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传》，写在一九三二年秋间，算来时间快有半个世纪了。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当时年龄刚过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半内完成的。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笔看来容易，要自己点头认可却比较困难。因为前后二十年，总是把所写作品当成一个学习过程看待，不大在成败得失上注意。这个《自传》的产生却不同一些。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它的动力来源何在。因此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写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到上海交了卷。过不久印成单行本后，却得到些意外好评。部分读者可能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说来，不过是还不过关的一本“顽童自传”而已。书中前一部分学生生活占分量过多。虽着重在反对教“子曰”老塾师顽固而无效果的教育方法，一般读者可能只会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到他们读我作品时，时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后一部分写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所受灾难性挫折和创伤，个人还是不免受到些有形无形限制束缚，不能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当时还以为到再版时，将有机会加以调整补充。事实上一九三三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环境一变，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弃了。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的创作都成了过时陈迹。现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忽然建议重发我的《自传》，我是颇有些犹豫的。时代前进了，我这本《自传》还能给青年读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实令人怀疑。但是这本《自传》确实也说明了一点事实。由此可以明白，一个材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这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作了准备。如今说来，四五十岁生长在大城里的知识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专业同行，也很难有机会读到我过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见到些劫余残本，对于内中反映的旧社会部分现实，也只会当成“新天方夜谈”或“新聊斋志异”看待。只有少数中的少数，真正打算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对他们或许还有点滴用处。因为借此作为线索，才可望深一层明白我一九二五年“良友”印的《习作选题记》、《边城题记》，一九四七年印的《长河引言》及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小说选题记》中对于写作的意图和理想，以及尊重实践、言简意深的含义。再用来和我作品互相对照，得到的理解，必将比前人认识明确、深刻而具体。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发表，并作了些补充、修改和校订。
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文自传》)
赏析一个饱受磨难的老人，当他获得了新生活以后将以怎样的态度向过去告别?是愤怒地控诉过去?是满腹委屈地倾诉积怨?还是乐观地歌咏未来?他有权选择任何一种方式。但这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适合于沈从文，尽管他在新中国被迫搁笔20余年，其间又夹杂着肉体和灵魂的折磨，重获自由后他却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及自己的委屈，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冷静而又淡淡地描述、回忆着过去，似乎这一切和他相距很遥远。有时，我们把这种文章称作“老到的文体”，上面这篇《<从文自传>附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章写于1980年，是现代文学许多被尘封已久的老作家重见天日的年代。在这以前作者遭受了太多的坎坷，但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借为自传写附记的机会为自己鸣冤叫屈，这一切似乎和作者无关，他只是平白而又不带感情地叙述和自传有关的前前后后，让我们宛如看到一个老人娓娓地和我们讲着故事。故事虽遥远却让我们感到亲切，没有任何虚假造作的痕迹，让人读来感到贴切而又富有余味，试想在作者这恬静、平淡的文字叙述背后蕴藏着作家多少辛酸的历史啊!但作者却冷冷地叙述着这一切。
这一切都和沈从文对“生命”及“文学”的理解有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不足两千字的文章中作者两次提及“生命”，而沈从文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是别有深意的。一本自传有可能写成生活的流水帐，但作者关注的是“生命”的发展。在他眼中“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等“动物性”行为，而“生命”则是“超越习惯心理和眼光”，有着纯朴人性、对自己的命运有着自我认识和自我驾驭能力的最高存在形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当生活陷于完全绝望的时候，他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地工作，才能在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中，接受对生命具有启发性的教育。和自然的贴近使作者纯朴、亲切，在这短短的附记中还为“自传”曾受到有形无形的限制而感到惋惜，可见作者对“天然去雕饰”这一风格的看重。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使作者性格坚强、心胸豁达、富有理智，因此对一些和自己息息相关的痛苦也是那么超然。作者非常清楚“作家”的职责，证明一个作家价值的是他的作品，而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简而言之，作品一旦完成，作品将证明自身的价值，而作家只需沉默。至此，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和另一种存在形式相对抗，作家那出色的艺术表达方式成为对一切不公正的待遇所造成的威胁的回答，作家没有必要再声明、抗辩，因为作品已替他做了严正的答辩。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平静、超然地叙述一切的原因已十分明了。艺术家的自信使作家同意重刊《从文自传》，《<从文自传>附记》也有了双重价值：它既是作家生命意识的投影，又是在为研究者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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