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想再写点什么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又把《鲁迅全集》翻了一遍。当接触到有关殷夫(白莽)同志两篇纪念文字的时候，心里感觉着有些说不出的沉滞。我想，如果殷夫同志他还活着，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在政治上很成熟的人了。然而，竟还像鲁迅先生所说：“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在我的心里，他还是很年青。
鲁迅先生回忆他：“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而我，从这叙述里，却看到了这对面说话的两个人;他们的音容神态，如面对时那样的吸引着我。但他们离开人世，一位已经是二十年，一位是二十六个年头了。
殷夫同志，在我们中间是年纪最青的，我们总是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非常的喜爱他。因此，他留给我们的苦痛也最深。牺牲了的同志很多，只有他是更多的出现在回忆之中。记得我和他的相识，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是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那时他在吴淞同济大学读书。
《太阳月刊》是这年一月开始出版的。就在创刊号发行不几天，我们收到了一束诗稿，署名是殷夫。我立刻被这些诗篇激动了，是那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也证实了他是“同志”。于是，我不自觉的提起笔，写了复信，约他来上海。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这就是发表在《太阳月刊》上的殷夫同志的第一组诗。
在约定的日子，他果然按时到了我指定的地点。我们见到他那样年青，真是说不出的愉快。他内心也很激动，几乎一见面就要叫了起来。我们立即把他拉到临近的一家广东茶座。他，和鲁迅先生所记一样，“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中等身材，留着短发。这一天穿着西装，但并不新，是深色。
我们在茶楼谈的很多。在谈话中，他有时给我们以羞涩的感觉，就更衬托出他的年青和纯朴。从这次谈话中，我们知道他曾经被捕，现在学校的环境对他也不利，但他还是想坚持在这里学好德文。知道他和在蒋介石那边哥哥的关系，说他哥哥怕他革命，总想把他带在身边。更多的，是谈他的诗，他的写作生活，当时的文学活动。他说话时总是很沉静，声音相当低，像在秘密会议场子里一样。句子很短，很明快，也很诚恳。完全显示出革命者的朴素风格。情况，和鲁迅先生的初次会见迥不相同，这主要恐怕是由于党的关系吧。
从这时起，他就成了太阳社社员，经常的给我们刊物写稿。自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我们先办《太阳月刊》，被国民党查禁后，改名《时代文艺》，以后又改名《新流月报》，左联成立后办《拓荒者》，他都是经常的撰稿人。由于我实际负责编辑，和他的接触也最多。大约同济的环境对他愈来愈不利，到一九二九年，就离开了那里，回到团内工作。他参加了《列宁青年》的编辑。
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的稿件很多，我所见到的有诗、散文、政论和翻译。当我见到他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文稿时，我很惊奇，因为我知道他懂英文、德文，没有学过俄文。后来遇到他，才知道他又学了五个月的俄文，结果竟能进行翻译了。我感到他真是一个天才，几乎想把他抱了起来。我很得意的把这情况告诉了很多同志。
我记得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是在他被捕前不久，约当一九三○年的冬天。这一回约定见面的地点，大约是四马路一家书店。他这一回穿的是长袍，是深灰色的。天很冷，他把两手插在西装裤里，里面是套颈的深红羊毛衫。就这样，我们从四马路谈到五马路、六马路，又谈了回来，往返了不少次，我记得总有两小时光景。谈些什么，我已经记不起了，总之，彼此谈的很有兴致，中间还夹着愤慨。一直到两个人都走得很疲乏，才恋恋不舍的分开。
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他了。一直到他被捕后几天，才由他的好友柯涟同志来通知我。柯涟同志那时好像是在江苏省委工作，也曾给我们写过稿。他告诉我，殷夫同志那天由外面回来，看到冯铿同志留条，就按那地址去开会，走进去就被捕了。告诉我，殷夫同志的住处已被捕房找到了，留了人在那里监守。我急急的问他殷夫同志的原稿，他说没有拿出，有好几本诗集，里面有一本完全是为柯涟同志写的。我要柯涟同志通过房东去设法。但结果，没有办法能接近房东，不久捕房就把所有的东西拿走了。而柯涟同志，他的好朋友，也在不久以后，遭受到国民党的逮捕，被枪杀了。
殷夫同志牺牲的日子，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他生于一九○九年)。据我当时所听到他们牺牲的情况是这样：他们本关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监狱里，这一晚他们突然被带到后园，逼他们背墙排立，残酷的用机枪向他们进行扫射，他们意识到是牺牲的时候，就英勇的喊着口号倒下去。以后就被埋在预掘的几个坑里。当时什么消息都没有透露出来。
鲁迅先生对殷夫同志他们的牺牲，从“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里，是反映了他极度的愤慨。从回忆里，也可以看到他对殷夫同志的爱护。鲁迅先生爱殷夫同志，爱鲁迅先生的也莫不爱殷夫同志。我们的同志更无一不爱殷夫同志。在鲁迅先生的纪念日子里，来回忆一下殷夫同志，鲁迅先生死而有灵，当也是很欣慰的吧。
我们将永不会忘却鲁迅先生悲愤的诗句，和殷夫同志响亮的预言：
“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
没有刽子手断头台绞得死历史的演递。”
——殷夫《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
一九五六年
(1956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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