人的寒暄之间。剩余的时间，就用在咖啡座中，电影院里，或一二健谈的朋友家中的沙发上。
除夕的夜晚，从最后一场的上海大戏院的座位上离开之后，我咽着纸杯冰淇淋给我的余味，快步的，由静穆的有秩序的特三区的街道走向旅馆。但当我自己的身影，短而急的，映现在一家理发店的玻璃窗上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走路的速度，在那时不必要那样的匆忙。
何须那样匆忙呢?没有谁在旅馆里等待我的归去;辰光也还早着，店铺门首的钟，也都只标示着十一点。就这般的，怀着在旧年的尾日，振兴自己的心情，踏进理发店去了。
可是我是这个理发店今晚最后的顾客。漆花的地板上，白色的痰盂，已经全叫学徒们聚集在一起。镜中，仅是包藏着不爱移动的物件的身影笨呆的内容。晚报在空白的座椅上躺着，寂寥的……虽说如此，我究竟让一个不是十分困惫的理发师刮净了一九三七年底胡须，原不算长的头发，又受到了殷勤的整理。数十分钟以后，我的脸颊因而光亮，眉睫之间，因而清朗爽洁了。为了想叫身份符合这妆修过的容貌，我便将加倍的价钱，付与那替我修饰外表的人;随后，我扬手调理领结，带着小市民的浅俗心情，像自己突然在某一方面充实起来似的，回到了旅馆。
旅馆的房间内，水汀汽管的热气使我的除夕有温馨的，离奇的，但是空虚的梦。我的被子，轻而且软。从理发店买来的芬芳散布在室中……我以为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没有忧虑和愁思，我有了梦。
去年的除夕日，我却不像前年年底的那个夜晚那样无聊了。虽然我没有娱乐，虽然我离开电影院，纸杯冰淇淋，华丽的理发店和装有水汀的房屋是如此的远，但我却接近了斗争，接近斗争的生活了。
我现在是生活在“我们”之中。
我的须发是数倍于前一个除夕日的深和长了，但扫除它们的却不是那城市的理发师，而是我们的一位同志。他修剪我的头发，只用了两分钟的功夫，此外他没有给我一扑香粉，一滴头油，和半点芬芳。同时我也没有赠送他以钱钞。他替我们理发是他的工作，这工作是不包含贸易的性质的。他是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服务人员，八路军的后勤战士之一。
说一句多余的话，若是在延安还可以轻易地找到象边区以外理发店中那样的镜子，那是不难在我们的头脸上指出替我们理发的同志的工作的不周全和不适应都市人的要求之处。然而在边区，并未具备那些徒然消耗时间的镜子。这里有的是鉴照你的思想与行动的镜子——同志，诚挚坦白的伙伴。他们没有时间和必要来注意你的容貌，正如我之认识他们，不从衣饰与外表着眼一般。
其实，在延安我们也还是有着我们的娱乐的，但不是世俗的城市的娱乐罢了。……
我们参加了除夕日的“干部晚会”。
晚会的会场里，人们的服装是一样的，快乐是一样的。
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晚会。
先，我看到一个有些像相片上的毛泽东的人，坐在我们的近旁。但我不相信这就是他。因为我记得，在相片上的毛泽东，是蓄着较长的头发的。
一直等到别人喊着：要毛泽东同志把吕骥同志拉起来唱歌，那被我认为有些相像于他的人，就吐着湖南口音，打诨地怂恿那坐在他左面的吕骥，劝他表演一番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人真是毛泽东。
呵，毛泽东，这么自由地插座在群众中间，穿着与我们一样的衣服，享受着与我们一样的快乐的人。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还有比这样的晚会更高贵的娱乐，比这样的会场更平均地分配快乐的地方么?
晚会终结之前，全体到会者齐唱国际歌。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用成年人罕有的敏捷动作，从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礼堂的木头坐板上站立起来，兴奋的，也是虔诚的，脱下了他的帽子。
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
然后，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
饶恕我的眼睛吧，同志们。在此时我看见毛泽东同志的农民风格的、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
我随即注意到他的头发，那耳边和脑后的部分，显然还有着新被雉剃过的迹印;那被剪刀横行过的地方是粗陋的、不谐和的，留下了理发匠非精致的手法。这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同志的胡须与头发，一定也是归于那些能够在两分钟以内，打发一位服务对象的后勤人员去修理的吧。
我回味到今天跟我理发的那位同志所说的趣事：他说，他与他一行的同志们都替毛主席理过发。当他第一次跟毛主席理发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象是谁。两分钟以后，工作告毕了，他从别人的嘴里，才知道他是用同样的技巧，代我们的领导者，解决了一个日常生活问题。
——这有什么奇怪!
我责骂着自己的思路，把情绪回复到会场上来。国际歌唱到这里了：
莫要说我们
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走出会场，月光下我掏出表来：十二点欠一刻。
“天哪!”我沉静了一下，“这不是去年的除夕，我从那华贵的理发厅里走出来的时候吗?”
我对自己贺喜。
回到窑洞里，同学们说着延安的冬季，实在是寒冷。这夜晚，打旷野里走回学校，那午夜的寒风，如同冷水泼到身上一般……
我却满身温暖，钻进被子里去。这被子，许久没有经过洗涤了，它所载负的漫长旅途上的灰尘使它厚重而且臃肿。
然我现在所注视的倒非衣物的清洁，而是思想的清洁。我的身上虽生着虱子，我的灵魂，却洗着澡。我已绝不类如一个好像是幸福的人，我真幸福。
至少，我可以说我现在是开始走向幸福，和我的同志，朋友，以及与我同类的人们一样地。
我很快地睡熟了，没有梦。
一九三九年初写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1939年8月4日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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